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铁军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调整是生态文明战略转型。
指导生态文明在经济发展上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是“两山思想”；这种生态化战略下要做的“山水田林湖草沙”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依托的社会载体，只能是以“地缘关系”为资源产权边界的乡村聚落。由此，国家2017年确立的乡村振兴战略就尤其需要与城乡融合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尤其在当前应对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以及美国发起的去中国化、硬脱钩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下，中国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这也与中国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采用的政策体系创新有关。
从总的方向上看，在新冠疫情全球大规模爆发之前，2019年初，中央领导就已经明确提出要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以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那时候也已经提出至少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这些变化说明，在越来越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政策上已经有准备，也有了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大思路。
当我们在这种战略背景下谈及两山理念、土地制度，谈及“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实现带动乡村复兴，就要理解，这些都是丰富了生产力诸要素内涵、并且势必要求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新领域。
所涉及的不仅是多样化的空间生态资源作为新生产资料派生的权属关系形成对“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客观需求，还附着了农村“三生合一（生态、生产、生活合一）”派生的“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合一）”对农民的社会福利的承载，以及其对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治理成本的弱化。
如同1980年代搞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之初，我们就已经提醒政策制定者注意土地的多功能性中包括国家财政没有对广大农民承担的“福利功能”。
到今天尤其不能忘记，生态资源当然不能只作为一个平面要素，而要看做承载着生态化战略转型的空间资源要素，在开发中要体现的原则是“空间正义”而不能增加空间资源开发的“基尼系数”；否则就违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
由于过去不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大量的山水田林湖草都可以纳入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所以，这些业态创新要对应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价值化实现的新的结构性要素。
总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改革也有新的要求，在生态文明战略下其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从一般农业生产力要素变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空间生态资源的载体。
据此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以“三变改革”在农村达到“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制度的政策要求，是要构建承载空间资源要素的制度和组织载体，在空间生态多样化要素中的土地要素本身，又是对集体经济制度创新最根基的承载。
所以，当我们讨论乡村振兴制度创新的时候，首先要从这个生态化视角来重新审视土地制度改革，先要讨论空间生态资源本身内在具有结构性粘连，派生出来的要素多功能性难以分割，然后再据此调整乡村基层的土地制度；同时，还要以符合国内大循环这个新视角延伸出的新制度要求。
发展经验回顾：农业从“三生合一”到被作为“第一产业”
当前我们谈论三农问题要适应生态文明战略，就已不再是简单的讨论农业问题。
我过去常在讲座中问年轻朋友，农业自何时起被当作第一产业？农业是以何种逻辑被作为第一产业来推进产业化的？
“三生合一”是生态、生活、生产，它是一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又需要这样的生产方式来维护。可见，万年农业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赖以持续的文明基础。
和西方的两河流域早期农业不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气候及生产条件都更适宜农业的一个狭窄区域。因为产出丰富，所以它的农业从来都跟积聚于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紧密结合。
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从南到北纵跨五大气候带，而导致了浅表地理资源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东亚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
因此，农业在中国，就是小农村社聚居于一定生态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为了贸易而由奴隶主推行的大规模生产，所以它从来都不是产业，而是与人们定居为社区的生产、生活、生存紧密相连，是人类依水依土而居的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文化。
直到中国被动应对殖民化打击，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立国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导思想的这个时候，农业开始被需要作为一种产业，以这种产业化发展所能够形成的剩余，来支撑这个不可能靠殖民化掠夺去形成剩余的民族工商业，以最终让工业成为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当历届政府都把西式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而不得不把工业的原始积累建基于把农业作为产业的这样一个制度安排的时候，农业才渐次改变为一种产业。
乃至于中国近代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因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改变了传统三农并生、三生合体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派生了农户破产、乡村衰败、流民四起、豪强割据，才演化出来的。
中国的农业本来是一种意志性非常强的人类文化生存方式，但因为气候变化，水来了，必须疏导，于是就有了以水立国的大禹，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从一个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成为了一个政治国家。
黄河从青藏高原出来，水流顺势而下，在向河西走廊跌落下来、接着跃升连接黄土高原的积石山一带形成了几个拐弯，那一带据说是大禹治水最早的水利工程所在地。
然后黄河向上进入西北，再拐个大几字湾，从蒙古高原向晋陕大峡谷弯下来，在接入渭水并且进入中条山和华山阻隔形成的胳膊肘弯到下游平原地带的节点地区，就又是一个治水的关键地带……
总之，由于大禹在这一带大规模调动人力资源疏导洪水下泄，挽救了处于灭顶之灾的农耕部族，这一带后来就成为农业物产相对丰富，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于是大禹建立了对周边动员能力较强的、形制初塑的政治国家——夏朝。
近年来在黄河离开晋陕大峡谷开始向河南拐弯南下的地方，考古发现了当年大禹建立的宫殿议事堂的遗迹。
此外，因以治水需要广泛动员劳动力，领导者必须有德的高度，遂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承，所以中国早期的政治国家还是一个德治社会，而不是千年之后西方因城邦贸易而必须形成契约关系的所谓法治社会。
这个德治社会延续到后来演变成商朝的“无道”，遂有伐无道形成的周朝。改变了从夏代以来的部族分封制，也就是夏往后几百上千年间这么一种多部落联合而成国的联盟形式。
到了周代，家国天下形成，以自己本家族来形成对于新占领部族地区的分封统治。随着家族被分到了某个地方，以地名为国名，于是变成周代本家分封天下的政治格局，而又因其以裂土分封为基础。于是，家国天下就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早期土地制度的原型。
周代延续800年，到晚期气候再度发生变化，冰雪覆盖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遂有战国七雄崛起，那是因为要对付北方民族游牧部落南下，所以这七雄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史称“北方六国”。
如果按照周朝的制度一个诸侯只有家丁没有军队，当然是不可能对付游牧部族全面南下的，于是诸侯就开始以军立国，要成国必须要有军才能对付南下的游牧部落。
同期一个历史现象，就是六国都大致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形成了古代的长城。亦即，六国长城都是沿着农业带的北缘形成的，以抵御游牧部落南下圈地放牧而对农业民族的大肆屠戮。
到秦完成统一、建立了郡县制；然后是汉承秦制。延续几千年的中央政府建立到县级的政治体系。因为不再裂土分封，中央的政府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以赋税来维持中央王权、维持军队的政治体系。
秦汉那个年代完成大一统以后，政治国家的作用与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儒家文化就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气候冷热交替不断作用于南北冲突，变热的时候农耕族群往北推，变冷的时候游牧部族就南下。南下一次几乎就会导致平原地带“万户萧疏鬼唱歌”。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民族必须形成并且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使得地域纵深广大，才能够相对成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来养军护国，保住农耕民族在华北、江淮、两湖等平原地区这种分散定居的村落形态不被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所摧毁。
每当游牧民族南下造成战乱，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家族就得南迁，遂有闽越客家的“陈林半天下”。
总之，农耕作为青藏高原崛起的“亚洲水塔”效应派生的一种人类生存相对进步的定居文化的方式，会随着气候变化造成的族群冲突而从北方中部的平原地带不断南移到南方山区，最终形成了以传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且涵盖面涉及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甚至中南亚等地的地域文化。
至于青藏高原地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隔开了摞掠成性的雅利安人占据的南亚和西亚，又一度被吐蕃控制，所以中华农耕文明并没能覆盖到印度次大陆，而是停步在缅甸野人山这一带。
现在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学者们都认同，和欧洲文化有一定历史相关性的南亚文化，是当年气候冷化的时候，从波罗的海一带南下的雅利安人演化而成的。
由于雅利安人生存在北方草原地区，很早掌握了轮毂技术，因而得以在气候冷化的时期整个族群南下大迁移。据说分了三支，一支进了希腊，一支进了波斯，一支进了印度。
于是这三支从北方顺畅南下所形成的摞掠文化，就带来了地中海沿岸的奴隶制、南亚的种姓制，这一系列的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不那么和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借助殖民化的历史传承，就延续到当代。
所以华夏农业，延续了几千年的、并非产业的那种农业，它在性质上应该算是国本，是它维持了生存以及文化繁衍。
如果我们仅仅把土地按照西方教科书狭义的抽象为农业生产力要素，那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史的割裂。
当我们谈及乡村制度，需要把国家体系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做研究，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研究。
首先要说，近代中国的乡村基本制度本源于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基。
因为，清末以来的政治家都要按西方模式搞工业化，但又没有条件像帝国主义那样靠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积累，只能把乡土中国的三生合一农业变成所谓产业，方便从中提取剩余来支援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
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地主先演变为“在外地主”，再转型为工商业地主，然后转型为工商业资本家。
至于乡村制度在今天的演变，是主要出于三农自身的需要吗？并不是。今天的乡村制度仍然主要服务于城市资本扩张的需要。
新世纪房地产资本、债务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对政策、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资本力量，导致今天乡村制度出现严重不利于农民，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演化，这是三大差别问题的根。
何为经济理性？现在只要不符合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的利益要求，就是不合教科书给定的理性。
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合村并居的问题。
合村并居的前面政策是什么呢？是地票交易，地票的前面政策是什么呢？是占补平衡，甚至允许在跨区的大范围内搞占补平衡。
过去，为了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允许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增长中心，比如把县级城关镇变成产业中心。但为了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生产粮食，国家不允许随便占用耕地，不过，却允许拿当地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用地来换。
比如贫困地区在1990年代大危机之前搞的农民建房，农民办厂、办作坊，只要把这些农村过去开发过的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那替换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拿到县城来用。
本来，这也就是允许贫困县内部做一点土地开发在空间上的调整，这叫做耕地的“增减挂钩，占补平衡”。
后来重庆搞地票交易制度算是城乡用地市场化改革的试验成果，被各地借鉴推广。
因为重庆过去是“三大”——大山区、大库区、大贫困，城区建设用地非常局限，几乎没有产业发展条件。
于是，新世纪之初就搞了地票交易试验，把贫困地区农民的建设用地指标参照城市占地价格（每亩大约10-15万元）调到城市的主城区，使得城市主城区建设面积从580平方公里扩展到1200平方公里，变成第四个大城区，也由此称为西部明珠。
这种地票交易扩展到成都、江苏、山东、浙江，实际是发达地区把欠发达地区的做法照搬过去，就变成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配合地产商们再捞一桶金的制度优惠。
比如苏南土地极为紧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就差不多能卖100万。但在苏北，大概只能卖二十到三十万，这其中有七八十万的差价。允许欠发达地区的土地通过异地增减挂钩来实现发达地区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占补平衡，这是服务苏南这三大资本结合的政策要求；但是，这也使苏北农民在本村扩张自家宅基地是不被允许的！
由此，农民们也不能自主的发展地方经济、村庄经济。总之，农民动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都被法律约束，更别说改善生活盖个二层楼，哪怕过去是苏北泄洪区，当年洪水一来要泛滥成灾的地区的农民也只能搞一层住房，如果洪水来一次就倾家荡产一回……要问凭什么？就凭资本要利。
中国只有12%的平原面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9.6%。
这么一来，几乎这点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都盖了楼！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指标上还有基本农田，就把耕地赶上山了。所以现在最不适宜产粮食的很多耕地都被保护在山上。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粮食种植成本不断上升，本来没有任何竞争的余地。现在又把农民集中居住，他上趟山很难。所以粮食安全一部分其实是虚的。
今天大家谈土地制度，谈合村并居，一般都简单的从农业上讲，让农民住进七八层高楼，生产工具放哪？小型农机具拖拉机往哪放？
只让农民按建筑面积折算出进城住楼的面积，还得让他花钱买房。就没想进了楼以后，所有小农经济的农牧结合，多元化的庭院经济全都被毁。养鸡的变成吃鸡的，卖蛋的变成吃蛋的，养猪变成吃猪的。
依靠这样的保障体系能保障得了14亿人吗？世界上没见过这种自毁安全的粗放市场体系。
有些官员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直接影响国家安全。这种凭教科书想象出的一个浪漫主义政策体系，自以为在做某些符合理论逻辑的改制，其实是在破坏掉国家的生存基础。所以每每谈论乡村制度，常会引起我的愤懑。
这些年照搬教科书，可以叫做“换神运动”，为了打鬼而请来钟馗，为了打洋人的“坚船利炮”，请进来在洋人那里本就矛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后把德先生那套程序主义变成了今天大家都必须遵循的颠扑不破的村级直选制度体系。殊不知，这一通“打”，毁掉的还有自己的生命根源和文化传承。
西方神是绝对排斥性的,就因为换了神，整个政策制度体系都是这套排斥性的新神的体系。
今天乡村的年轻人大量地去信西方的宗教，本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包容性却被扔掉。虽然我们尊重信仰自由，但也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中华文明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怎么能形成乡村聚落？
即使是同一个姓氏的村庄，家族内部化机制也因时间长了早已出了五服，各房能力强弱差异性明显，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如何能够邻里相望，守望互助？当他们受到大规模侵袭，如何能够家族整体南迁？到现在福建广东大姓寻缘上溯都能找到在中原地带的根。
所以乡村制度要有文化基础，要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对土地管理法修改，我们最低要求一向是同权同利，说到底那只是一个浅层次的要求，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回归到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上。
近年来的制度条件下，土地虽然作为山水田林湖草的一个紧密的结构体系的承载，但却早就被拆开切碎，如果靠所谓第三方公司按照农业产业的产出简单做出一个所谓的土地价格评估，然后再用一个粗暴的市场制度把它卖掉，那就是一套非常糟糕的政策安排。
符合生态文明的政策主张是，具有空间正义的生态资源不可简单粗暴的进入市场。作为非标资源，它更多具有公共性。由此，就要体现生态空间资源开发中的空间正义或者叫生态正义。
中央讲乡村振兴，要推进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恰恰是一个相对不容易被市场化、不容易拆开交易的多样性生态资源内生的空间正义的体现。
生态正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都有所体现。土地产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就有义仓；要修河，那就有河田；要建立宗庙宗祠延续宗族文化，就有族田有庙产；要传承教育，村里还得有学田。
越是靠近南方山区，私田占比越少，在广东有些洪水容易泛滥的地方，公田占比重高达80%以上，过去当地人叫祖宗田、太公田，在今天被叫做村社集体经济。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而是我们历史文化延续的一个客观结果。
所以，我们试图把资本市场里一级市场形成股票初始定价这一内部化定价过程搬入到“三变”改革中，用于乡村多种利益主体内部化对价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使得非标的空间生态资源体现空间正义，内部来完成这些资源的股权化。
进一步，由村集体转型注册为公司法人来形成资源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代表一方百姓的利益，以包括土地在内的空间资源、生态资源对外发行绿色债券，这些村级公司在县一级建立的平台公司入股，然后用债券去对接外部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以使得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不再依靠美元流入来发行，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生态资源的货币化过程。
于是过剩的货币就有途径回流到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实体经济，以解决乡村资源丰富，但是资本稀缺的矛盾。
如此这般，我们就把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生态资源和国家主权应该控制的货币纳入到一个形成闭环的经济过程之中，就能实现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弱化我们被迫硬脱钩，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体系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受到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原来被动地锚定在美元上，后来也只是锁定西方一篮子货币。而现在，人民币可以锚定于本国的生态资源货币化、资本化的过程中。
这样，只有中国的乡村制度立足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转型需求，而不再以教科书想象出来那个简单的生产资料为根据，我们才能更好的思考中国的乡村生态化发展应该做出怎样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