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哥也在看：中芯国际被制裁背后的三次战役与一根钢丝|2020-10-30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作者：远川科技组

刚刚，中芯国际发布公告表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and Security）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744.21(b)向部分供货商发出信函，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

也就是说，作为目前大陆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承载着中国芯片先进制程的希望，中芯国际被美国紧紧盯上了。

这并不是中芯国际第一次被各方势力撕扯，由于芯片行业的特殊性，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国际技术输入一直是中芯国际成长的两根支柱。而这两根支柱却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冲突，再加上资本方盈利的诉求，中芯国际宛如一位杂技演员：

在高空的钢丝绳上小心翼翼的保持平衡。

1997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维也纳签署《瓦森纳协定》，约定一起限制被封锁国家的关键技术和元器件进口。2000成立的中芯国际受此限制，在成立第一年，向美国应用材料购买双电子束系统时，就曾被布什政府冻结产品出口许可。

此后，为了避开《瓦森纳协议》的管辖，中芯国际一度将注册地选在开曼群岛，大量引入外资股东，采用收购二手摩托罗拉工厂、购买二手设备、以及转向第三国企业求助等方式来解决眼前的困境。

这只是中芯国际九九八十一难的第一步，从为了避开美国禁运而引入外资入股；到企业做大做强与股东利益、产业自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再到创始人张汝京出走、董事长江上舟过世、艰难时期CEO因为股东矛盾不欢而散……

为平衡各方势力与诉求，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中芯国际，都踩在一根高悬的钢丝之上，每一步决策都走得小心翼翼。

如今，国际国内两根支柱冲突日益激烈，中芯国际的钢丝走的也越来越晃，而这一次美国商务部的管制条例，无疑又狠狠的拉扯了一把这根钢丝。

1 技术突围

一路结盟，中芯国际的股东数量也从2000年刚成立时的16名，一路膨胀到4年后美国上市时的75个。

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背景，中芯国际既有大陆的给钱又给地的资本扶持；又有国际一线企业给予的技术与客户资源。刚一成立，就成为了明星级别的“国际战队”。

成立初期，利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半导体低潮期，中芯国际在当时张江169元/平米几乎白送的土地成本之上，以低价购入了大量设备与厂房，加上大陆的工程师红利，当时中芯国际新厂房的固定成本，甚至做到了比台积电还要再低38%，变动成本也同样低了15.8%。[3]

聚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成立仅仅两年多时间，中芯国际的单月芯片产量就突破10万片。并一举在2003年底，拿下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宝座。

而这也让作为半导体代工龙头的台积电坐不住了。2003年年底，以技术侵权为由，台积电一纸诉状将中芯国际告上了位于美国加州的法庭，要求赔偿10亿美元。

因为建厂之初，张汝京曾经雇佣了180位前台积电员工，到了中芯国际之后，这些工程师难免把一些在台积电中使用的技术顺手照搬过来。这也就导致中芯国际应对台积电的调查时，显得十分的被动，当时两岸的紧张关系，更是让斡旋成了幻想。[4]

最终，官司拖到了2005年，疲于应对的中芯国际选择了和解，向台积电共计赔偿1.75亿美元，并签下了“中芯的所有技术都需供台积电自由检查”的丧权条约。

只可惜，1.75亿的和解费，只换来了不到一年半的和平。

2006年中芯国际融资前夕，台积电以中芯国际违反《和解协议》为由，再次要求赔偿。

这次，中芯国际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台积电在美国加州的诉讼，那么中芯国际就在北京高院反诉。这一步棋巧妙之处在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这会提早暴露台积电所掌握的证据，也将留给中芯国际充分的反应时间。

但事与愿违，就在中芯国际风雨飘摇的时刻，舆论对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包容，也降到了前所的低谷。

2006年1月，上交大教授陈进“汉芯造假”丑闻被曝光，一度让公众将中国半导体与骗子画上了等号。而半导体行业“发展周期久，出成绩慢”的特性，更导致了各方争议之中，国家对于芯片项目的扶持也在一段时间里放慢了脚步。

就连一向对中芯国际照顾有加的上海市，当时也正为华虹NEC和宏力整合忙的焦头烂额；加上中芯国际股权表面上的外资属性，当年中芯国际在大陆的诉讼，竟以北京高院驳回全部诉求而告终。[5]

3个月后，台积电在美国再次胜诉。中芯国际除赔款外，又交出了10%的股份。与台积电和解协议公布的当天，张汝京的辞呈，也在律师的建议之下一并递交给了董事会，整个业界掀起轩然大波。

至此，中芯国际的张汝京时代彻底结束，但没人想到，这家企业的动荡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2 股东内斗

事实上，关于张汝京的出走，台积电的施压，只是导火索；企业中各派势力的矛盾，才是导致了前十年间中芯国际问题的根源。

前面提到，中芯国际创立之初，为了规避风险，曾吸纳来了国企、外企、上游客户等各方资本加盟。

相应的，中芯国际内部的势力，也就被分割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作为大股东，想要借着中芯国际，来扶持本土产业链的政府与国企派力量；

第二派，是作为实控人，想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向国际化格局发展的台湾派高管；

第三派，则是以实现盈利为最终目的的众多海外投资者。

看起来，三派都是为了中芯好，但扶持本土、做大、盈利，在当时中国半导体产业积贫积弱的前提下，却是一个根本无解的死循环：

首先做大与扶持本土之间的矛盾。中芯国际要想获得一流客户的认可做大，就必须将美国客户放在第一位，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过多扶持本土企业，只会将自己一同拖入泥潭；

其次是做大与盈利的之间的矛盾。当年，为了将企业做大，张汝京曾一手主导了中芯国际的菱形布局。即：除了上海本部，中芯国际还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汉、深圳各地建设新的产线，一方面贴近下游客户，另一方面，利用当地的产业优势与政府扶持，快速崛起。[5]

但是，并不是工厂建好，就能盈利的。加上当时中芯国际重点发展的存储代工，又是一个周期波动极大的产业，即便成熟大厂，挣一年，亏三年也是常有的事。

这也就导致，成立初期，中芯国际的工厂建的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2000年创业，一直到2009年张汝京卸任，整整十年，中芯国际的利润都持续为负。

各方诉求难以同时满足，公司治理中，矛盾也就不时的冒出头来。

张汝京任期内，他一直试图在这三者之间维系小心翼翼的平衡。但就像走钢丝，一旦台积电等外力施加而来，平衡就会立刻打破，而作为直接负责人的张汝京以及后来的历任总裁，也就成为了三方博弈中最先被献祭的角色。

张汝京离开后不到两年，2011年6月2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突然离世。作为曾经的三亚市副市长以及上海市经济决策委员会委员，江上舟不仅是拥有广泛政界人脉的红二代；更是国家大飞机、半导体项目中的重要产业领头人。

任期内，江上舟一直用自己的威望，让中芯国际的三股势力互相制衡，可随着江的去世，压抑已久的内部矛盾，瞬间被冲上了高峰：

冲突发生在时任CEO王宁国与COO杨士宁之间。

根据集微网文章称，当年，曾有内部人士公开爆料，台湾派系背景的王宁国，为了带领中芯国际实现盈利：一度将客户分为了A、B和C三等区别对待，其中，有钱的外企是A等，大多本土设计公司则因为又穷又不贡献产能而被划分C等。[1][6]

被区别对待的一众本土厂商，则找到了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告状。为协调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位协会负责人曾亲自带队与中芯协商，但气的负责人都当场拍了桌子，现状却并未有太大改善。[1]

这也就引发了当时代表国资意志的中芯大股东大唐电信的不满。为了能一手主导中芯，大唐在江上舟去世的第三天，突发政变，在股东大会上将王宁国火速扳倒。但出人意料的是，虽赶走了王宁国，当大唐电信试图推举杨士宁出任CEO时，却依旧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

管理层内斗，企业八卦与谣言也一同在内网与各种论坛传得满天飞：挺王派举报杨士宁涉嫌逃税；挺杨派则攻击王宁国好大喜功，识人不明。为平息战火，一度有发改委、工信部领导出面调停，才暂时平息了争端。[1][6]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7月到8月，王宁国与杨世宁相继递交辞呈；前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华虹集团董事长张文义短暂接手后，中芯的大权又被交到了原来中芯老将邱慈云的手中。

一场内部风暴，自此暂时画下了休止符。只是，风平浪静之下，张汝京时代就遗留下的问题，依旧无解。

3  自主之战

要解决三股势力之间的矛盾，方法其实很简单：让中芯国际立足中国本土，也能有钱赚。

要知道，过去的纠葛，如果用一句俗语做比，其实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当中国本土的设计厂商与代工厂商都同样困顿的时候，仅靠互相扶持，是难以突出西方的封锁重围的。

除非，有外力的加持，让两者一同加速奔跑。

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声枪响，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半导体产业被“卡脖子”的尴尬现状，中芯国际正式被推上舞台中央。

而在此之前，早在2014年，规模超过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就已经正式成立。一期的1700亿产业投资，多数流向了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方向。其中，三年时间里，大基金仅仅对中芯国际的总投资就达到160亿元。

众所周知，半导体制造，归根结底还是个烧钱换来的生意。每一代技术与前一代相比，并非是平滑的升级，而是连同材料、设备、工艺等一众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参与的惊险迭代。

相应的成本更是呈指数级增加。业内人士透露，当年28nm制程研发成本还只有200～300万美元；16nm就已经达到千万美元级别；而目前最先进的5nm，更是要烧掉整整5亿美元。

如此高的研发投入门槛，导致留在赛场上的玩家越来越少，老江湖格罗方德和联电，就已选择放弃继续拼7nm和5nm。资本充裕如台积电，在5nm升级3nm的过程中也是慎之又慎。

但时局一年年变差，如今的中芯国际不仅要进行商业利益的考虑，更是“全村的希望”，哪怕落后三代，也必须要烧钱，必须要追赶。

好在，依靠大基金的帮扶与企业自身的盈利，中芯国际得以每年投入接近两倍净利润进行研发，近三年的研发费用率分别达到17%、19%、22%，远高于台积电的8%左右。

毕竟，越是落后，就越是要奔跑。

当然，除了资本的助力，中芯国际能够取得如今的助力，也离开不了这些年来不断涌入的专业人才：

2016年，台积电曾经的二号人物蒋尚义，举家来到大陆，担任中芯国际董事。

2017年，曾帮助台积电打赢与IBM的“铜制程”之战的梁孟松加盟，带领中芯国际很短时间内便攻克了28nm HKPG工艺，更是在两年后正式量产14nm FinFET。

2019年，同样在“铜制程”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杨光磊上台，接替董事席位。

资金到位，人才云集，围绕着这家大陆最顶级的代工巨头，设计、设备、材料、封测，产业链的各环节都被撬动起来，一个虽然暂时落后，却也能够基本自足的产业链，已经慢慢长成。

而那个困扰了中芯国际十多年的难题，也随之一步一步走出了死循环。

4  尾声

打开中芯国际困局的谜底，其实就藏在这一次中芯国际上市，亲友云集的配售之中：

整整200多亿的战略配售之中，不但有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上海集成电路基金等国家队，中金、复星、海通、新华人寿等金融资本，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只由中国半导体产业公司组成的中国产业军团：青岛聚源芯星。

这个认购了超过20亿的中芯国际股票的合伙基金，由15家中国半导体企业联合入股，里面有做设备的中微、有做材料的新阳、也有搞设计的韦尔，几乎把中国半导体精华都拉拢其中。[7]

这无疑是20年前，张汝京以股权结盟的重现，但区别在于，20年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接近空白，中芯国际的股权，只能去和摩托罗拉、富士通交换；经过十几年的砥砺，如今的中芯国际终于迎来了真正自主可控，由同一个理想驱动的产业亲友团。

这一次，没有外国产业股东想利用它的廉价成本、外国金融资本想让它快速盈利、国家却想让它实现自主可控，三个股东之间的同床异梦；也没有弱小求生与家国情怀之间，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撕裂。

但是，在钢丝上游走了十多年的中芯国际，这次真的可以肆无顾忌的一路向前了吗？

资本以及产业集群一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在对外国的技术依赖上，却给出了不置可否的答案。

中芯国际没想到，高空拉扯它的，从资本和管理层，变成了是坚持做“中芯”还是无奈做“国际”，刚刚离开了资本的贪婪，又迎来了美国的忌惮。

而这也提醒着我们：科技自主的路上，不但不能期望一帆风顺，更要认识到，狂风骤雨，也许才是未来的新常态。

注：这是一次旧文重发，但现实告诉我们，过去“中芯”与“国际”的两难抉择，依旧是如今中芯国际面前的难题。以史为鉴，过去的九九八十一难，都会成为如今中芯国际渡过难关的宝贵经验，那些打不倒中国芯片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