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超越中国的原因归结到学习西方这一点上。但是在我看来，学习西方并不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而更像是明治维新的结果。
清初，以清理江南积欠税款的名义，清庭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抗欠赋税的士绅全部登记造册，共牵涉士绅13000余人，让这一万多人补交赋税、革除功名，乃至直接入监。
探花欠了叶方霭欠了一文钱的税没交，直接被革除功名，留下一个“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典故，这就是江南奏销案。
为什么他们在明朝能欠税，在清朝不能欠税呢？是明朝仁慈，清朝残暴吗？并不是谁好谁坏，而是时代变了。
在明末的时候，欠税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利益集团，上至宰辅，下至胥吏，几乎没有人干净。
谁敢搞清欠，居上者，被同僚排挤，言官围攻，落一个奸佞的骂名。居下者，往往被士绅支持下的百姓直接殴打，落一个走狗的头衔，运气不好，还可能直接被打死。
为什么到了清朝，就能搞清欠了呢？难道“八旗子弟”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怎么可能呢？真正的原因，是利益集团洗牌后，新的利益集团还没有跟江南地主建立紧密的联系，没有利益瓜葛，下手自然毫不留情。
又因为集团内跟江南尚没有密切利益关系的人是多数，缺乏利益纽带，更不怕收到集团内的排挤和报复。
两百年后，面对着日益亏空的财政，慈禧还能用类似的办法吗？真敢用的话，怕是第二天曾剃头就得要驱逐鞑虏了。
就像美国当年造反的时候，可以给人扣个效忠派的帽子，直接没收财产；但现在却对基金会避税束手无策一样。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因为不抠字眼的话，他就是一场改朝换代。是倒幕之后，上层统治集团完成了更替，原有体制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被打破，大量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
明治维新是一次改朝换代后的建制运动，而不是一个衰老政权的改良运动。
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政治传统，不能说没换皇帝就不是改朝换代。别忘了，明治时期，可也是有萨长幕府的雅号的。
举个例子，明治地租法有一个重要内容，即重新丈量全国耕地，确定税基。而在农业时代，重新丈量耕地，是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的，是大多数走过开国期的政权想做而做不得的事。
试图重新丈量耕地的人，如王安石，刘瑾，张居正，是什么下场，一个千古奸臣，一个被凌迟，一个死后被抄家。中国如此，日本亦如此。
享保年间，德川幕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检地，离1872年明治丈量土地，已经过去了150多年。
这150年间，隐瞒了多少耕地？这一次丈量，又多出了多少收入呢？
明治五年时，土地税占收入四成。明治十年时，占收入九成。可以说，如果没有重新丈量土地得到的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明治维新必将失败。
而重新丈量土地，与是否学习西方没有关系，而是倒幕后利益集团更替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新幕府，都会进行的。
而比丈量耕地更难的，是国家的统一与集权。日本的统一与结果，同样不是维新的结果，而是维新的前提。
1843年，幕府试图没收江户周边10里内的大名土地，结果都不需要大名造反，主持持事的幕府大老水野忠邦顿时众叛亲离，黑料满天飞，被迫下野。
为什么短短26年后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一纸政令，就能推行成功呢？是大名们觉悟变高了吗？
也许是吧，毕竟觉悟低的大名，都在鸟羽—伏见，长冈和会津的战场上，觉悟变高了呢。
每个政权，随着政权的运行，都会产生大量冗员，不仅占用大量社会资源，还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谁也动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来自这个系统之内，很难摆脱这个系统的影响。
一个长期的政权，总是会养很多已经不符合国家需要的低效和无效部门。
比如说现在的大英，国防部雇员比英军多，将军比坦克多。一年几百亿磅军费，海军没有导弹用，陆军没有坦克用。
毕竟，一般而言，减员增效的结果，是裁员总是裁掉干活的，留下管事的，然后效率更低。
德川幕府后期同样如此，幕末和明治初年，全国武士一年年奉2000万日元，跟八旗1500万两的开支差不多。
为什么明治政府敢下废刀令，不发这份工资呢？因为倒幕和废藩置县之后，武士阶级的代言人和指挥者，将军与藩主，已经被连拉带打收拾老实了。
武士阶级缺乏支持，也无法统一行动，即使是西乡隆盛，也只能在西南拉起万把人。但要是慈禧敢这样搞，怕是第二天就可以被他儿子请到瀛台去住了。
改朝换代之后一段时间内，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较大范围更替的情况下，利益捆绑较为薄弱，施政较少掣肘。
利益集团规模尚未膨胀，可以调动的资源更多，层级间的损耗更少。阶级固化打破，新上位的利益集团人员素质较高，执政与执行能力强。
这一切，都导致行政效率的提高，能干很多前朝干不了的事，这种新朝红利，是一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
不信还是看看日本，盘根错节的派阀，财阀形成之后的昭和年间。同样是日本人，怎么明治年间能维新，昭和年间就啥也改不了了呢？
现在，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丈量土地，没有废藩置县，没有废刀令。明治维新能成功吗？近代日本的启动资金，是来自学习西方，还是改朝换代？
没有这些启动资本，1894年的日本，不要说跟北洋打了，能打过南洋水师吗？
至于学习西方，重要的不是思想，而是条件。因为一个政权大规模对外学习这一行为，本身就会伤害大量利益集团的利益。
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比如何学习更为重要。就拿中体西用思想来说，如果不搞中体西用，科举靠圣人之道进行选拔的合法性就没有了，这种废科举，大清恐怕立刻亡国。
倒幕后改朝换代，各种百万漕工影响力大减，国家机器本来就要建构，而不是在旧有国家机器上的改革。
因为旧有国家机器下虽然仍然在过渡时期存在，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失去影响力，他们既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与新的统治集团间的利益捆绑还尚未建立，堪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这种在一张白纸上的建构，远不是清末的时局可比的，即使不出于对外学习的目的，新朝建构也是能带来极大的效率提升的。
比如说，真要论修园子，慈禧跟明治日本比其实也比不过。比紫禁城还大的明治皇居，建成时间是1888年。
一块红砖二两银子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生徒馆，建成时间是1893年。海军省，法务省，大审院在霞关的大楼，更是1894年建成的。
特权之士，不可一世，财阀之势，穷奢极欲。也不全是昭和年间的毛病。但是耐不住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就是有钱啊。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范畴之内的事。日本真正跟洋务运动对应的事件，是幕末改革。而幕末改革，不也是十分的不成功吗？
老实说，以新朝建制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明治维新谈不上特别的成功。短短几十年后，新的利益集团就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在改朝红利和两次战胜红利的加持下，到头来还是政权脑瘫，军队脑残。特权之士，不可一世。财阀之势，穷奢极欲。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作一团。
最终，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最大的动机，避免最终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命运，仍然降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东亚现代化的鼻祖，如何辩证的看待明治维新，是值得所有东亚人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 北美奴隶主种族灭绝反人类匪帮，必须被毁灭，入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