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安德森对世界粮食安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2019年有1.35亿人处于极度饥饿之中，是近年来最糟糕的情况，绝大多数是由于战争和武装冲突造成的”。“新冠病毒进一步恶化了局势，在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家，暴力冲突和疫情相结合，导致处于饥饿边缘的人数急剧增加”。
诺奖委员会主席的话看似水平很高，有总结、有期待也有对于未来的担忧。但人们还是有疑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并非凭空变出来的，还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捐赠。而且天量的捐赠只减少了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从长期来看，援助到底有没有增强最不发达国家的造血能力，非常值得怀疑。
2019年有1.35亿人极度饥饿已经很夸张了，但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比斯利的介绍，“到今年年底，在该机构开展业务的88个国家中，严重饥饿人口可能达到 2.7亿，比2019年增加 82%”。
因此，虽然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抗击饥饿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并没能阻止饥饿问题的蔓延。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不仅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以谁更能让人类实现温饱，来作为评定诺奖的依据，那么获奖的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自1978年末至2017年末，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7.7亿人，下降至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人。按2017年世界人口75亿算，相当于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让占世界总人口10%的人摆脱了贫困。同一时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3.1%，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七成。
中国的杰出表现，也得到很多外国人的认可。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工程项目中国首席科学家王大元，在接受DeepTech采访时透露曾经有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袁隆平，他也帮忙写了材料，但是被诺奖委员会拒绝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正如屠呦呦说自己获诺贝尔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袁隆平如果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荣誉，同时也是对中国重视农业研究的肯定和表彰。王大元表示，如果要说对消除全球饥饿的贡献，袁隆平也应该得诺奖。
近年来，诺贝尔和平奖越来越倾向于颁发给跨国组织和政治领袖。2012年是欧盟、2016年是哥伦比亚总统、今年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凭心而论，这些个人和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平衡发展方面的成就，和遭遇的困难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长期缺位，笔者认为这是霸权主义心态在作怪。占据西方舆论主流的某些人，不愿意承认粮食问题首先是国家安全问题，是经济秩序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
之前的诺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提到的尼日利亚，南苏丹和布基纳法索，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他们都是萨赫勒地区国家。仅就萨赫勒地区的局势而言，情况还要比安德森所描述的差得多。
讽刺地是，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在这片地区滋生，恰恰是因为该地区没有太多的资源和市场，对欧洲主要强国而言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出动军队“维稳”不值得。只有当萨赫勒乱局产生的难民或是恐怖组织军队已经对欧洲利益产生威胁时，这些国家才会有所行动。2017年法国联合其他十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欧洲国家愿意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出粮食，可能更多地只是想维持这一地区最低限度的秩序罢了。至于更长远的打算，实在是说不上了。这样的事实，验证了世界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判断。
虽然有学者对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表示忧虑，但目前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少数国家的部分人喝酒吃肉，而战乱和受剥削的人们则缺衣少食。
但作为一个政治性比较淡的跨国组织而言，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是非常高效的，不应该苛责它完成一个主权国家甚至主权国家联盟才能做到的事。
根据WPF的数据，它分发口粮数量每年超过150亿份，平均每份口粮的管理费用只有0.31美元。考虑到很多项目地点交通困难，甚至有安全危险，这样的管理成本完全可以接受，值得红十字会在内的所有公益机构学习。
中国人用26年的奋斗，最终换了人间。到中止接受援助的2005年，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出的粮食，不仅超过了受援助的粮食，而且成为第三大粮食援助国。
但中国人为了吃饱饭而奋斗的历史还要更长，笔者看来，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甚至抵抗鸦片战争。因为在此之前先民们为了丰衣足食的辛勤劳动，并不是一种具备现代粮食安全观的生产活动。
这种转变突出体现在，五四运动之后，引领时代浪潮的中国领导人物几乎一致认为，建设强大文明的国家是实现普遍温饱的前提。有人肯定会问，这两者扯得上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萨赫勒地区国家已经很好地从反面展示了，不能有力地维持秩序（抵抗内外部压力）和组织经济生产的国家，必然不能保障人民温饱，而最近朝鲜的阅兵则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
10月10日凌晨0点，朝鲜在平壤举行了盛大的夜间阅兵式，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5周年。这次阅兵式，朝鲜集中展示了以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式武器，震撼了世界。
朝鲜出现的粮食危机，既有1995年洪灾的影响，也与朝鲜的安全环境密不可分。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朝鲜地缘环境虽然也不好，但能得到整个红色世界的大力援助。但苏联解体之后，援助断了，美国逼上了门，还有韩国虎视眈眈，朝鲜又到了危险境地。
国家安全没了保证，对粮食产量有立杆见影的作用。朝鲜是一个严重缺乏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没有石油，农业机械就开动不了，就生产不了化纤，氮肥的生产也会受影响，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是饥荒。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制裁。
不要说是因为朝鲜搞核试验，当美国总统布什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时，距离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都还有4年，更不要说几乎每次朝核问题的谈判，都是因为美国“退群”、“毁约”而夭折了。
朝鲜最困难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韩国超越自己，成为“亚洲四小龙”。而朝鲜由于极度缺乏汽油，甚至不得不改装出了一大批烧木炭、烧煤的汽车，运行起来好像着火了一样。向其他国家请求不多的援助，还有西方国家豢养的学者说怪话，把饥荒说成是“朝鲜政府的统治策略”，“国际援助通过‘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出口、用于贸易和政治关系’转变为朝鲜的军事力量”。
一个人强壮起来，是很快的，严谨认真的准备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身高的普遍提高则需要在生长期较长时间内保持合格的营养。如果我们把时间对应起来，刚好可以落到朝鲜核弹武器化实验成功以及美国把军事重心移到中东上，两个时间点之间是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肩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这充分说明了，国家的安全稳定，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要兴风作浪，不要危害和平与稳定，世界各国的发展潜力其实并不差。毕竟大家都不傻，都知道饿了就要找饭吃。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此羸弱的工业基础，如果像撒胡椒面一样抖下去，不仅帮助不了农村，还会拖累工业积累。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是集体化。
这条道路就是以少数工业化产品为基础，培养训练一大批农村工作的骨干，靠提升农村的组织度来激发农业产能。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中国的农民从此被前所未有地组织了起来，兴办了一大批集体农业工程，其中又以水利工程的成就，最为人所称道。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大兴农田水利。到1980年，全国灌溉工程基本框架形成，灌溉面积达7.33亿亩，大中型灌区基本都是那时建成的。这段历史，还催生了诸如红旗渠等主要以人力修建而成的奇观。
除了农田水利，工业化最重要的贡献是化肥。中国至迟到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工业化生产的氮肥了，但因为战乱频仍以及反动政府无心建设，1949年我国化肥实际产量仅6000t(折纯)，还不到印度的1/3，仅仅是美国的零头。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来的老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实施了扩建工程，同时一大批新厂也陆续开工建设，中国以氮肥为代表的化肥产量迅速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科研技术人员敢于打破常规，在生产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有效地扩大了产能。
例如侯德榜等研发了碳化法生产碳酸氢铵工艺，开辟了氮肥新品种，并开始用无烟煤作为燃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极大地缓解了资金和原料对氮肥生产的限制，大幅加快了氮肥工业的发展。
2002年，中国氮肥的生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氮肥的生产量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总和，而且也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以氮肥为代表的化肥大量使用，是中国以全球10%的土地资源、21%的灌溉面积养活20%的人口并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
真正有效制约人口增长的，还是工业化。何以见得？
下图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各地区分性别和孩次的数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2010年出生的中国男性将面临着较严峻的婚育问题，同时也说明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失败了（一孩男女比就达到1.2:1，三孩某些省更接近2.5:1）。
笔者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对于生育这样敏感而私人的事情，政府的掌握力是很有限的，而隐匿的人口要到他们升学或者工作才能被发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计划生育对于减缓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的幅度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今天人口增长能趋于平缓，甚至有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风险，主要还是因为工业化。
思考饥饿与人口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其实在内核上高度统一。但我们不能仅仅庆幸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还应该居安思危。仅就广义的粮食安全而言，目前还存在油料作物、饲料作物较高依赖于进口，甚至食用动物优秀种质也高度依赖于进口的情况。
如此种种，要求我们不断前进，谋善法而求良策，成万世治安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