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的原话。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记者会上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个方案，即用15-30颗原子弹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
到了1952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下令，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岛。
「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
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约里奥·居里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钱三强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一场国际大会。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好打破封锁。运送回国，总估算在20万美元。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这番经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在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等人想参观核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但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给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也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
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三番叮嘱：「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他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
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便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还要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为了不给中国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在毛泽东看来，核反应堆也算数，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前有杜鲁门，后有艾森豪威尔，动辄以原子弹做威胁，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要有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但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
西花厅长谈后，第二天，钱三强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会议桌上，放了一块铀矿石料，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矿石，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当把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亲自上前做实验，同样现象再次发生，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气氛活跃起来。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后，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
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陈叔通手里。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因此，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受尽精神折磨，美国人想摧垮他的意志，好放弃回国的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并进行驱逐，但同时又仍不允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
毛泽东的评价是：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为此，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资料。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周恩来当机立断：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始终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保持着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等情况成熟后，再来谈其它。
也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只能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制服政治对手后，急切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立即同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尽管在谈判中，苏联还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热情。
苏方代表团团长、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不ok了，还是换更新的型号吧。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聂荣臻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开会时强调：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研究和生产原子弹、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当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助我们在前。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
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不能半点含糊。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彭德怀更是愤怒：「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也表态：「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继续表示：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且必须在中国建。
毛泽东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就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
他严厉地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中苏两国的关系蒙上了重重阴影。
为了接受苏联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虽然不明白这份工作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怎样变化，他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而且整个人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夫人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许鹿希挺茫然，她还猜测是不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不然怎么都不能说？
他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弹，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这些他很清楚。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还要兼顾事业，身上压着许多重担。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之后，他正式进入九局，担任理论部主任，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但当时条件极差，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而且还是俄文版，他们只能手刻蜡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个盹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
第二次，是关于他的年迈母亲，备受哮喘病折磨，在体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以至于拖到病情加重。
实际上，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就明显减少，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整个人沉默寡言。
因为原子弹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总有间谍善于分析，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有严格规定，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态度和蔼，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也有的专家，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十分友善
有的专家则态度恶劣，在讲课时，会强调「不允许做记录，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就会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会后一定要收回来。
当时听讲的宋任穷部长有些不高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由我负责。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专家，此人到九局后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极。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其他问题则一概不谈，被大家称为「哑巴和尚」。
他一个个找技术骨干谈话，分别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要他们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逼着哑巴开口，不断挤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一律是万金油回复：「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
刘长禄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气道：「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哑巴和尚」还列出上百个专业的书籍，其中甚至有关于养花的书。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和尚回复：「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资料，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迟迟没有兑现。
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枚原子弹样品被组装起来，一直放在车站，随时准备送往中国。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整理，但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门作用，对具体如何研制原子弹，基本没有涉及。
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
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就开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过去，苏方索要的是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从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如果中国不听话。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知耻后勇下，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语气冰冷：「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不卑不亢：「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宋任穷召开了党组会议：「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还撂下一句话：「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尽管专家临走时，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领导要邓稼先整理，经过拼凑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完全没用。
此外，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烂尾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时间。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迎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
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心不吃肉了，中央领导人全部戒荤。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有再大困难，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不能靠突击。
住在医院治病的聂荣臻，想出一个临时应急主意，以元帅身份向军队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各军区则调些猪、羊、牛肉，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食油、水果来支援科学家，再三表示：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
陈毅也发起号召：「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聂荣臻发出指示：「募捐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有时候开完会，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馒头，不停地动员大家吃：「这样的饭菜，又经济，有热量，营养又好，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或者干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员去宴会厅开会，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还要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有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竟忘了喝。
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都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是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宋任穷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只能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
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一刻都不能停留。
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大家饿得狠，也没野菜来煮汤充饥，组里不少人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
王淦昌只能这样勉励组员：「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射了许多间谍卫星，并且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胶片，得到了国内的许多清晰照片。
当时中央获悉，美国会采用手段破坏兰州的核燃料工厂，便准备了两个对策，一个是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个是加速兰州厂建设，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即使被炸毁，也得到足够的核燃料。
当时大家都很谨慎，那年，有一种外号叫「黑寡妇」的美制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2.2万米，可以无所顾忌、长驱直入中国腹地罗布泊，具有打击核基地的能力。
当时只有苏联产的「萨姆2」导弹，才能打中黑寡妇，但中苏已经交恶，所以中国只能加快自制导弹的工作进程。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
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的基地建设，是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是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张爱萍知道那里环境艰苦，便作了10分钟的动员报告，激情澎湃，充满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过。那里一片茫茫，人迹罕至。这个地方苦不苦？当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适应，影响研制原子弹，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过，也绝对不是像王维所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一个人也见不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1958年，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经进驻那里，建设核试验基地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准备欢迎你们呢！他们已经为你们建了宿舍和实验室，你们现在去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去的时候好多了！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们表示：我愿当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确实，解放军工程兵初到戈壁滩时，条件更为艰苦，就连李觉将军也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用土木围墙，没有暖气。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为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很多蚊子，在杯里有厚厚的一层，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经过了三四年建设，工程兵部队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环境，终于在荒凉地带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了地窝棚，让科技人员住进暖楼，让人敬佩。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条约公布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公开讲，必须对富有野心的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遵守条约规定，并且采取措施，从各种渠道阻止中国得到一切有关核武器的技术。」
周恩来又说：「主席，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英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性核试验的权利被剥夺了。」
周恩来摇头：「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只能在大气层进行。」
毛泽东有点生气：「欺人太甚！三家条约，想让我们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发表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原子弹哪怕100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已经做出作战部署，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试图将实验设备和人员全部抹去。
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战略导弹，作战半径覆盖中国大部分区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点城市，而苏联对此保持默认。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下达了「起爆」命令。
顿时，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装配开始前，张爱萍看望了全体装配人员，语气感慨：「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你们要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它呀！」
装配人员走向各自岗位，紧张有序地开始对原子弹进行总装。
原子弹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总统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原则上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让中国共产党在核方面绝育。」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国动手的迹象很多，他们对我们情况大体是掌握的，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搞出来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还要仔细研究。
会后，周恩来立即面见毛泽东，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作了汇报。
「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响嘛！」
于是，中央最终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警卫规格。
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
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射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
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
多数人一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时，才突然欢呼雀跃。
他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
他们跳跃着，眼泪全都流了出来，互相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张爱萍拿起专线电话，连接着几千里之外，声音有些颤抖：「报告总理，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这时，防化兵已经测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数据，确认了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也很激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员问聂荣臻：「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消息呢？」
聂荣臻笑着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
到晚上开庆祝酒会时，大家敬酒喝酒啊，兴奋得很。连平时不大喝酒的朱光亚也喝得步履蹒跚，走路都让人扶着。朱光亚看了后说，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没吃饭，没睡好，累的，所以他让邓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在那儿玩啊闹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兴啊，久久郁积在心中的盼望、紧张、辛劳，随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释放出来了，都轻松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
谁也没料到，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消息太过震惊，以至于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惊愕，接着便是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怎么示意大家安静，欢呼声都没有消停。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
因为根据云尘的分析检测，他们确认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而且采用先进的內爆型，在设计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美国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温表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表态说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
10月18日晚，约翰逊在全国电视演讲中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我们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将保持这种优势。」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香港《晨报》则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得更加干脆痛快：「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中国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5日让赫鲁晓夫下台，一颗是16日的原子弹爆炸。
这颗炸弹是心理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它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增加了威信。亚洲那些依附它的人会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国人，将更加害怕它。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
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这次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急忙赶到酒泉基地，虽然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仍然镇定地给大家打气：「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这次失败，也让他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沿用至今。
改进后的「东方二号」导弹，再也没有出现事故，成功发射。
经过周密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核导弹如果失误，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主持会议，下达了命令：「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周到细致，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各个角落的「枪」。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报道中这样写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了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
不久之后，毛泽东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于是，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要研究热核燃烧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时，我国只有一台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十几个小时，于敏和全组科研人员耗费四年时间，才将氢弹理论涉及趋于完善。
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人民拿着「号外」，在田野里大声朗读，满是喜悦和激动。
而这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
法国戴高乐总统，直接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叫到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让中国抢在前面了。
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同年，钱学森研制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成型，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妇」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直接被「红旗二号」击落。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这一天，周恩来三次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问道：「一周时间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总理在督促工作，但据后来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知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展开核打击，奉命征求美国的意见。
基辛格十分震惊：「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这是他刚接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回绝了苏联，并且想办法告知中国。
因为在当时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需要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报道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判断，如果苏联动手，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为以防万一，应取消国庆节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也不要在天安门城楼亮相。
毛泽东听后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毛泽东又说：「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一周后，也就是9月29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空爆试验。
两次核试验后，中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保持着沉默。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
最终，苏联没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场核危机随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等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周恩来发现后，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两弹一星元勋，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数光芒，也因为岁月流逝，最终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
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了一个军礼。
而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由于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缩，甚至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大夫按照测试流程，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这时，钱学森知道大夫在怀疑他的思维能力，竟拿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他比普通人还要普通。」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由于年经月久，十分得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
1985年，在许多人劝说下，他才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但全年开不了几次。
他说：「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学院专门建了几栋新楼，供老科学家居住，只是钱三强夫妻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在工作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
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因为两人平时穿戴普通，说话又不摆谱，经常被世俗眼光误解。
有一年冬天，他们一起到西单菜市场买菜，正选购冬笋时，被女售货员用不屑的口气指责：「老太太，这是冬笋，很贵的！你要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小数点啊。」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过步伐，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永不疲劳。
他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到辐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
当时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核弹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被陈彬将军阻挡：「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到了事故区边缘，他从汽车下来，并且大声阻拦一行人：「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如果把这句话完整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决然不顾钚对人体的伤害。
他弯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扫视，边走边找。
随后，他拖着疲惫步伐，向吉普车走去，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邓稼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但这一次，他邀请赵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没有任何悬念，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脏受损。
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去疗养院治疗，仍然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更快，头直接发白，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行，思维变得迟钝，工作重担下，他越加疲惫。
有一次，他和许鹿希到颐和园，准备看菊花展览，但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了。
园内，此时的晚霞斜挂西山，他们一同漫步在后山小路上，步子逐渐慢了下来。
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觉得有些累了，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斜阳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
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汇报工作。
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随后，他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查完后，认为是恶性肿瘤，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邓稼先急忙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
医生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认真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六天后，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张爱萍急忙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了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个小时，手术结束，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林巴结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变硬，已经到了晚期（许鹿希曾任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一段时间化疗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这时，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须抢时间，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几个核大国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达到了实验室模拟地步，也就是无需再做核爆，并且他们想用核禁试来封住别国，保住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邓稼先敏锐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后，他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杂志、资料和剪报，请来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议书。
不久，他再度住院，开始做化疗，往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
1986年3月14日，他在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那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件大事了结，他开始干另一件事，那就是写那本预计80万字的大部头书，内容是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
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本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带到病房里。
但医院有规定，桌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衣服作为防护墙。
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护士不怎么进病房，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时回想起来，他自己也忍不住发笑。
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但医生的手术刀已经达不到要害之处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汗流不止，「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完后，他努力翻身。
最后，他握着友人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疼痛减轻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
他胸中还有许多抱负，一口气说了很多计划：「我对规范场很感兴趣，想把场论的书写出来，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护照顾。
一天晚上，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他睡得很死。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怒斥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
老邓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在和杨振宁合影时，邓稼先嘴角还有一丝没有擦掉的血迹。
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奖章和证书。
邓稼先提前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他一贯的真实看法：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邓稼先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本书，叫《基本粒子物理的规范理论》，但他的病已经很重，没精力去跑书店，便告诉侄子葛孟曾：「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把这本书买到。」
葛孟曾知道表叔爱书急切，他一有空就到书店打听，但始终没有买到，每次他带着遗憾的心情到医院探望表叔时，心里就很忐忑不，怕看到表叔失望的表情。
每次他硬着头皮进到病房，表叔总是抱着希望急切地问：「那本书买到了吗？」
他已年届半百，却顾不得疲劳，拼命挤车，想尽快把这个喜悦带给表叔，想看一眼表叔拿到书那一瞬间的满意笑容。
他疾步赶到了病房外边，但病房门大开着，里面的人很多，没有说话声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无憾，是因为他这辈子为我国一代代的核武器研制，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哪怕生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哪怕生前仍然承受了不少诋毁，这一刻，他可以安心闭眼了。
这群老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饿着肚子埋头苦干，用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屋檐，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让防空洞成为一种摆设，让百姓出门无需提心吊胆。
为了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里，不必再成为被敬仰的英雄伟人，可以只当一名普通人，健康平淡地过一辈子，可以从小接触诗歌美术音乐，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理想，可以成为一位正直有善心的人，可以有无数选择，可以有无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