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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8日，在国务院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在自贸港的推进建设过程中，不允许在意识形态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搞黄赌毒。
会后，当记者问起海南未来是否会发展赛马业时，刘赐贵直截了当回应：“没有”。
2018年10月18日，刘赐贵就在《海南日报》上刊发讲话：“网上有的议论要开赌场、搞博彩、放开跑马，或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搞全盘私有制，这些都是脱离国情和实际的，是决不允许的。”
虽然如此，国内对赛马的热情却难以冷却。
刘赐贵发表讲话后，依然有一些高校学者在继续探讨海南赛马产业的发展前途。内地仍在运行的一些赛马场，也在通过抽奖等擦边球来代替马彩，吸引游客观众。
有人坚持认为，这可能只是刘书记的个人意见。
等刘书记离任后，海南赛马业或许还有转机。毕竟，海南可是经济特区+自贸区，之前还有过试点博彩的先例。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确实好赌啊。很多人坚信，与其把白花花的银子白白送到澳门去国外去，为什么不留在祖国怀抱里，用以刺激已现颓势的经济呢？
事实上，在自贸港提出之初，海南方面对于博彩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对于自贸港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可以干一些其他省份不能干的事，赚快钱赚大钱，比如以博彩为核心发展服务业。
当时，有不少人还进京活动，希望给以海南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甚至包括高于其他省份的地方立法权。
而这群人中，不仅仅包括是海南方面，水面之下冰山重重。
在我国开放彩票后，似乎赛马的“社会负面影响”最小，因此，要求开放赛马博彩的声音越来越多。
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虽然刘书记说了“没有”，可2018年4月出台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还是明确了要鼓励发展赛马等运动。
这背后的博弈耐人寻味。
一个海南，还是一个远离大陆，天然就有一定隔离性的海岛，围绕博彩业，发展房地产业、酒店业、旅游业，将诞生多少巨富？
而这些巨富，若是在与海岛融为一体后继续向上延伸影响力，又会有多少想象空间？
难怪，当时该深改方案的发布让外界对海南重启赛马运动、发行马彩信心大增，让海南掀起了“赛马热”。当时，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数十家“赛马”相关的公司迅速登记注册，更有个别公司“借马圈地”拉升市值，引发深交所多次问询。
资本对赛马的极度热情可见一斑。
也无怪乎，反对博彩的刘书记，从甫一就任开始，就有各种谣言传他要“走人”，他“妨碍”了多少人的财路。
虽然海南省的态度时晴时雨，让这些资本的“赛马梦”暧昧不清，但是纵观我国赛马发展史，还是让追逐赛马的资本留下一丝希冀。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广州赛马会应运而生。海南省计划厅批准“海南省赛马娱乐中心”立项。
可是同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坚决制止赛马博彩等赌博性质活动的通知》，“海南省赛马娱乐中心”项目更名为“海南国际体育村”。
反复很快又发生了。1994年，广州得到中央批准，按照香港模式开始试行赛马博彩，并开始带动国内赛马业的迅猛发展。
彼时，正是广州赛马场最火爆的时候。一场赛马比赛的投注额可以高达1000多万人民币，每个赛马日都有上万人参与。
广州赛马场旧照
1998年中国水灾，广州赛马会捐出1000万元善款，创下当时全国捐款纪录，刷新人们对马彩的认知。
在发达国家，一匹赛马的养育成本超过10万美元，而马彩，就是激发人们对赛马兴趣的关键，是赛马业发展的火车头。
不过，这番繁荣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2000年，中纪委、监察部对全国赛马场进行监督检查，关停了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场。包括北京、宁波、福州、大连、上海等多个计划或已经建起的赛马项目、赛马场全部叫停。
2002年，公安部、国家旅游局、体育总局、工商总局、财政部五部委联合发布通知，禁止经营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活动。
然而，从2004年起，湖北的政协委员们却又连续三年提交在武汉试发“竞猜型赛马彩票”提案，并在2005年8月成立国内首个竞赛性赛马研究课题组，挂靠在了湖北社科院名下。
即使到了2014年，湖北仍没放弃这领域的热情
当然，等待他们的只有迎头而下的又一盆冷水。
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再次下发《关于严厉查处博彩性赛马活动的通知》文件：
……
博彩性赛马活动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管理，严重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法律严厉禁止的赌博活动。各级公安、监察、工商、体育、旅游部门，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博彩性赛马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切实将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上来，坚决反对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博彩性赛马活动。”
尽管这些年来不断有人为此奔走呼吁，甚至提请全国人大，赛马博彩终究还是陷入低谷。
也因此，海南的那篇指导意见才让博彩资本们如此心痒，甚至觉得朝阳已至。
毕竟从历史来看，政策的摇摆是有周期的，只要提前做好准备，“聪明钱”们照样能赚得盆满钵满。
而迷离海雾中的椰岛海南，究竟是否能让他们如愿呢？
相比于赛马遇到的坎坷，彩票的繁荣倒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注脚之一。
说到彩票，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崔乃夫。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之父”崔乃夫出席刘德华的捐款仪式
1986年春天，国家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与时任总理在三峡地区考察。晚饭后散步之时，崔乃夫向总理反映民政工作资金困难，希望国务院能给民政部多拨一些经费。当问资金缺口有多大时，崔乃夫早有准备：“每年大约20个亿。”
在当时，20亿相当于北京市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这显然是个天文数字。有了这个铺垫，崔乃夫遂向总理提出，发行彩票，把那些富裕些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总理的共鸣，于是他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然后，就是那关键的一问：
“苏联、东欧搞吗？”
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然后，总理点头了。
崔乃夫回京后，安排考察团前往苏联和东欧，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
旧货网站上的各种苏联彩票
1986年8月，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随后通过了政治局的审批。
万事俱备时，上方又指示：不要以民政部的名义发行彩票，可以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操作。
于是，民政部组织筹建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并聘请了赵朴初、程子华等为中募委名誉主任。
中国民进创始人之一、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前）在寺院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福利彩票，崔乃夫还做了许多民政与社会建设的开创性工作，其中包括成立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彩票分野为了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而福利彩票又分乐透型、数字型、即开型、基诺型、视频型等等。
这其中的主流玩法有两种，一种以我们熟知的“双色球”为主（在街边花两块钱，随机选出7个号码），另一种则是在彩票机器上进行“连环夺宝”等游戏来兑奖的电子视频彩票。
而后者这种新型游戏彩票，却因为成瘾性强等原因造成许多恶劣影响，被人称为“合法的赌博机”。
原则上国家应该限制彩票玩法的赌博性，增强其随机性、娱乐性和公益性，控制中奖率和返奖率，让彩民从主观上充分认识到彩票的随机性之强，自身中大奖的几率之小，引导其娱乐购彩。
然而，这一切是否都能如愿？
2020年初， 一位名为景雨墨的90后UP主发布了一则视频，实名质疑视频型即开类彩票机“中福在线”，及其运营的叫做“连环夺宝”的彩票游戏涉嫌赌博，致使很多人上瘾，损失大量钱财。
B站视频截图
而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曾质疑过这种视频型即开类彩票，形似“老虎机”。
2013年时，山东《生活日报》撰写系列报道质疑“中福在线涉赌”。
但中国各级福彩管理中心并不认同这种指控。
他们的理由是，“中福在线”是以“公益”为目的，而且管理“规范”、“很难作假”，更是经中国福彩中心和政府批准，是合法的，不同于服务于私利、可以随时作假的“老虎机”。
甚至2012年，财政部还多次批准扩大了“中福在线”的“连环夺宝”等游戏的“试点销售范围”。
不过，风云开始逆转。
2015年5月1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公开发表《福彩曝黑幕—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的报道，披露“中福在线”即开型福利彩票已由名义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暗变”为高管贺文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
该调查认为，“过去12年里，中福在线总销售额超过1300亿元。贺文通过中彩在线获得27亿元的收入，而代表国家的福彩中心仅仅获得18亿元。”
贺文
贺文还被指利用职权隐瞒监管部门向“关联方”暗存利益输送，涉及金额数十亿元。
文章发表后，民政府腐败窝案持续发酵，进入了大众视野。
2017年初起，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原副部长窦玉沛、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原组长曲淑辉等相继“落马”。
关键人员被处分了，阻力终于开始减轻了。
2019年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为规范彩票市场，加强了对高频快开游戏、竞猜游戏的监管。互联网售彩早已遭到了禁止，福彩腐败窝案又为中国彩票业来了一记重锤。
2020年3月20日，财政部审批通过“中福在线” 7款视频型游戏彩票的停售申请。
同年，彩票销量十年内首次负增长。
虽然在另一方面，彩票的收入在衰退，但专项用于民政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预算额度却在增加，重点用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福利设施和特殊困难群体的项目上。
只是，这种通过操纵人们赌性，进行财富转移的方式，正义吗？
除了赛马博彩外，这些年甚至有人会认为海南会开放赌场，并以越南、朝鲜、老挝的赌场为例，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开放赌场刺激旅游和经济的障碍。
在我国，各色彩票已经存在多年，赛马博彩政策也许仍有博弈空间，但对赌场则是百分之百零容忍。
国人历来好赌，且因为社会阶层流动迅速，每个人身边都有靠“赌”上位的成功者，更加大了许多人的风险偏好。
且泛滥的“地下”私彩、网络赌博已经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若开放赌场，毋庸置疑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
1、回笼流入境外的赌资。亚洲国家在我国周边开设了200多家赌场，形成了一个“环中国博彩包围圈”。中国赌客是他们的目标人群，每年我国因赌博流出的资金高达数千亿。在我国开放博彩后，能有效回笼部分资金，肥水不流外人田。
2、发展官方马彩有利于打击私彩。吸引国内地下私彩及赌博资金回流至正规渠道，为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做出贡献。
3、开放博彩如赛马博彩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赛马融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综合文化、体育、竞技、休闲于一体。上游以马匹为中心，涉及马匹的饲养、训练、比赛、马场建设、文化衍生品；中下游以赛马赛事为核心，涉及赛事运营、主题旅游、配套地产、马彩等衍生产业。
武汉赛马彩票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曾表示：中国内地如经营马彩，每年将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上缴税收400亿元，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
4、赛马运动及背后的马彩能够极大吸引和留存国内外游客，为当地经济注入强大动力。譬如海南，每年旅客人数是泰国的零头，原因就是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尚未达到国际化标准，缺乏吸引境外旅客的旅游项目。
这几个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博彩就直接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财富分配方式。
其次，由于博彩行业存在“客源地矛盾”：客源地的资金流入设赌地，却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反而要承担因博彩带来的社会成本。
因此，当海南开放赛马后，内地省份为避免赌资外流，会不可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式的博弈，竞相尝试赛马博彩的开放。
而当“一国两制”中的两种制度都将马彩合法化后，我国其他省份开放赛马就没有了意识形态的负担。当博彩第二阶段的赛马开放后，我们离第三阶段的赌场也就不远了。
开放博彩业会导致产业单一化，就业结构失衡。横向观察发现，博彩业从业人员薪酬要比其他行业优厚，博彩业一旦落地，相关从业人员会大幅增加。
加上资本为了追逐利益，会一股脑涌向能产生快钱的博彩业及其周边产业，造成其他产业的萎缩。如果将博彩业对其他行业发展的影响考虑进来，博彩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贡献就变得很小。
以澳门为例，博彩业发展，大量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纷纷向博彩企业进军，造成中小企业的衰败。这样的结果于国家对海南的战略规划无益。
辉煌的澳门威尼斯人
并且，在财政收入、经济发展、就业、博彩竞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博彩一旦放开，会在游戏品种、渠道、营销等方面得到全面扩展，从而使社会民众参与和接触博彩的机会大幅增加。
从社会整体水平看，博彩机会越多，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比如青少年教育冲击问题和病态赌徒问题。博彩即使能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也不能覆盖带来的庞大的治理成本。
而且，围绕赌必然会诞生一个庞大的暗势力，比如帮派、社团，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样一个王国和海岛相结合，带来的冲击将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威尼斯人的“天空”也是人造的，为了让客人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最后，博彩开放程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现代旅游业、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海南可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展其他特色旅游产业集群与现代服务业。
尽管过程会有些曲折，没有博彩业见效快，但长期来看，对海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非此不可。
而开放博彩，虽然对海南或许有短期的小利，但对整个国家，则是大害。而风气一坏，想扶正就可难了。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妥协。靠博彩养不活14亿中国人。
也正是因为中央的初心和定力，各地蠢蠢欲动的博彩业才会一再被压制。
其实中央对彩票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小小一个博彩入门级的彩票机，都经历过各种坎坷的政策摇摆，比它更甚一层次的赛马博彩和赌场，目前是想都别想了。
更为关键的是，中央之所以将海南建设成为自贸港，也是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要在未来让海南成为中国巩固南海、眺望远洋的桥头堡，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如果被博彩业渗透，社会风气被腐蚀、境外势力渗透、关键产业发展受阻，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海南，更是全国大局。
有些更在意自己的前途和局部利益，而有的则更在意整体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层级、不同位置，对于利弊的权衡是截然不同的。
就像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考中，一些西方国家把经济利益放在了首位，而我们把人民的安全健康放在了首位。
中央对彩票的压制，对海南赛马的叫停，对各种形式赌博的严打，放弃它们带来的短期收益，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体现，更是对中国全局利益的坚持。
这，就是一脉相承。
在前进的路上，总有些看上去甜美的果子。但是天底下哪有容易的事，容易的事做多了，就做不了复杂的事了。
而中国的崛起，正是一场以百年计算的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
坚持以人为本的高水平开放和国际化才是我们的目标，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造福海南人民，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
我们舍易求难，正是因为我们目标无比远大。
我们的征途是浩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