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经历了由总统制向议会制的艰难转变，这一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吉尔吉斯斯坦以两次“革命”造成政局动荡与混乱为代价，实现向议会制的过渡。从独立后建立中亚“民主岛”到 2005 年“郁金香革命”再到 2010 年“二次革命”，造成吉尔吉斯坦在政治体制选择上的游离与反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历史上，吉尔吉斯斯坦从未出现过完整的国家形态，其政治行为主体基本上都是以草原游牧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为特征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社会组织形态多以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为主。历史上，吉尔吉斯斯坦曾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与碰撞之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不同的帝国所统治，也因此而受到了波斯文化、汉文化、斯拉夫文化、穆斯林文化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宗教因素的影响，并经历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复杂的民族构成、历史沿革与文化变迁塑造了吉尔吉斯斯坦各民族人民独特的民族心理与政治文化。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在吉尔吉斯斯坦甚至整个中亚地区的文化始终没有形成一股主流文化，而只呈现出多个大文化圈之间的亚文化形态。苏联时期，按照中央政府实行的民族识别与共和国划界政策，吉尔吉斯斯坦被人为的划分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其南部费尔干纳盆地与其他中亚国家纠结在一起，许多民族矛盾与地区冲突由此产生。
1990 年 3 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设立总统的决议，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将原先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的国家元首职能转变为集中由总统一人行使。随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经过激烈讨论后，于同年 10 月 24 日通过设立总统职位的有关决定，并于 26 日进行总统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最初提名的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伊塞克湖州委员会第一书记阿曼巴耶夫、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茹马古罗夫等 6 位候选人全部落选。当日，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邀请著名的作家艾克玛托夫回国参选，艾克玛托夫本人虽然拒绝参加总统选举，但他推荐时任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的阿卡耶夫。经过两轮激烈的角逐，学者出身的阿卡耶夫当选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取代马萨利耶夫成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阿卡耶夫也是中亚领导人中唯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 8·19 事件的总统，并坚定地站在叶利钦一边，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强硬派在吉尔吉斯发动政变，随后宣布独立。阿卡耶夫的一系列表现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并被誉为“自由、智慧和充满魅力的领袖”。凭借较高的声望，深受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影响的阿卡耶夫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就开始推动政治经济自由化，独立后更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唯一大力推动“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国家。
总统大选后的一个半月，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吉尔吉斯共和国主权宣言》，并将国名改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991 年 8月 31 日，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的、民主的国家，并将国名更改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宪法也确立总统制为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但也依旧保留一院制的最高苏维埃议会，并赋予其较大的立法权和人事任免权。
1991 年 10 月 12日，举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首次由全民直接投票的总统大选，阿卡耶夫顺利通过选举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首位总统。阿卡耶夫当选总统后，经济上全盘接受“休克疗法”；在政治上，以美国宪法为模板制定本国宪法，并呼吁建设公民社会使之成为新国家政治文化的基础。阿卡耶夫对大量国内外非政府组织采取放任态度，其中人权组织是最活跃的。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进行“民主化改革”，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前景表示十分乐观，认为阿卡耶夫准备完成戈尔巴乔夫“未竟的事业”。
1993 年，吉尔吉斯斯坦颁布了独立后的首部宪法，规定吉尔吉斯斯坦为半总统制，或称为混合总统制国家。宪法规定国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由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行使立法权，由政府代表和行使行政权，由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院以及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法院和法官代表和行使司法权。同时规定，总统是国家象征，在国内和国际上代表国家，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宪政稳固，作为宪法、法律以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使国家各机关相互配合，协调统一发挥职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体系下，作为立法和监督机构的议会与行政机关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一时期，吉国总统与议会相互牵制，龃龉不断，特别是阿卡耶夫认为议会过多强调其“监督”职能，将许多本应该属于总统的行政权掌握在手中，对行政系统干预过多，而其本职“立法”职能却效率低下，很多法律被迫推迟，甚至未能出台，严重滞后于吉国的发展需要，最终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推行。因此，理顺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责关系其实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问题。
吉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争权夺利，严重阻碍吉国政府工作进程。1994 年，议会和总统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在于总统任期的起点是从1990 年 10 月 27 日算起，还是从 1991 年 10 月 12 日吉国独立后被国民直接选为总统算起，最终通过全民公决同意总统任期至 1996 年 10 月。全民公决不仅解决了阿卡耶夫的任期问题，也体现出该时期阿卡耶夫的高民众支持率，这使得他敢于做出解散最高苏维埃的选择。阿卡耶夫为减少最高苏维埃对总统施政的干预，采取分化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办法，迫使最高苏维埃内部分裂，使其自行解散。为巩固总统的胜利果实，阿卡耶夫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以两院制议会取代最高苏维埃。1994 年 10 月 22 日，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否赞成实行两院制议会举行全民公决，几乎 90%的吉国公民支持实行两院制议会，投票率为 86%。
全民公决结束后，阿卡耶夫立即签署总统令，宣布解散最高苏维埃，并决定于 1995 年 2 月 5 日进行两院制议会选举。自此，苏联沿袭下来的最高苏维埃退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舞台，阿卡耶夫的总统权力也得到加强。根据全民公决的结果，两院制议会取代一院制最高苏维埃，议席由 350 席减少至 105 席，议会两院的席位分别为 35 席和 70 席。两院制议会大大削弱立法机关对总统的制衡能力，议会也降低了对总统权力的威胁。但 1995 年，吉尔吉斯斯坦新一届两院制议会选举后，议会的权力仍然遵循 1993 年宪法，两院的权力并未完全分开。1996 年2 月，吉尔吉斯斯坦就宪法修正案再次举行全民公决，主要涉及两院制议会的权力分立，以及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澄清。同时，1996 年宪法修正案将部分原来属于议会的权力划归总统与政府，增加了总统的人事任免权，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缩小了议会的人事任免权和对总统的弹劾权力。新宪法实施后，政府看似拥有更多的独立性，但事实上总统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此外，总统直属办公机构的组建和运行也从实质上起到强化总统施政能力和削弱政府权力的作用。1996 年修改宪法彻底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5 年来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双头政治中心的局面，议会权力遭到很大削弱和限制且丧失了独立性，总统在政府处理国家重大问题上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阿卡耶夫的强势总统地位开始逐渐凸显并不断得到加强，形成一种带有威权主义性质的“总统制”。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从混合总统制向威权总统制转变，开启了吉尔吉斯斯坦“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体制格局。
同时，1995 年 12 月，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独立后的第二届总统选举，最初报名参选的候选人有 8 位，其中，候选人托伊丘别科夫、兀兀鲁因选民签名问题不符合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标准。其他报名参选的候选人阿伊巴拉耶夫、阿曼巴耶夫、捷克巴耶夫因签名造假被总检察人提起诉讼，未获准登记。只有三位候选人通过登记，最终阿卡耶夫以 72.4%的得票率胜出。虽然本次总统选举未改变阿卡耶夫连任的局面，但吉尔吉斯斯坦各界社会政治力量争夺最高国家权力之势已经展开。
虽然后苏联空间内的国家都宣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的、世俗化的国家，实际上，他们都建立了基于其政治领导人（总统）的个人权力制度下的威权总统制的变体。同样这也适用于吉尔吉斯斯坦，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宣称自己是一个多党制的、拥有新闻自由、民主的中亚“民主岛”；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则有以阿卡耶夫总统为中心的政治精英垄断，修改宪法使不民主的机制出现，腐败现象大规模出现，另外，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局的压力下，一些反对派所有的出版物停止活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选择是在独立建国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且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一样，都选择了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总统制政体，并最终完成向“威权总统制”的过渡。
议会制伴随着近代政治的兴起自发产生，而总统制经常被提及的优点之一是其行政机构的稳定性，但也由此带来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活动需要强有力的政权形式，但是这以国家元首的权力膨胀为代价，多数总统制国家都无法摆脱这个悖论，阿卡耶夫也无法跳脱出威权总统制下的“民主—专制”怪圈。
在阿卡耶夫总统成功连任后，并未像其他中亚国家一样通过修改宪法延长任期，但阿卡耶夫并不是没有考虑谋求长期执政的问题。1997-1998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中的亲总统议员们已经呼吁议会就有关阿卡耶夫参加第三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的资格问题提出修改宪法，一些阿卡耶夫的支持者甚至提出了授予其总统终身任期的倡议。1998 年，宪法法院根据 1993 年宪法规定，裁定阿卡耶夫的第一任期从 1995 年当选总统算起，这样阿卡耶夫就拥有了参加 2000 年总统选举的资格。也就是说，尽管阿卡耶夫没有绕开选举，但他仍然获得了延长任期的合法性。同时，1998 年 10 月，吉尔吉斯斯坦再次经全民公决对议会两院的结构和权限进行调整，削弱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威胁。此次修宪还扩大比例代表制议席数量，促进亲总统政党和议会的形成。
实际上，1998 年宪法起到了进一步巩固吉尔吉斯斯坦威权总统制的作用。2000 年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共 6 个政党和竞选联盟经过激烈的竞争，获得了15 个由比例代表制选出的议会席位。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以 27.65%的选票获得了 5 个席位，成为立法议会第一大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之后分别是民主力量联盟“统一吉尔吉斯斯坦”获得 4 席位，吉尔吉斯斯坦妇女民主党 2 席位，阿富汗老兵党、祖国党以及“我的祖国党”各得到 1 席位。总体来说赢得 2000 年议会选举中的多数席位是阿卡耶夫的支持者，另外因反对派称此次议会选举存在腐败、操纵选举的情况，并且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库洛夫称不会因为议会选举的失败而放弃竞争总统职位。吉当局认为反对派已经危及吉国政治稳定，于 2000 年 3 月指控反对派领导人库洛夫滥用职权并逮捕他。此外，阿卡耶夫还通过其他行政和司法手段例如增加候选人申请的国语测试门槛等而增加总统选举的门槛，在 15 名候选人中就有 8 人因国语考试未通过而失去参选资格。另外，竞选期间，针对反对派人民党领导人丹尼亚尔·乌瑟诺夫（ДанияраУсенова ） 在 1996 年 的行为提起诉讼 ，打算竞选总统的图古纳利耶夫（Т.Тургуналиев）也于 2000 年 5 月被捕，并被指控准备暗杀总统。除了对竞争对手的打压外，阿卡耶夫还在竞选期间动用了他在总统任期内所掌握的行政和媒体资源，并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支持。最终阿卡耶夫以 74.47%的得票率高票连任。
阿卡耶夫顺利连任使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个最高权力的交接期顺利度过，并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延续，其权力基础也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议会选举扩大了比例代表制的议席数量，使各政党得到的票数分散，也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并非亲总统或政权党把持，其社会力量呈现多元分布。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以反对派身份参加议会选举并获得了吉国立法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总统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捷克巴耶夫和阿坦巴耶夫崭露头角，也反映出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十年后，社会力量对阿卡耶夫总统集权的不满，希望通过修改宪法而平衡总统和议会的权力。
吉尔吉斯斯坦刚刚通过修宪顺利巩固和加强了总统的政权，又开始为新的一轮最高权力更替而作准备。根据 1995 年新修订的宪法以及宪法法院于 1998 年对总统任期的宪法解释，阿卡耶夫总统于 2000 年开始的第二任期是他的最后一任总统任期。也就是说，至 2005 年届满后，阿卡耶夫将不能再连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下，阿卡耶夫公开表示将放弃连任，但实际上他仍然在通过其他种种方式谋求创造长期执政条件并为其继任者进入吉国政坛高层而创造条件。阿卡耶夫总统一向认为自己是中亚的“民主领袖”，标榜“民主”“自由”，因此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势力管控相当宽松，反对派势力不断做大，并形成反对派联盟进入议会，在议会内外都对阿卡耶夫的总统权威发起挑战。2002年 3 月 17 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贾拉拉巴德州的阿克瑟地区居民因反对将部分吉国领土移交给中国而举行示威游行，该州的反对派议员别克纳扎罗夫被吉国当局逮捕，造成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不满引发了不断的抗议与示威游行，最终导致警方与抗议者发生流血冲突。
阿克瑟事件导致时任总理巴基耶夫引咎辞职，转而投入反对派阵营，并导致吉国内政治气氛一度非常紧张，当局与反对派之间又一次发生激烈的对抗，阿卡耶夫总统在此次事件中的不当处理也遭到了强烈批评，并失去了一部分民众的信任。迫于压力，阿卡耶夫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修改宪法来平衡总统和议会的权力。
2003 年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就颁布了新的宪法，并宣布对新的宪法进行全民公决，以通过新的宪法。新宪法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修改的，一是“是否同意阿卡耶夫继续担任总统”，二是是否同意通过新宪法。吉国反对派呼吁抵制此次修宪，甚至要求阿卡耶夫下台。欧安组织建议阿卡耶夫推迟全民投票，但是被吉国当局忽视。经过全民公决，75.5％的选民投票支持新宪法，79％的选民投票支持阿卡耶夫的权力，2003 年宪法得以通过，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第四次修改宪法。新修订的宪法将议会两院制重新改回一院制。议会的规模相对缩小，议席由 105 席减少至 75 席，并且新宪法取消了比例代表制选举方式，议员由全国 75 个选区按照单名选区制选举产生。新宪法对权力结构进行了很大改动，由总统制改为“总统-议会制”，将总统的部分权力转交给议会与内阁，如经过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总统才能任命总理；经过总理提议并经议会批准，总统方可任命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与成员等等。
表面上看，总统向议会让渡了部分权力，实质上议会被扩大的权力也因宪法规定而产生许多限制。此外，议会权力也因为议席数量减少而相应缩小了，并且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缩减了反对派政党和势力的参政空间。同时，总统仍然把持了举行全民公决、颁布和签发总统令、解散议会、否决议会或政府决议等重要权力。实际上，此次修改宪法并未平衡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反而引发了此后总统与反对派愈演愈烈的制宪斗争，最终导致了“颜色革命”的爆发。
“郁金香革命”前，吉尔吉斯斯坦是独联体最贫穷的国家之一，5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 77%，外债达 20 亿美元，且没人知道这些贷款的去向。吉尔吉斯斯坦是典型的部族统治国家，阿卡耶夫总统及其所属北方部族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并占有吉尔吉斯斯坦主要的社会财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加剧了北方部族与贫困的南方部族之间的矛盾。腐败、贫穷、南北差距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吉尔吉斯斯坦，并且有可能影响其政局稳定。
2005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独立后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暨“颜色革命”，吉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发生了变化，阿卡耶夫总统被迫下台。同时，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中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此前吉尔吉斯斯坦一直被称作是中亚的“民主岛”。引发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是 2005 年 2 月至 3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此次议会选举被国际观察员批评为不诚实的，并引发了反对派及群众的不满，最终导致局势急速恶化，阿卡耶夫政权被推翻。
阿卡耶夫总统此前就已经宣布不再参加下一任总统选举，但却采取种种措施以谋求长期执政。因此，亲总统阵营能够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或阿卡耶夫的儿女顺利进入议会对阿卡耶夫顺利延续其对政权的影响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003 年宪法通过后，吉尔吉斯斯坦制定了新的选举法，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做准备。虽然阿卡耶夫在诸多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建立亲总统政党“前进，吉尔吉斯斯坦”党和公正党，及阿卡耶夫推举其儿女作为候选议员以及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为阿卡耶夫家族内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造势都表明，阿卡耶夫不会轻易离开吉国政坛。实际上在议会选举期间，亲总统阵营与反对派都存在贿选、恐吓选民等违规行为，但阿卡耶夫利用其权力对反对派进行打压，造成了反对派和其支持者的不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通过单名选区制选举产生 75 名议员，虽然取消了比例代表制的方式，但是仍然有 70 多名政党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其中 90%获准登记的参选人来自亲政权政党“前进，吉尔吉斯斯坦”党和公正党，分别有 26 名和 18 名。反对派候选人则相对较少，其中最多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和尊严党，但也只有 5 名和 3 名候选人参选。另外议会选举还吸引了政府官员及其亲属以无党派身份参与竞争，包括阿卡耶夫总统的两个儿女和兄弟、总统夫人的姐妹、时任总理之子、总统办公厅主任之子及其女婿、内务部长的兄弟和社会保障部长的丈夫等等。
经过两轮激烈的投票，亲政权党候选人以绝对优势生出，反对派仅仅获得议会中 6 个席位，无党派议员中，阿卡耶夫的一对儿女均成功当选，而作为原议会元老级议员捷克巴耶夫、马萨利耶夫以及在群众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阿·马杜马洛夫和库·巴基耶夫则被淘汰出局。
第二轮投票刚刚结束，反对派认为选举存在不公正的现象，并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贾拉拉巴德州和奥什州发起抗议，并要求阿卡耶夫下台。一些国际组织，如欧安组织观察员也表示选举结果并不是公平和自由的，竞选期间存在非法竞选、贿赂选民、对投票站进行行政施压强行要求选民投票给某一候选人的情况存在。实际上第二轮投票未开始前反对派就已经成立了以巴基耶夫为首的人民统一协调委员会，并组织群众进行抗议，认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要求应当进行公开投票的竞争，但抗议遭到吉当局镇压。实际上当局镇压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抗议使不满和怨恨情绪加剧。南部骚乱愈演愈烈，西部的塔拉斯州也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且抗议逐渐蔓延至北方地区直至首都比什凯克，局势已经失控。但阿卡耶夫并未及时采取严厉措施制止骚乱，且阿卡耶夫决定加快新议会的合法化，并于 3 月 22 日正式宣布投票结果，新议会的第一届会议在政府大楼开幕，这使得心怀不满的公民更加愤怒。
3 月 23 日，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名为“比什凯克，醒来！我们想知道全部真相”的集会，内务部残酷镇压了这次集会，30 人被拘留，140 多人受伤。
3 月 25 日，约 3000 人左右的抗议者们聚集比什凯克，试图袭击新成立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并迅速占领首都比什凯克的政府大厦、总统办公室等重要部门。比什凯克的主要商超被洗劫一空。国家强力部门则在与反对派的对峙中临阵倒戈，阿卡耶夫与其家人仓皇出逃哈萨克斯坦，随后转至俄罗斯，政府总理塔纳耶夫宣布政府辞职。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局称，骚乱期间造成 15 人死亡。在整个过程中，阿卡耶夫总统既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调动国家武装力量捍卫国家政权，更拒绝了独联体国家派驻军队维持秩序的提议，使骚乱扩大为全国性政治危机，最终使其政权彻底垮台，宣布了阿卡耶夫时代的结束。
阿卡耶夫政权倒台后，反对派另一领袖、前内务部长库洛夫被从监狱中放出并官复原职。反对派组成了新议会并任命巴基耶夫为新总理并代行总统的职责，最终巴基耶夫下令动用武力制止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和骚乱，重新恢复了国内政治秩序。另外，由于此前新选举的议会已经上任，而骚乱过后吉尔吉斯斯坦最高法院却裁定此次选举无效，由之前的议会继续履行其职责，致使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新老议会并存的局面。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新议会合法，可以继续履行其职责。新议会合法就表示此前反对派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一系列行为是不合法的，造成了立法机关出现合法性危机。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由反对派巴基耶夫担任政府总理，并代行总统职务，并宣布新一任总统选举的日期。“郁金香革命”实际上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十余年来累积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爆发，暴露了阿卡耶夫构想的“民主岛”背后的南北政治精英、政权结构等等一系列弊端。
2005 年的“郁金香革命”中，由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在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人们在“个人权利在优先性、个人的自由权、保证这种自由选择权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等自由主义观念影响下，走上街头、推翻合法政府，一度导致无政府状态。“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展不仅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场景，反而陷入了进一步的混乱，与“西式民主秩序”背道而驰。
阿卡耶夫总统执政的 15 年里，经历了放权——收权——崩溃三个阶段，而吉尔吉斯共和国则经历了民主国家——“半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失败国家的四种状态。推崇“自由主义”的阿卡耶夫最终被政治反对派假以“自由”的名义所推翻。时至今日，吉尔吉斯斯坦依然没有逃出“民主化陷阱”，“中亚的民主之岛”沦为中亚唯一的失败国家。瑞典防务研究所的乔汉·恩格韦尔将“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称之为“中亚混乱的民主之岛”。
动荡而痛苦的巴基耶夫政权及 2010 年“二次革命”
推翻阿卡耶夫政权后，反对派内部也开始因权力分配而分化重组。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本就是为抗议阿卡耶夫的集权统治而聚集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他们的利益显然是不同的。来自南方部族的巴基耶夫成为政权代理人，其首要目的就是尽快举行总统大选，以使自己能够合法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而对反对派另一袖库洛夫来说，推迟总统大选有利于他洗清之前的罪名，另一方面，他代表着北方部族的利益。随着国家最高权力发生变化，南北部族又开始了新的对抗。面对国家权力暂时掌控在代表南方势力的巴基耶夫的状况，此前支持阿卡耶夫的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转而开始支持库洛夫。受传统部族政治文化的影响，巴基耶夫与库洛夫围绕总统选举的竞争随时有可能使吉尔吉斯斯坦再一次发生骚乱。2005 年 5 月，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库洛夫退出总统大选，若巴基耶夫当选总统，将会寻求议会批准库洛夫担任总理，形成“巴基耶夫——库洛夫执政联盟”。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对这一联盟普遍持积极态度。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坦巴耶夫于 2005 年 5 月 14 日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联盟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稳定。6 月 13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候选人登记完成，共有 6 名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毫不意外，巴基耶夫以 88.71%的得票率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新一任总统。
“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原来的权力格局所带来的问题并未解决，吉国社会、经济情况都没有任何改变，仅仅只是最高权力的执掌人发生更迭。遵循 2003 年阿卡耶夫政权时期所修订的宪法，保留了“郁金香革命”前的老议会，而总统确是“革命”后选出的新总统。总统与议会、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并没有得到理顺，三方仍然因彼此的权责关系而相互掣肘，因此，“郁金香革命”后形成的“巴基耶夫——库洛夫联盟”局面仅仅是暂时平衡了各方力量，吉尔吉斯斯坦仍处于脆弱的稳定之中。巴基耶夫曾经承诺要消除阿卡耶夫政权的过度腐败，改行议会制，并宣布国家民主和自由发展是他的目标，但其成为总统后并未兑现。在他执政的前两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坛并不稳定，反对派时常进行小规模抗议，要求扩大议会权力。迫于无奈和压力，巴基耶夫作出很小的让步，同意修宪，将议会席位扩大至 90 席，议会按照比例代表制和单名选区制各选一半议员；提名和任命总理的权力改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行使。同时新宪法规定，2006-2010 年为宪法过渡期，待巴基耶夫届满后，吉尔吉斯斯坦将实行新的政治体制。
但新宪法对过渡期政府总理的任命问题上还是给总统保留了较大的权力，在过渡期内，总统有权在征得议会同意后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建议组建内阁。这使得总统、议会与政府总理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并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隐患。2006 年 12 月，库洛夫总理及其内阁以辞职逼迫议会解散，并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样就可以通过新议会来掌握政权，架空巴基耶夫总统。巴基耶夫对总统权力的削弱和限制也心有不甘，提出通过再一次修改宪法扩大总统权力。因此，巴基耶夫同样也提出要解散议会。大多数议员并不想失去议员资格，无奈只能于12 月底通过宪法修正案同意扩大总统权力，并恢复了总统任命总理的权力。2007年 1 月，巴基耶夫签署新宪法修订案，彻底放弃此前允诺的民主化改革，像阿卡耶夫一样，重新扩大和巩固总统权力，使用恐吓、威胁、贿赂等手段排除异己，吉尔吉斯斯坦又重新回归了“威权总统制”政体。
后“郁金香革命”时期，吉尔吉斯斯坦仍然处于总统与议会关系相互掣肘之中，随着库洛夫辞去总理职务再次组建反对派阵营，总统与议会间的斗争演变为巴基耶夫政权与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以前总理库洛夫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总统权力仍然太过集中，没有实现总统、议会、政府和司法机构之间权力的最大限度平衡，因此反对派发起示威游行，要求前举行总统选举和进行宪法改革。2007年 4 月 19 日，首都比什凯克发生大规模骚乱，警方驱逐示威人群，近百名参与打砸的人被拘捕，反对派“争取光明未来联合阵线”领导人、前总理库洛夫亦受到传讯。巴基耶夫政权与反对派间的斗争仍然是街头政治的形式，其实质还是双方关于谁来掌握国家权力的斗争，最终这场骚乱以出动强力部门镇压，库洛夫再度被捕入狱而收尾。同年 10 月，吉尔吉斯斯坦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投，新宪法规定议会全部议席都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办法产生，政府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同时，参加议会选举的政党必须同时满足两项要求，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总得票率不低于登记选民的 5%，二是在各地区得票率不低于 0.5%。随后，巴基耶夫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最终，由巴基耶夫组建的“光明道路党”获得了 46.99%的选票，将成为新议会的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至此，巴基耶夫巩固和加强了其权力和地位，总体上掌控了国内政局，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
由于巴基耶夫上台后经历多次修宪，吉尔吉斯斯坦政坛对其总统任期结束的时间存在争议，经过宪法法院裁定，吉尔吉斯斯坦于 2009 年 7 月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毫无疑外，巴基耶夫顺利连任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而在新任期内，培养接班人是巴基耶夫的首要任务。和阿卡耶夫一样，巴基耶夫也组建起家族统治，并培养其次子为总统接班人。2009 年总统大选后到 2010 年初，巴基耶夫进行了多次镇压反对派的行动，并完全控制其国内媒体。
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已经对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而感到愤怒，巴基耶夫却任命自己的次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把持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部门，将同属南方部族内的其他派系的人也挤出国家核心权力圈。事实证明，巴基耶夫上台后，吉尔吉斯斯坦不仅南北部族争权夺利的局面还未解决，南方部族内部也政治权力也分配不均，看似稳定的局面下实则隐藏着动荡与危机。2010 年 4 月 6 日-7 日，在巴基耶夫逮捕主要反对派的领导人后，吉尔吉斯斯坦又一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要求巴基耶夫下台。与“郁金香革命”相比，这次的抗议活动更加分散和暴力。短短几天时间，巴基耶夫宣布辞职并流亡白俄罗斯，其短暂而动荡的统治就此结束。“郁金香革命”持续了数周，相比之下，2010 年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把巴基耶夫赶下台。然而，暴力并没有因为巴基耶夫的辞职和流亡而结束。
6 月 10 日，因巴基耶夫统治期间遭受越来越严重歧视的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再次爆发冲突，双方的争斗演变并扩散为持续 4 天的反乌兹别克人大屠杀，导致近 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乌兹别克人，另有 8 万至 10 万人流离失所，难民越过边境逃往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内权力关系仍未理顺、国家更为腐败和专制等矛盾导致的。吉尔吉斯斯坦再次采用街头政治的方式推翻巴基耶夫政权，且此次事件的主要反对派曾经也是“郁金香革命”的领导者，但在推翻阿卡耶夫政权后，又被巴基耶夫排挤，未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财产，因此推翻巴基耶夫政权事件的本质是“郁金香革命”的“二次革命”。巴基耶夫在 2005 年 7 月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 90%左右的选票，反腐败成为他赢得大选的主要口号。然而随后的政局走向却出乎“民主导师们”的预料，巴基耶夫政府虽然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却偏离了“民主化改革的路径”。上台后的巴基耶夫并未突破其“南方政治反对派领导人”的意识束缚，没有成功的实现“角色”的转变。在其执政的五年时间里，作为南方人，他不断强调，由于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方人”长期利用国家权力打压“南方人”才导致国家腐败丛生，并将之列为阿卡耶夫的主要罪状，以此来“南方人”发动“革命”制造“合法性”依据，“南北对峙”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宣传的潜在“主题词”，通过“革命”走进比什凯克的南方政客们不遗余力的四处推销这一概念。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也成为南方势力持续打压北方势力，享用“权力盛宴”的场所。“民主化进程”成为巴基耶夫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巴基耶夫时期，南北政治精英们操纵着选举活动，互相对立而完全无视国家的利益，而长于算计眼前利益，所有政策出台的背后都是为了满足占优势地位政治集团的利益。政治成为一个部落反对另一部落的工具。塑造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工作已经不是政治发展的中心，取而代之是无休止的争权夺利，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领域充斥着“南北对立”、“民族仇视”、“反对腐败”等民粹主义口号，成为“高度自由”的诸多政治组织赢得支持的工具，国家制度建设被抛弃到一边，吉尔吉斯斯坦被淹没在各种政治团体及民粹主义的鼓噪之中。
2010 年 4 月发生的“二次革命”实际上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对政治精英在政治和经济等重要领域的专制统治的不满，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为代价来抗议巴基耶夫的家族统治。短短五年时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全国性的街头革命，这使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维持“威权总统制”的权宜之计产生怀疑，在吉尔吉斯斯坦传统价值观和既定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威权总统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和专制垄断。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的威权统治，导致总统制政体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之中产生负面形象，这种形象与威权主义、部族主义、腐败等其他消极现象联系在一起。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成立临时政府由领袖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统兼总理，并宣布启动政体改革。临时政府决定重新编写宪法并进行全民公投，以确保将吉尔吉斯斯坦政体更改为议会制，宣布实行议会制政体主要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当时对总统掌握权力的不信任情况导致的。2010 年 6 月，通过全民公投，吉尔吉斯斯坦通过了新宪法，宣布将国家政体更改为议会制，并限制总统权力。鉴于前两任总统都因“革命”而被推翻，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 6 年，且不能连任，议会选举则 5 年举行一次。为了防止临时政府再次回归“威权总统”的统治，新宪法规定临时政府为过渡政府，由奥通巴耶娃担任过渡总统兼总理，且她无权参加下一任总统选举，以保证议会制政体能够顺利实行。实际上议会制改革的重点是选举一位总统，确保能够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符合其国内社会需要的制度化代议制民主形式。
实行议会制政体改革可以说是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两任总统家族统治和连续的政局动荡后做出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可以说明吉尔吉斯斯坦的威权总统制已经走入死胡同。吉尔吉斯斯坦期望通过议会制改革，重新理顺总统、议会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罗斯金认为，议会制相较于总统制来说，不会发生行政——立法“僵局”，因为在议会制政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由同一政党或政党联盟控制，且政府首脑是由议会产生的，从而保证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议会制政体下，议会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因此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与联合政府间容易形成监督与被监督以及相互制衡的关系。政府因施政不利或政绩不佳常受到来自执政联盟内部和议会内反对派党团的攻击，执政联盟内的议会党团常常以退出执政联盟作为制衡总理以及总理所在议会党团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联盟最终也难逃解散的命运。
吉国自实行议会制以来，党派林立，目前存在 150 多个政党，权力斗争激烈。2012 年 8 月 22日，主要的反对党祖国党和尊严党频频向政府发难，他们以总理巴巴洛夫滥用权力以及涉嫌腐败为由退出执政党联盟，此举导致联合政府中剩下的社会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故乡”党无法在议会中形成多数派并组阁，本届吉国联合政府垮台；在“祖国”党领袖塔什耶夫及其他成员遭逮捕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虽然示威人员最后被警察驱散，冲突中造成 12 人受伤。2012 年 9 月，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尊严党、祖国党三党联盟称希望在现有议会制政体框架内的发展意图，并表示要“确保新政府结构中行政机构系统运作的必要连续性和一致性”，并推举原总统办公厅主任扬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担任总理。同时故乡党和共和党宣布组成议会内反对派联盟。2013 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三党联盟未出现分裂状况，萨特巴尔季耶夫政府的各项改革推行的也较为顺利。在短暂的平静后，由于议会制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根基仍然薄弱，议会党团间的博弈又使政府再一次解散。2014 年 3 月执政联盟内第二大党祖国党议会党团指责萨特巴尔季耶夫未担任总理期间曾存在腐败问题，并提出退出执政联盟，迫使萨特巴尔季耶夫政府宣布解散。随后，原三党执政联盟重新签署联盟协议，并推举原政府第一副总理奥托尔巴耶夫担任新一任政府总理。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成为 2010 年“二次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最后阶段，也是对政治精英政治制度民主化愿望的新考验。在实行议会制改革后，吉尔吉斯斯坦连年政治动荡的形势有了一定改善。但吉国各政治势力在议会内的斗争更加频繁。2014 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又一次重组。本次联盟政府解体也说明了目前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的资源已经从特定的家族及其支持者手中转移到了议会内主要政党的手中，原先总统及其家族与其他反对派精英之间的利益博弈，转变为主要政党之间的利益博弈。而吉尔吉斯斯坦各主要政党之间缺乏建立在一定政治共识基础上的制度化的讨价还价机制。作为阿坦巴耶夫的得力助手，奥托尔巴耶夫担任总理，也并不意外。这充分说明当前体制下总统对政府的影响力依旧强大。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政治发展过程，其议会制改革是在政治精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议会制政体是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这一点可从吉尔吉斯斯坦 2015 年到 2017 年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件均平稳过渡看出。
2015 年 10 月 4 日，吉尔吉斯斯坦确立议会制后的首次大选如期举行，14个政党的约 3000 名候选人展开角逐，6 个政党的得票率超过 7%的议会门槛线。根据吉国新的《选举法》，只有全国得票率超过 7%，且每个地区的得票率超过0.7%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实行议会制改革后，总统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人事任命、内外政策、控制武装部队等方面，还是给总统保留了相当多的决策空间。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旧拥有决定权，因此，2017 年的总统选举能否实现总统权力的平稳交接对吉尔吉斯斯坦政体发展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2017 年 10 月 15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如期举行。此次总统大选共有59 名候选人提交参加申请，11 位候选人最终成为总统候选人。2018 年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年度报告中指出，即将离任的阿坦巴耶夫总统大量使用行政资源支持指定接班人、监禁和迫害总统大选前的政治对手并对落选候选人进行刑事调查，向批评总统的媒体收取巨额罚款并关闭反对派电视台，这些反映出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势力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单就议会制来说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另一套则是“非正式政治体制”，类似于西方话语里的“影子内阁”。在这种非正式体制作用下，掌握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实权的是来自各个部族的首领。这种非正式的体制在吉尔吉斯斯坦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潜藏在民主政体的背后，而是堂而皇之地植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内。在议会制改革后，部族间的权力斗争从街头转向议会内部，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都是部族之间博弈后通过政府或议会赋予其合法性的结果。受这种部族文化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党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缺乏一个能够团结所有利益集团利益的优秀领导人，来担起国家稳定发展的责任。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部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吉南北部族构成一般认为是由左、右翼部族繁衍而来。古代吉尔吉斯斯坦部落联盟结构逐渐发展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社会结构，历史上部落与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分离也演变为部族间的对立，传统南北部族间的差异与矛盾由此产生。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已经演变为有贵族及其附属奴隶所构成的强大部落，南方人的主要社会组织仍然是家族为群体。到了苏联时代，北方部族由于靠近俄罗斯，城市化和俄化程度较高，依赖宗教传统的程度较小，经济也更为发达。而南方主要是农业区，历史上这里也处于乌兹别克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较深，且南方处于素有中亚火药桶之称的费尔干纳地区，部族内部的对立和矛盾也由来已久。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南方地区还出现了“再伊斯兰化”的过程。
传统的部族冲突在独立后表现为部族领导人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旧共产主义者”与“新民主精英”之间的冲突也融入到部族之间的斗争中来。北方部族基本上成为了现代化、城市化水平高的民主精英的代表。阿卡耶夫就是北方民主政治精英的一个典型代表。反过来，“南方精英”扮演了吉尔吉斯族民族利益的捍卫者的角色，前任和现任共产党领导人马萨利耶夫及其政党在 1995 年的选举曾获得南方部族精英的大力支持，但却未获得进入政权的机会。由于北方精英的长期执政，激化了其他未进入政权的部族精英的不满情绪，南北部族间的积怨也越来越深。最终这种长期的积怨在“郁金香革命”中爆发，以巴基耶夫为代表的南方精英推翻了阿卡耶夫的家族统治和北方精英政权，进而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力量格局短暂的发生变化。
2005 年“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政权被南方部族精英掌握，“巴基耶夫—库洛夫”执政联盟也暂时平衡了南北精英在政权中的势力，但这种暂时性的势均力敌在 2007 年库洛夫离职后被打破。巴基耶夫并未兑现“郁金香革命”时许下的实行议会制改革的承诺，并且巴基耶夫走上了阿卡耶夫统治吉尔吉斯斯坦时期的老路，最终致使反对派的不满爆发，于 2010 年发生“二次革命”，推翻了巴基耶夫政权，并宣布实行议会制改革。由此可见，南北部族之间的宿怨是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发生政治动荡的根源。
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文化本身实际上并不带有政治色彩。部落对于吉尔吉斯人来讲就是国家，在吉尔吉斯斯坦，部落认同时常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部族成员往往以本部族的利益为中心，同时以家族、部落为纽带的部族关系构成了部族家庭-代理人的关系。但是传统的部族文化却在“郁金香革命”与 2010 年“二次革命”中被不断政治化。独立后，虽然由于阿卡耶夫标榜民主自由，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许多政党，政党成为部族利益的代表，大部分成立的政党只代表本部族和地区的一小部分利益，这也导致吉尔吉斯斯坦难以形成社会影响力较为广泛的政党。因此即使在 2010 年宣布实行议会制改革后，议会内政党之间、中央与地方政治精英之间也常常因利益冲突而以议会为平台讨价还价。
2005 年“郁金香革命”和 2010 年“二次革命”中，阿卡耶夫政权和巴基耶夫政权丧失合法性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经济因素。吉尔吉斯斯坦经济总量较小，能源缺乏，债务负担沉重，工业发展落后，经济增长和外汇收入主要依靠黄金生产及出口、侨汇和转口贸易三大支柱。独立后，阿卡耶夫政权效仿叶利钦在俄罗斯实行的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想要通过快速私有化来建立和巩固其倡导的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结果却适得其反。“休克疗法”使吉尔吉斯斯坦一度陷入经济困境，国内生产总值急速下滑，失业率暴涨，民不聊生，使吉尔吉斯斯坦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在中亚国家中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贫困率一直居高不下，失业率较高。一国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吉尔吉斯斯坦民众更愿意关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住房、就业等问题，不愿意参与不能为自身带来直接利益的政治活动，不关心政治并缺乏政责任感。因为参与政治活动与他们所关心的生存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由于民众无法参与至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降低，最终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政治冷漠。这种冷淡的态度可能会导致吉国政府的合法性降低，产生政府权威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不利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同时消极的政治参与也会影响政治管理的民主化，民众如果长期对政治生活持冷漠态度，执政党和政府就无法真正了解民意，掌握实际情况，这会导致政府政策的偏差，也无法为政治管理注入活力，不利于吉尔吉斯斯坦长期的稳定和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庞大贫困人口形成对比的是阿卡耶夫总统及其所在家族、部族占据着国内主要社会财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长期处于贫困中的民众对政权的不满逐渐加深。“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政权重蹈覆辙，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政权一再丧失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政治精英对总统及其家族的不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合法性被一再削弱，因而连续爆发两次街头暴力革命，最终导致威权民主制的崩溃。
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宣布进行议会制改革后，政治精英关于政权的斗争逐渐转移至议会内，政治环境趋于良性发展，使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能够将大部分精力放到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上来。总体来说，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呈复苏迹象，低端制造业发展较快，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发布的《2013-2017 年稳定发展战略》，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实现预算收支平衡、保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是吉尔吉斯斯坦财政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吉尔吉斯斯坦也收获了一定红利。2016 年前 9 个月，从俄罗斯汇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为 12.86 亿美元，同比增加 21%。吉尔吉斯斯坦侨汇收入增加，得益于其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地位，享受到成员国间商品、资本与人员的自由流动的待遇。此外，2016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储备统计结果同比 2015 年增长了 10.7%。
吉尔吉斯斯坦深处欧亚大陆腹地，历史上就是各种文化的相融之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帝国的武力征服与统治，并先后经历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使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都未形成稳定的主流文化，也未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中亚地区各民族的国家观念大多是在依附于地区大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苏联解体后，整个中亚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场所，特别是俄罗斯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不断升温。同时，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在独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获得大国的援助与支持。在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独立和政体选择影响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这种影响力也是多方面的。俄罗斯既是逼迫吉尔吉斯斯坦走上独立国家发展道路的原生动力之一，同时又是其政治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国家建设的模仿对象。由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传统关系，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影响力至今仍旧强劲。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阿卡耶夫在政治上效仿俄罗斯逐步建立起权威主义的总统制的统治模式，在经济上也照搬俄罗斯“休克疗法”，可见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之深。此外，苏联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油气管道网络体系，至今仍然是吉尔吉斯斯坦获取外部资源的实现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对于资源匮乏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俄罗斯还是其劳工移民的主要输出国。劳工的侨汇收入是吉尔吉斯斯坦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2017 年 1-8 月，吉侨汇收入达 15.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3%。侨汇收入来源国主要为俄罗斯，为 15.52 亿美元，占收入总额的 98%。[82]劳工移民一方面是吉尔吉斯斯坦获取国民收入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成为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施压的主要手段。
在巩固总统权力方面，阿卡耶夫也参照俄罗斯的做法，在扩大总统权力的同时削弱议会的权力，形成了与俄罗斯相似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特征，并且受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部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总统权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除了政治、经济上对俄罗斯存在着较高的依存度外，吉尔吉斯斯坦同中亚的安全利益也是基本一致的。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夫政权出于对美国“民主输出”行为的恐惧，在维持国家及其政权稳定和安全上更加倚重俄罗斯，巴基耶夫一上任就启用了俄罗斯驻吉尔吉斯斯坦“坎特”空军基地。2010 年 10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改行议会制后，进入议会的尊严党、共和国党以及故乡党都纷纷表达亲俄罗斯的立场。2011 年新当选的总统阿坦巴耶夫也表现出与俄罗斯积极合作的态度，并将其就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定为俄罗斯。阿坦巴耶夫上台后虽然一直奉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但基于地缘、历史等因素，俄罗斯都是对吉尔吉斯斯坦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17 年总统大选期间，吉尔吉斯斯坦两位最热门候选人都保持着吉尔吉斯斯坦一贯的亲俄主张。
苏联解体后，美国希望通过“民主输出”战略，帮助中亚各国完成政治民主化与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削弱俄罗斯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在上任初期，标榜民主自由，国内反对派力量不断壮大，与美国的“民主输出”不无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模仿西方迅速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但没有使吉尔吉斯斯坦实现政治良性发展和经济腾飞。反而由于新自由主义与休克疗法，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高、腐败丛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加剧了政治精英在政治权力分配方面的斗争，最终引发两次街头暴力政治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初，美国缺乏对中亚的认识，并未制定出与中亚各国完整的外交政策。同时，由于美国认为中亚各国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够防止其回到苏维埃政体，并有效抵制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培养代理人、和通过美国开发署、世界银行等等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援助基本集中在民主改革和经济发展领域。美国希望在吉尔吉斯斯坦培育现代政治民主文化，改善吉国的政治秩序，传播美国式的价值观念。然而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推行民主政策，强行输入民主价值观，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导致“郁金香革命”的发生。政治动荡使吉尔吉斯斯坦新上任的巴基耶夫总统对美国“民主”有一定的恐惧，且由于俄罗斯重返中亚，美国在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的政策都呈现收缩态势，中亚国家逐步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围绕玛纳斯机场的租借费问题，巴基耶夫在与美国谈判时，屡屡抬高要价，使美国对其政权的支持力度削弱，最终巴基耶夫被赶下台，美国政界罕见的对此事“保持沉默”
西方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化改造是在俄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和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不断在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反复更迭，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吉国人民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排斥心理。
同时，俄罗斯凭借着自身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传统关系，加强同吉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联系，力图恢复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以遏制美国。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程度有限，美俄都向其施加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使吉尔吉斯斯坦陷入了既民主又集权的怪圈，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无法摆脱对大国的依附，致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个政治发展进程由于外部势力的影响而更为艰难。
如吉国政治分析家指出的，在吉尔吉斯受到尊重的只有权力，尤其是当权力从一位总统转移到另一位总统期间，涉及资源分配和权力边界划分，是一个痛苦的博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