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鳄鱼不哭
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是晚清军事历程中罕见的亮点。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方面损失惨重：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被法国舰队在马尾港内全歼，屈指可数的国有军工企业福州船政局几乎尽毁。但在其他方向，台湾守军虽然遏制了法军深入，但危如累卵；而在中越边境要冲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清军击溃了法国远征军一部，迫使法国政府放弃军事解决，回到谈判桌前。
战后中法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各项条约有效，撤退驻越军队，开放中越边境口岸，并承诺在关税上给予法国商人特别优惠；法军撤出台湾澎湖。
通过该条约，法国基本拿到了战前向中国方面索取的权益，正式将大部分中南半岛纳入其殖民帝国体系。中国历史对此评价说：西方列强从此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深化。
时人曰：（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
一、鸡肋之战
关于这场战争，首先指出，中法双方其实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越南虽然算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北部还曾属于中国版图，但该地远离中原王朝核心区，不能有效辖制，最后还是听任其游离出汉家体系。历代王朝只是出于天下共主的虚荣，接纳他们作为藩属国。
中国藩属制度特别奇葩，除了一些礼仪任务，藩属国几乎不需要对宗主国尽任何义务。由于皇帝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惯例是对进贡要加倍回赠，因此藩属国不仅没半点用，还构成极大经济负担。
当法国照会中国要求“保护”越南时，清政府虽然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却同意就此进行谈判。潜台词就是，越南给你没啥，但你就不能顾及一下我面子吗？
如果法国能像英国人那样立足经济利益，在外交上圆滑一些，其实完全没必要打这一仗。
二、洋人边将也是祸害
中法双方走到兵戎相见，很大程度上跟法国远东殖民当局的本位利益有关。
欧洲殖民者都是相当放飞自我的。这也好理解，殖民地跟本土大多远隔重洋，联系一次最快也要一个月以上，真要事事请示，那什么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按照惯例本土都会授予殖民当局很大自主权，甚至包括一定程度的发动战争授权；而殖民当局也就习惯拿鸡毛当令箭自作主张了。
时至19世纪晚期，科技虽然有了大发展，但远程通讯问题尚未明显改善。当时最便捷的通讯工具是有线电报，但显然没有从法国本土直达远东的线路，最多也就中转拍发到埃及，然后还是要用低效的邮船送达。法国本土想对远东殖民当局发什么指令，没有一个月是不可能到位的——法国舰队7月中旬进入马尾，8月下旬才翻脸，就是在等指令。
仅从经济利益看，战前法国已经控制了大半个越南，物产丰富的成熟农业区已尽在掌握，北方多山地区其实相对低价值，不必急于攫取。至于说在广西方向打开中国西南门户，那是想多了，该地区地形崎岖不便深入，只有广州才是合适的桥头堡——后来法国抢占的租借地也是雷州半岛的“广州湾”（今湛江）。20世纪初法国主导修建了滇越窄轨铁路（昆明至越南海防），但长期货运量甚小，没能攫取可观利益。
真正通过控制中越边境口岸获益的是教会，主教神甫们进入中国传教方便了不少。
但是殖民当局要做业绩，不然猴年马月才能升官？所以他们忽悠了法国政府，软磨硬泡弄来了援军。
舰队一到就由不得本土了，远征军将领同样有建功立业需求，很容易和殖民当局形成同盟，扩大事态无可避免。于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无法实时掌握前方情况的法国政府，就这样被绑架着投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三、李中堂的“怂”
站在清政府的立场，真心不想打这一仗。
当时已经不是1840年了，满清中枢不再那么昧于大势，对中法实力对比还是有所了解的。而长期负责“夷务”，很清楚自己“裱糊匠”本质的李鸿章更有清醒认识。
才初步迈入近代化的中国，显然不能与早已登堂入室的法国同日而语，双方资源投放能力有天壤之别。法国固然远隔重洋万里运兵劳师远征，清军要在中越边境部署重兵也不轻松。法国正规军组织程度，绝对甩绿营、团练乃至半新不旧的淮军八条街，真打起来几乎是碾压性优势。关键是就算走狗屎运打赢了又如何？没半毛钱收益，却要花费无算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李鸿章根本不想打，一心避战，怂。但这不是他自己就能做主的，他需要说服上司同僚，在这之前他还得尽量拖着法国人。
李鸿章对形势判断没有问题，他毕竟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他的弱点是怵洋人，总想打“痞子腔”蒙混过关，殊不知战争不是一方不想打就一定打不起来的。
四、“清流”们的“怼”
李中堂腰杆子软，满清政府一样不硬，在他们多次遭到洋人毒打后，更不敢“轻启边衅”。
但当时中国朝野对法国观感很差。主要是因为法国人讲究“价值观”，长期以天主教保护人自居，攫取殖民利益时总不忘加入传教条款。这恰恰是清政府最讨厌的，19世纪中晚期中国教案频发，多数原因是相互缺乏了解，但与天主教会过于强势的传教方式也是有很大关系。而法国人正是其中最跳的角色——天津教案时法国领事丰大业枪击通商大臣崇厚那个流氓样，绝对能让满清大员们记恨几十年。
所以李鸿章的说服工作很艰难，朝廷中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反对尤力。
现在有观点认为，清流们对国际形势毫无了解，纯粹出于党争排斥李鸿章的意见。
这种观点不是没有根据，但以偏概全。
二张一些判断确有拍脑袋之嫌——比如他们道听途说法国兵败割地赔款，便想当然以为法国必然内忧外患无力持久，殊不知普法战争已过十余年，法国早赔付完毕并还清相关贷款，重整旗鼓上路。他们又受左宗棠西征胜利鼓舞，盲目相信“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却没有看到左公如何战战兢兢步步为营，历尽千难万险才取得差强人意的结果。
但他们阵营中有曾纪泽，当时中国最好的外交官，没有之一。曾纪泽驻外多年，长期往来于英法，见识广博，有他把关不至于出现原则错误。当然，曾纪泽也可能把个人情绪带进了公事，当年他家老爷子曾文正公处理天津教案弄得几乎身败名裂郁郁而终。
其实“清流”的主张并不是一定要跟法国人干一场，而是不轻易退让。正所谓“能战方能和”，爱好和平要建立在备好棍子和工兵铲的基础上。不做准备一味怂，只能让敌人更骄横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
二张对全球形势认识不足，但他们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运动员，在把握人心上方面并不差——利益讹诈洋鬼子并不比中国人强。这在立意上就高于李鸿章。
五、两何无奈何，两张无主张
清流在现代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张佩纶。
《清史稿》记：（光绪）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戍启戎心，上韪之。诏就李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事是积极筹划抗战的。他曾主张用沉船阻塞闽江口，使法国舰队不得侵入，这本来纯属防务调整，但朝廷却认为有挑衅之嫌，明令禁止。结果法舰长驱直入，形成敌对舰队战前同泊一港的奇观。
即便如此张佩纶也保持着高度警惕，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诸船都曾启航开炮——船用蒸汽机需经数小时升火积蓄蒸汽才能带动螺旋桨，而炮弹火药作为管制物资也不可能随时置于炮位，可见一直处于枕戈待旦状态。海战失败完全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远，法军又背信弃义发动突袭——法酋孤拔故意将最后通牒递交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而不是闽浙总督何璟或会办福建海疆事张佩纶，何如璋既非封疆大吏也没有朝廷授权当然无法回复，当然只能紧急联系上级，而孤拔不待收到回复即开始炮击。
所以张佩纶事前应对上并无不妥，事中不过是自我保护转移，并非逃避。以当时形势，哪怕是左公亲至，也很难做得更好。
战后张被革职流放，主要原因是政敌攻讦——“两何无奈何，两张无主张”（另一张为福建巡抚张兆栋）的“谣言”之精巧，绝非乡间绅民能作。
六、乘胜求和
后来李鸿章收留了前途尽毁的张佩纶，还将爱女许配其为续弦——他们的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
有人据此以为，这是张向李认错，李宽宏大量予以包容。这完全是脑补加戏！李中堂爱才不假，张佩纶尽心辅弼也是实；但他从未否定自己，不过是他们翁婿搁置这段公案，不作结论。
从某种意义说，如果不是李鸿章避战思想干扰，朝廷能放手让张佩纶抢先阻断航道，福建水师也丢不了。
李鸿章“怂”论于战有害，但战后收尾却尽显裱糊匠本色。
一段时间来，国人对李鸿章“乘胜求和法人必不妄求”论调批评颇多。细掰起来，李鸿章做得并不太差。镇南关大捷固然难得，但却有侥幸因素，很大程度是老将冯子材凭个人能力击溃法军，不能说明清军战斗力占优。而且法国已大举增兵，实力已远远超过冯子材部，如果再战胜负犹未可知。此时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法军在台湾也占据绝对优势，实际上中国处于劣势。
不过有些人为了给李鸿章贴金，一味尬吹说：法国还想再战挣回面子，全靠中堂手腕圆滑，才挽回大局不致糜烂。这就过火了，李鸿章的长项在于大局底定后出面收场，他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加之善理繁剧的细致，让他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有利的收官方式。但也仅限于此。
李鸿章虽然领兵征战多年，但一直没打过逆风仗，所以他缺少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曾国荃的韧性或者说狠劲，这也是北洋集团通病。别看现在有些文人把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死命吹捧，如果李鸿章等人真有经天纬地的大才，中国近代史会糜烂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