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飞刀
奥斯卡奖特别偏好政治题材，或者有政治背景的电影，是件人所共知的事情。
但当刀哥看到今年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5部电影名单时，还是吃了一惊。
这政治题材比例未免也太高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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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波兰，背景是冷战。
《无主之作》，德国，背景是纳粹、东德。
《罗马》，墨西哥，背景是1968年墨西哥大屠杀。
《迦百农》，黎巴嫩，叙利亚难民，背景不说大家也懂。
就连最跟政治扯不上关系的《小偷家族》，也因揭露“失去三十年”中日本社会的种种幻灭，被右翼斥为“日奸”，赢了戛纳也没收到安倍首相祝贺。
虽然国内常常拿奥斯卡当做国际大奖，能溜一趟红毯的就是“国际李”“国际张”，但奥斯卡本质上是美国本土电影奖，它毫无疑问是美国国内情绪和心态的风向标。
但是，由于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代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外语片，往往又已提前在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上有所斩获，所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某种程度上又是整个西方世界情绪和心态的风向标。
从《冷战》到《小偷家族》，除非你是电影高烧级粉丝，刀哥决不推荐你一口气连看这5部电影。
言而总之因为一个字：丧。
一种跟《流浪地球》截然相反的情绪，一种窒息与无力的丧。
小情绪
有人统计，在所有捧走“小金人”或者获得提名的影片中，几乎有一半都探讨了重要的社会或政治问题。
被选中的影片，绝对不能违背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尤其要“深刻的反映民主价值观”。
对奥斯卡评委来说，一个“好”的背景，比一个“好”的故事重要，电影“说什么”比“怎么说”重要。
但影片中的诉求，又不能以激烈的情绪和语言来表现，是要有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还回去，内心一片祥和的自我救赎态度。
影片可以有激烈的时代背景，但这个背景要虚化。
比如电影《罗马》的背景，是墨西哥右翼政府1968年在中情局帮助下镇压左翼学生、造成数百人伤亡的“特拉特洛尔科事件”。
电影中让女主角意外怀孕又翻脸不认人的渣男费尔明，参加了政府的打手组织“奥林匹克营”，在组织的训练场上，费尔明说他们的教练是美国人，后来又加了个韩国教练，而教练衣服上的logo，很像美国西点军校的校徽。
导演用这样的隐喻和细节，暗示美韩势力对镇压事件的插手。
而留给“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本身的镜头，在电影中不超过3分钟。
所有的大情绪在电影中也应克制。
电影《小偷家族》中，男主角柴田治身为一无所有的“父亲”，给了“捡”来的“儿子”祥太所有的爱。
当事情最终被政府发现，祥太被强制安排收养家庭，一切亲情美梦将化泡影的时候，送祥太上车的柴田治久久追逐着“儿子”不愿离去。导演是枝裕和后来说，本来饰演柴田治的演员追了很久的车，边追还把鞋子追掉了，最后真情流露，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导演把这段戏剪掉了。
因为他不想把强烈的情绪压给观众。
所以，要“首先提供一个最受奥斯卡评委（即西方人）感兴趣的意识形态背景，然后，导演又用温情又克制的电影语言表现这个背景下闪光的人性”。
这就是好莱坞的评委们，通过掌握奖项评判权，向全世界输出的一种小知识分子的小确幸、小情绪、小口味，或者叫它文艺范也可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本届好莱坞的选片很有意思。
德国和日本是传统发达国家，“天堂”般的存在。
波兰差一些，是苏东剧变后的“新欧洲”。
墨西哥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黎巴嫩是“中东火药桶”，与以色列边境、与叙利亚边境长年不安生。
这5个国家，5部影片，恰好构成了当今世界一幅从上到下的图谱。
然而，当黎巴嫩的孩子赞恩，与日本的孩子祥太，同样被父母遗弃，同样没有学上，同样挣扎在街头，同样救不了自己妹妹的时候，天堂已坠，地狱未空，奥斯卡在有意无意间，向世界展现着一幅伊甸园破灭的画面。
《冷战》中，音乐家维克多与伊蕾娜在二战后破败的波兰乡间，寻找散落的民间音乐遗珠，他们把这些民间音乐加以整理，又从全国征集有天分的少男少女组成歌舞团，赴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巡回演出。
在歌舞团中，维克多一眼相中独具天赋，性格热情的金发姑娘祖拉，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但磨难接踵而至。
先是上级要求歌舞团排演相关节目，把人民的歌声献给领袖斯大林。祖拉又对维克多说起，歌舞团经理一直让她监视汇报维克多的动向，而她一直在帮维克多“打掩护”。
维克多终于忍无可忍，利用一次出访东德的机会，他与祖拉约定叛逃西德，在临走的节骨眼上，祖拉犹豫了，苦等不到的维克多无奈一人混过边界，落脚巴黎。
几年以后，已是著名歌唱家的祖拉，利用与意大利人结婚的身份离开波兰，天各东西的两人终于在巴黎相聚。
在奴性和集权的氛围里，被监视、被扭曲的自由灵魂，历经艰难，终于翻越铁幕，在自由的世界中团聚，艺术的天性释放了？历史在此刻终结了？男女主角快乐地奔向未来了？
然而并没有。
为了捧红祖拉，维克多找来诗人和发行商帮忙，然而在接近这些名流的晚会上，女诗人趾高气昂地问祖拉，巴黎的商店、酒吧、饭店、影院，是不是让她很惊讶（大开眼界），这一下刺激了祖拉的民族自尊心。
祖拉这才知道，为了“包装”她，维克多骗法国人说祖拉“亲手杀了父亲”“在克里姆林宫给斯大林跳过舞”，因为法国人喜欢这种故事，巴黎这“都是这么运作的”，他还把一个东欧女孩包装成妓女，把一个玻璃商包装成“流亡贵族”。
这彻底刺激了祖拉，她发现，在波兰得不到的尊严，在法国同样得不到，商品社会的无情与巴黎人的高傲伤害着她，她觉得自己被维克多卖了。她酗酒、跳舞，骗维克多说为了讨好好色的发行商，让他“一晚上X了6次”。维克多崩溃了，而祖拉又跑回了波兰。
《冷战》的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曾苦笑说，虽然身在英国，只有他拍波兰电影的时候，英国人才会关注他。这真是说出了包括米兰·昆德拉在内，一代东欧知识分子的苦闷。
他们既不属于东方，又不属于西方；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过去一无是处，未来也看不到希望。奥斯卡的导演们站在历史的当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历史没有终结？那现在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迦百农》归结于忏悔，《冷战》归结于爱情和避世，《罗马》归结于雇主和佣人的“家人情”，它们都寄希望于抽象的人性，而《小偷家族》连这块最后的遮羞布也要撕碎——毫无血缘关系，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欺凌下走到一起相互取暖的“一家人”，最终被不可抗拒的外力压得稀碎：“奶奶”死了，“妈妈”坐牢，“儿子”被安排收养家庭，“小女儿”被政府带回到那个拿烟头烫她、抛弃她的亲妈身边，独自被反锁在阳台上，等待她心里的“爸爸”归来。
只有把这些电影串联起来审视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奥斯卡的可怕，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电影人，用同样的语调说着诉说着同样的情绪：奥斯卡用它强大的影响力，统一了镜头、统一了叙事、统一了价值观，从而统一了人的情感。
逆风而行的我们
2000年《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之后，国内曾掀起一阵“冲奥”潮，《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这一波潮流的产物。
也别怪当时的导演们崇洋媚外，偏要去赶洋庙会，不是因为利益，没有人会做傻子。
按照惯例，一部电影如果获得奥斯卡提名，其票房至少会增加3000万美元，如果有幸获奖，还可能再增加至少2000万美元。
比如《卧虎藏龙》在获奖之前票房接近1亿美元，获奖后坐上火箭，票房最终达到2.28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电影市场上第一个超过1亿美元票房的外语片。
不仅影片能大卖，一干主创也跟着上了梯子，正是奥斯卡奖，让李安从文艺片导演进化为主流商业片导演，章子怡从“新人”跃身“国际章”，作曲谭盾，艺术指导叶锦添也由此身价倍增。
争着赶洋庙会，也是因为当年那里人多，场子大，戏班子自然也就多了。
但如今已大大不同：
一来，是中国电影市场近十年以来火箭搬的膨胀，已经到了与美国不相上下的位置。
可不要小看这个，也不要冷冷的白一句“全都是泡沫”，票房是支撑电影工业发展的根本。法国、意大利、日本、台湾，那些曾经辉煌的为什么一个个近了黄昏？它们的电影市场太小了，难以抵挡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巨兽，只能以文艺片求存，结果反而是越做越小众，是饮鸩止渴。
二来，是国家走向和人民心气的逆转。
这两年的奥斯卡，无论外语片还是国内片，那种高大上的阳刚之气的白人男主已经消失不见。想象一下，吴京在《战狼2》里快要溢出银幕的荷尔蒙，是怎样让奥斯卡的评委们花容失色。
很有可能，中国电影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拿到“小金人”。
我们或许曾经为之焦急、失望，也许还有人带着得意的冷嘲热讽，但今天我们应该抱有一份坦然。
下周一，所有进入提名阶段的电影将角逐新一届奥斯卡奖。
它们都是好电影，它们也没有那么“好”，在动荡的世界面前，它们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它们只能放大焦虑，却看不到蕴藏在人心中的力量。
让他们哀而不伤去吧，《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之后，中国仍要逆风而行，我们有这种勇气，也要有这种自信。
参考文献：岳兰竹.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评奖策略及启示.山东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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