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爸蛋总: 抗美援朝，一次全民族的精神大补钙 |2020-10-24

（一）晚清民国，中国人丢掉了民族自信

抗美援朝，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精神洗礼，是给全国人民的一次精神大补钙，也让中国人民赢得了尊重，彻底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这里说的全民族大补钙，指的是整体而不是指个体。因为就算是在积贫积弱、腐朽透顶的晚清和民国，中华民族也不缺硬骨头。

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屡战屡败，饱受列强欺凌，民族自信心饱受打击，不少人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自卑的地步。

梁启超虽然写过《少年中国说》，但1915年1月，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曾扼腕叹息：“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而极矣”；“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

尤其是全面抗战前后，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悲观。包括当时的领袖——凯申公，对抗日的前途也是没有任何把握。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蒋介石其实还算乐观的。1932年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经常念叨：中国经不起日本几点钟之攻击。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争取下，阎锡山逐渐转向了抗日，但内心是没底气的，处于一种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不少民国的精英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中，国民政府要人除了李宗仁，多数人都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一途。

当时主张对日本搞妥协求和的不光有遗臭万年的汉奸汪精卫，还有孔祥熙、顾维钧、何应钦、程潜等。

更有民族失败主义分子四处鼓吹中日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主张“和平救国”。

为此，民国精英还成立另一个“低调俱乐部”。这些人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由胡适领衔，包括陈布雷、陈立夫、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

胡适被誉为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学贯中西，是“精英”们众口一辞称赞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也被认为代表了那个时代民族的“良知”。

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他致信民国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1937年，胡适为蒋介石设计对日妥协方案。

而陈布雷，则是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总统国策顾问，蒋介石头号文胆，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对日妥协的文件。

整个抗战从前到后最坚决、最有信心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点蒋介石可以作证，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也可以作证。

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负责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蒋介石对德国大使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这些话被记录在了大使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

凯申公说：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不然绝不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如果我答应了，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给冲垮，中国就会发生革命。

如果国民政府垮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取得优势。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日本会遇上更大的麻烦），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

整个抗战中，日本从未放弃对凯申公的拉拢，从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草拟的第一次中日议和计划，到贯穿整个抗战的所谓“重庆工作”。

不管咋说，伟大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侮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但实话实话，国民政府对于这个胜利不是那么自信，连受降仪式都是诚惶诚恐，对日本客客气气。

根据日本负责对蒋拉拢工作的日本今井武夫少将的回忆，1945年芷江受降仪式上，他作为战败国的代表，硬着头皮准备去接受羞辱。

结果没想到敌国的军人对他出乎意料的友好。中国军官对他们的照顾可以说是体贴入微，还跟他们套近乎，自豪地说自己曾留学过日本。

更可悲的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冷欣去参加受降仪式，要求日本以书面形式保证国民党要员的安全。

当时今井武夫都听懵逼了，十分不理解，战胜国的高级将领，竟然向战败国要求安全保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冷欣此举，遭到今井武夫的鄙视。

南京受降仪式上，国民政府为了照顾日本人的面子，制定了一个方案，由秘书小林浅三郎代办。这样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不需要向何应钦投降了。

为了不让日本代表受辱，为了让日本方面体面受降，国民政府特意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布置。连美军都看不下去了，进行了干涉，才改成了长方桌。

改成了长方桌，日本方面没有意见，但是国民政府的代表却满腹牢骚，说美国人不理解东方道义和利益。

而且秘书递交投降书时，按说中方代表压根不用起立，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何应钦不但起立回礼，还双手接过投降书，腰竟然比小林浅三郎还要弯。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并非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而是依靠盟军的胜利才名列战胜国之一。中国军队没有战胜的实感，他们仍然对日军充满畏惧心理。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并不奇怪，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根据地都开始反攻日军了，国军还在大面积溃败（豫湘桂大溃败）。

从1944年4月开始的八个月中，损失了50多万兵力，丢掉了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丧失2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6000万人口沦陷。

国军表现就好像国足，打平就能出线，却在临结束上演黑色三分钟。国军的战斗力，让美国感到震精，罗斯福都开始考虑要不要支持凯申公了。

豫湘桂战役的溃败，把中国赴缅甸远征军用鲜血积攒下来的声誉给糟蹋殆尽，中国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这也成了雅尔塔会议将中国拒之门外的理由。

豫湘桂战役结束两个月后，雅尔塔会议召开。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尽早出兵中国东北，答应了苏联的要求，允许外蒙古独立。

总之，民国政府的无能，让中国人民背了锅。中国人民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极大地唤醒了民族意识，振奋了民族精神。但很多人在面对列强时，依然没有重新树立民族之心。面对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觉得矬半截。

（二）抗美援朝，恐美崇美亲美思想严重

新中国的成立，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然而国内还有很多人，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依然没有完全的民族自信，心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崇美、恐美、亲美思想。

时间到了1950年，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挠解放军解放台湾。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介入了朝鲜战争，把战线不断向北推进，并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越过三八线后直逼鸭绿江边。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派军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查、扫射和轰炸。从8月27日至11月19日，美军总共出动了上千架次侵入中国领空。

1950年8月27日，美军出动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炸死中国居民3人，炸伤21人，炸毁火车机车、客车、守护车5辆，炸毁卡车2辆。

1950年8月29日，美国空军飞机又两次入侵中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扫射，杀死中国居民4人，杀伤7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了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做出了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定。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奔赴了朝鲜战场。

然而这时国内和国际舆论，并不支持也不看好个决定。当时的不少民众，对出兵朝鲜跟美国开战很不理解，认为中国打不过美国，对抗美援朝运动消极冷淡，甚至悲观失望。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暴露了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把美国的力量估计得过高。

他们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尤其是怕原子弹，主张隔岸观火，希望在忍耐退让中生存，也幻想着能够关门建设。

有工商者说：美国的力量很大，抗战时期中国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今天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我们没有什么把握。

还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干涉朝鲜战争，原子弹下来我们吃不消。美国的经济实力太强大，武器精良，而解放军是土包子，没法跟美国打，出兵朝鲜是惹火烧身，小不忍而乱大谋。

有人说：美帝不是纸老虎，而是铁（真）老虎。还有人说：美帝在全世界张牙舞爪，到处设基地，不正是美国势力很大的表现吗？

甚至部队中的一些官兵，也觉得敌我装备太悬殊，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因而对与美军作战的残酷性看得很重，形成了思想负担，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

就算是积极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积极分子，情绪也极为悲壮，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神态，其实也是恐美心理作祟，对取得胜利没有信心。

不过这种恐美心理是正常的，我怀疑我要是穿越回去，我也会有恐美症。毕竟我们的格局不能跟伟大领袖比，我们更容易被纸面数据的差距打败。

就拿195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军事技术条件来说吧，差距是令人窒息、令人绝望的，如下表。

另外，中国过去没有同美国交过手，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的条件相差太远，制空权、制海权更是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

美国也加强了舆论攻势，通过美国之音美化自己、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瓦解中国抗美援朝运动的民心士气。

美国为了打赢舆论战，可以说是下足了本钱。美国之音不光用普通话、还用广东话、厦门话、上海话、客家话、潮州话和藏语进行广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各地残存的土匪特务和土豪劣绅也蠢蠢欲动，散布谣言，加快了破坏活动。有人造谣说：“要变天啦，国民党要回来了”。还有人说：“东北已经失守，中央政府已经迁往西安。”

甚至还有人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不少民国的遗老遗少还暗自窃喜，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美帝的反动宣传和敌特的造谣破坏，加重了社会的恐慌情绪，新解放区的农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怕反动派真打过来被清算），还有农民把粮食藏到山中。

东北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借故要回南方，有的工人不敢上工，有的学生中途退学，怕被抓去当兵。甚至还有些干部要求回家，有的青年团员要求退团。

崇美和亲美的思想，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最为严重。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学习的国家，很文明很民主，中国应当把美国当做好朋友。

有人认为：“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美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没有好的产品去和人家竞争。

还有人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美国在中国办学校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谊，培养了好多革命干部。

他们对抗美援朝战争很不理解。他们认为，要不是美国的原子弹，中国人民怎么能把日本打跑？中美这种友谊打着灯笼都难找。

亲美和崇美的思想，原因很多。首先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美国通过广播、通过电影、通过报纸杂志对中国民众进行了长期的宣传。

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理想而美满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际中的不倒翁，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强国。

比如在上海，解放前美国的影片几乎控制了全上海的电影院。即便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依然有人痴迷于美国电影，对美国恨不起来。

而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后期和日本投降后，对美国进行大肆吹捧，天天宣扬美国是如何富强而友善。

还有一些人有过留美经历，或者是基督教信徒，或者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亲美崇美思想。

（三）书生误国，张东荪崇美思想酿大祸

其中恐美、亲美、崇美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民盟主席张东荪泄密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导致了九兵团大规模的非战斗减员。

张东荪是民盟中央的常委，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过功劳。第一届政协会议，他被选为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但是他骨子里非常崇美亲美，反对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开始单独行动，企图借助个人声望，向美国示好，表示中国无意跟美国对抗，希望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

在这种心理支持下，他与美国特务王志奇取得了联系。1950年王志奇骗他说，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按计划进行。张东荪听了非常焦虑。

与王志奇交流的过程中，张东荪为了证明自己的分量，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把他认为可能跟美国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不仅如此，张东荪直接掩护了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信息、运行时间、可能投入的方向被传送了出去。

这导致美军调整了部署，把精锐的陆一师调往了东线，企图绕道抄西线志愿军后路。也因此，第九兵团入朝也不得不突然提前，不然等美军做好了准备，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所以本来已经够仓促的九兵团更加仓促，只穿着单衣就入朝了，恰好又赶上了朝鲜五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夜晚气温能到零下三四十度。

战士的脚、袜子和手等冻得像雪一样白，手榴弹的弦也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迫击炮的身管因为寒冷收缩，导致迫击炮七成无法射击。士兵们的手与炮弹炮身都粘在一起了……

冲锋还好，就怕在阵地上一动不动地潜伏。战士们穿的是胶鞋，零下几十度，大家的脚都冻溃烂了，胶鞋就冻在脚上，根本脱不下来，一脱下来就撕下来一层皮。

长津湖苦战，志愿军共歼敌13916人，成功收复朝鲜东北部地区。东线联合国军被迫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南。毛泽东评价九兵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不过志愿军也损失惨重，战斗减员19202人，非战斗减员高达28954人，减员数量占总数量的将近三分之一。

1951年，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并供出了张东荪。但是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说自己主观动机是为了国家免受灾难。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抗美援朝爆发之初，中国国内的恐美、亲美、崇美的思想是大有市场的，也是根深蒂固的。

（四）抗美援朝，志愿军给全民族大补钙

为了配合抗美援朝的舆论斗争，也肃清“恐美、亲美和崇美”的思想，全国开展了“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的思想教育活动，简称“三视”教育。

这场教育活动中，最杰出的教师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用钢铁的意志，用一场场胜利教训了美帝，也教育了国人。

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赢得了世界尊重，也让中国人挺起了腰，昂起了头。

抗美援朝更是一次全民族的精神大补钙，中国人找回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