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毛主席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抗美援朝战争，一是死人、二是用钱、三是战略，四是吵架。”“这四点分析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审视中美博弈的四个视角，对我们坚定有力地反制美国的挑衅，坚定有力地处理台湾问题也有启发。”
“帝国主义本质就是要战争，它承认的是实力，你证明实力之后他才会退缩、害怕、守规矩。”
10月2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77集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共同对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回顾。
张维为：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它对中国今天崛起的深远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大家知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中国是猝不及防。那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在进行剿匪和土改，而且要解放台湾，此时的中国绝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让自己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当朝鲜人民军还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判断朝鲜战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朝鲜人民军速战速决，迅速统一半岛全境，结束战争；另一种是美国迅速投入兵力，朝鲜人民军受阻，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甚至发生逆转，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于是中央军委决定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共计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四个高射炮团，约25万兵力。
果然，不出所料，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一下子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9月2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并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犯朝鲜北部。10月1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通牒要求朝鲜无条件投降。当天夜里，朝鲜领袖金日成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提出出兵援朝的请求。
10月2日，麦克阿瑟下达了美军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当天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主席主张出兵，但书记处会议上意见分歧很大，未能达成共识。
10月3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政府转告美国，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是掷地有声的警告。然而，美国或是麦卡阿瑟过于傲慢，认为中国的警告只是一种恫吓而已，并没有能力与强大的美军较量。
其实，越过三八线早已是美国的既定军事目标。9月27日，杜鲁门总统已经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正式命令：“你的军事目标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此，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10月4日下午和5日下午连续两天，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出兵援朝的决定。10月8日，毛主席下达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同一天，周恩来、林彪秘密访问苏联，就援朝问题进行协商。
10月11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苏联将提供军事装备，但不打算兑现出动空军的承诺，这意味着志愿军将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这使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出兵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持，中国还是要出兵援助朝鲜。
做出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据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回忆， 他在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他说有两件事情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46年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另一件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我想，当年我们的实力比现在弱100倍都不止，为什么敢于叫板美国？回顾当年毛主席出兵朝鲜的决策思考，我想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有力地处理中美博弈和解决台湾问题也有一定的启迪。
中国入朝作战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个是权衡出兵的利弊。战争必有损害，出兵援朝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推迟中国业已开始的经济恢复进程，甚至引火烧身，使中国变成战场。但毛主席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不出兵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损害更大。
他用“三把刀”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的话，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中国当时也在支持越南的抗法战争，所以毛主席判断法国与美国会勾结起来对付中国。毛主席说，天下有变，美国就会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主席提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换言之，如果不主动出击打这一拳，把敌人打痛打懵的话，敌人的百拳就会向我们袭来，而且从三面围过来，战场可能是中国境内。
毛主席当时给在莫斯科的周总理发了电报，写道：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而且要早参战，如果等朝鲜彻底垮了，中国再想出兵就没有理由了，也没有机会了，而只能做在中国境内迎战美军的准备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在战略上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彭德怀在会上也讲了自己的底线思维。他比较抗日战争，他说：现在我们有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但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毛主席高度认可这个观点。换言之，主席的思路是，当最坏的局面已无法避免的时候，那就做好底线思维，尽快主动出击。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胜算究竟如何。谁都知道，1950年的美国，是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而中国当时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美国是中国的146倍。不像今天，我们一个唐山市的钢产量就相当于美国。美军还是一支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军队，美军陆战1师的每个团都有一个坦克营，70辆坦克，而我们志愿军主力部队九兵团却一辆坦克都没有。另外，美军还有强大的空军，掌握着制空权。
但毛主席的思维方法是辩证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中国军队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对美国军力的分析是“一长三短”：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长和战斗力太弱。毛主席认为，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更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有“一长三短”，而我们是“一强一正义”，“强”就是战斗力强，“正义”就是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毛主席后来对金日成说，当他了解到在朝鲜战场上，相比空军，还是陆军的杀伤力更大时，就觉得“那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我们有的只是陆军”。他对中国的陆军充满信心，认为陆军同陆军较量，志愿军可能胜出。战争从来都不只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人气、士气、指挥能力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差距。毛主席相信，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丰富的战争经验、敢打近战、夜战的志愿军，可以打败“铁多气少”的美国军队。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大约在同一个时间段，刘邓大军下属的十八军在张国华将军的指挥下，于10月6日拉开了昌都战役序幕，连续19天中打了20多仗，歼敌5700余人，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基础。在越南，10月8日开始，在中国的陈赓将军、韦国清将军等军事顾问的直接协助指挥下，越共部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法歼灭战，歼敌8000多人。尽管法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好于越共的部队，但经不起中越两国的联合打击。
三是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苏联答应的是供应武器装备，同意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来支付，但不同意立即出动空军。后来彭德怀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候就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此时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换言之，即使万一没有打赢，苏联总是欠了中国一笔账，而且主动权还操之在我，我可以决定何时再次开打。
后来，志愿军副总司令宋时轮将军曾总结抗美援朝中体现出来的主席的军事思想，认为其核心是战略上后发制人，但同时确保战略战役的突发性。战略上后发制人，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打到我们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得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但我们同时要确保在战略和战役上对敌人的突发性。毛主席反复指示志愿军开进朝鲜，既要隐蔽又要迅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控制要点。美、韩军队进攻速度虽然很快，但麦克阿瑟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兵，而且错过了出兵的最佳时机，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是这个判断。美军准备赶在1950年感恩节之前回家，也就是11月下旬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斗，凯旋回国。
所以当我们入朝的部队发动了突发性战役，一下子把对手打懵了。中国人民志愿军40天收复平壤，70天打下汉城，震撼了世界。经过5次大的战役，最终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核武器超级大国美国，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打到了谈判桌前。从1951年7月起，双方经过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反复拉锯和较量，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这是中国人给美国人立规矩，过去美国打仗从来都是要对手无条件投降，现在遇到了新中国这个不信邪的对手，最后不得不接受有限战争，不得不承认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2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总结了毛主席对抗美援朝的分析。他说，毛主席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抗美援朝战争，一是死人、二是用钱、三是战略，四是吵架。
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我们的军队更加勇敢，更不怕死，兵源更充沛。战争是要烧钱的，中国虽然穷，但我们的财政管理得更好，国家预算还有结余，我们人民币的地位比战争爆发之前更加稳固了，而美国战争开始以来，军火工业损害了民用工业，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至于战略，邓小平说，这是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和社会主义阵线之争，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阵线的头子美国亲自出马，而社会主义阵线的苏联老大哥还没有出面，中国出了一部分，朝鲜出了全部的力量。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战略上的优势，为什么台湾总不敢在我们沿海登陆，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朝鲜打，一方面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其它方面。
至于吵架，毛主席说，吵架最多的是美国，从美国内部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震动了人民，人民不满意政府，要求在朝鲜和平停战。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资本家和资本家吵架，军火工业资本家赞成打，民用工业资本家不赞成打。第三、军官和军官之间的吵架。越吵矛盾越深，对美国越不利。而我们呢？我们这个阵线是团结一致的。邓小平引用毛主席的分析，说这四条对美国都不利， 对我们来说最多是一条不利，这一条是两个半条组成的，即死人和用钱。这一切决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命运。
我在想，邓小平总结的毛主席的这四点分析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审视中美博弈的四个视角，对我们坚定有力地反制美国的挑衅，坚定有力地处理台湾问题也有启发。尽管时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许多道理我觉得相通的。
首先是死人。一场新冠疫情袭来，美国防控溃败，如果这是一场战争的话，美国更像是一个战败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万，感染确诊人数超过了八百多万， 整个国家士气低下。
二是用钱，美国为了救股灾、救富豪、救经济，印钱毫无底线，拼命放水，转嫁危机，但钱还是不够用，不少专家都认为美元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三是战略，美国当前的这个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战略可言，一切为了竞选，选票第一，股票第一，美国利益第一，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地孤立。
四是吵架，美国内部分裂空前，政党之间、党派之间、族裔之间、贫富之间的激烈矛盾，其程度都是空前的。一旦出现军事上的严重挫折，美国内部的吵架必然加剧很多，内部恶斗加剧。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中国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而且财政状况远远好于美国。中国的发展也始终没有偏离自己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而变得空前团结和自信。美国神话在多数国人心中已经终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纪念抗美援朝胜利又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无比缅怀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先烈，他们是民族的丰碑，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坚信，有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全面提升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容应对并战胜美国发动的各种挑战。我们在综合国力比现在弱一百倍的时候，都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今天的中国人民当然更加不信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想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好，谢谢大家！
徐焰：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两万人，在大沽口上岸，长驱直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到了1950年，以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刚逼近鸭绿江边，就被中国人民打得狼狈逃窜，逃到三八线以南。这就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是旧中国不可比拟的。所以说抗美援朝这一仗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立国之战”，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奠基之战。
当时敢跟美国打，决心正确，策略也是高明的。第一，美国占了台湾，兵逼鸭绿江，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已经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像旧中国那样受欺负了，出兵参战确实有理。除了有理，我们还有利。周恩来曾讲过三个最有利：最有利于发挥我们的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也最有利于得到苏联的支援。另外，我们也有节。就是将朝鲜战争地方化，不要扩大到朝鲜以外。因此，当时是用志愿军的名义出兵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民自愿去帮助朝鲜。若是要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就等于跟美国，甚至联合国宣战了。实际上志愿军部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朝部队，美国也知道，但是美国也不愿把这事闹大。最后在谈判的时候，它也承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因此说抗美援朝战争控制了规模，是一场局部战争，打出了国威，而且促进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同时几个概念必须搞清楚。第一个，抗美援朝战争与朝鲜战争它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美方说北朝鲜是入侵者，美国以此为借口，入侵朝鲜，把这个战争由内战发展成一个国际战争，还在朝鲜内战爆发两天之后，出兵台湾，等于控制中国的领土，造成中国分裂。这不是侵略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应该反应。所以说朝鲜战争可以不打，它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但是抗美援朝之战不能不打。朝鲜战争是平局，三八线开始，最后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战争可是个伟大的胜利，它不是在三八线开始的，而是在鸭绿江边开始的，最后把所谓联合国军打回到南面500公里，让它退到三八线，这从军事位置上讲也是个伟大的胜利。
另外，有些人有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说朝鲜战争，甚至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实际上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是错的。我们看美国的历史档案，关于台湾问题，它早在1948年12月份就开始考虑干涉，一直到1950年1月份都一直举棋不定。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希望中苏不要结盟，害怕干涉台湾会把中国推到苏联一边去。1950年2月14日，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盟。苏联当时援华最重要的项目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美国认为离间中苏没有希望了，于是，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决定在亚洲要采取强硬措施，等于宣布对南朝鲜和台湾都不能放手。因此，当时不管爆不爆发朝鲜战争，美国肯定要干预台湾。这是美国亚太政策，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建立第一岛链的称霸政策的体现，并不是朝鲜战争所造成。
总体上来讲，抗美援朝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我们今天看，还是应该感念当年一代历史巨人的声音，“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可以说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7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学习当年的精神。毛主席当时就讲，美国是“铁多气少”，钢铁多，士气低。我们当年呢，“铁少气多”，靠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压倒敌人。严格讲，当年我们的硬件是不行的，胜利靠的是软实力。习近平主席前一段时间特别强调，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我们是钢少气多，现在我们钢多了，气要更多。在如今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发挥我们软实力的优势。
比如说今年的抗疫，我们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在世界上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主要靠的也是软实力，如果单纯讲医疗水平或一些硬件，其实我们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占多大优势。我们搞得这么好，关键在于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另外我们有效的举国体制的管理能力，这些都是我们软实力的优势。因此，今天我们学习抗美援朝精神，除了继续强调爱国主义，还要把我们过去的传统优势继承发扬下来，这样才能够在下一步应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迎接中国崛起中间，更有力地发扬我们的传统优势，同时在我们强国强军的道路上更好地砥砺前行。
主持人：谢谢刚才两位给我们都讲述了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其实70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战争，当时的领导人要下定决心，志愿军出兵朝鲜是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总能听到有人在探讨这个抗美援朝值得不值得？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我想可能人们可以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徐焰：这就是战略决策选择的难度了，当时也可能选择苟安。
徐焰：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日记后来发表了，他就讲，他之后对毛主席这个决策非常钦佩，他说如果换我来做决策的话，我会选择苟安。说中央很多人都讲出兵太困难了。但毛主席真是力挽乾坤。大家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有不同意见恰恰说明党内有民主。这个时候呢，毛主席说，大家提的意见都有道理，但是千条万条不能敌过六个大字：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国际形势有两个方面，一个看美国，一个是后面苏联。如果说我们对美国进逼置之不理，那么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肯定要削弱了。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战争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对帝国主义分析是准确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是要战争，它承认的是实力，你证明实力之后他才会退缩、害怕、守规矩。
徐焰：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周总理有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我们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能不讲实力。后来为什么能够在板门店平等谈判？我跟你在战场上打得势均力敌，在谈判桌上才能势均力敌。
张维为：我们回忆一下香港问题，当时英国不愿意和中国谈判，撒切尔她到中国来国事访问之前先问了英国国防部长：“我们能不能军事上守卫住香港？”军方说不行。所以她才过来进行谈判，所以背后都是实力，这是一定的。
主持人：对。刚才我们分析抗美援朝时整体脉络看得比较多，但其实我们还要去看细节。现场有一位观众身份很特别，她是来自于上海志愿军文献馆的一位讲解员，带了一件特别的物件，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讲解员：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手上拿的是我们展馆的一件展品，是一顶帽子。这顶帽子陪它的主人参加了长津湖战役。它属于春秋天的帽子，但是在长津湖战役的时候，战场上环境是非常险恶的，有时温度达到了零下40度。
主持人：战士就是戴着这样的帽子，参加了长津湖的战役。
徐焰：长津湖战役在美国被称作“长津水库之战”。当时美国真是狂妄冒进，沿着长津湖公路的两个师想直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江界。他们行进了30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但是没想到，志愿军第九兵团紧急入朝后，一个突然袭击，把它给拦腰斩成五段。它当时真是要陷入全军覆没的危境了。但是严寒到来了，白令海峡的寒风一过来之后特别冷。刚才她带的这个帽子，就是咱们50式军帽，而且是春夏装。因为当时华东军区第九兵团是从江浙一带调去的人。
讲解员： 老战士跟我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先顶一条毛巾，然后再把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用毛巾垂下来的两块布来保护自己的耳朵。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了，有很多战士的耳朵依然被冻坏、冻伤。有的一不小心用手碰一下，整个耳朵就会掉下来。
徐焰：长津湖战役也是我们军队作战史上的一次教训，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次冻伤过这么多人的。德国人抱怨，当年进攻莫斯科失败是因为冻伤。可是，德国在1941年第一线的有350万野战军，其中只有11万人冻伤了，也就是3%到4%。长津湖一战志愿军九兵团有15万部队参战，战斗伤亡才1万多人，有3万多人严重冻伤，3万多人轻度冻伤，就是说差不多一半人都冻伤了。
主持人：但是这场战役的结果是，我们的志愿军把陆战一师，包括还有其他的美军部队往南赶了。
徐焰：对，消灭了一个团。那个团旗现在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按毛泽东讲，就是完成了战略性任务。
主持人：是，我们都说抗美援朝非常的了不起。除了决策了不起，我们所有的将士也非常了不起。装备那么差，条件那么艰苦，但是我们愣是用绝对的意志，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我们接下来开放现场讨论，有问题想要问的举手告诉我。
Q1：两位老师好，我叫钱晨，是来自同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解放军历来奉行不开第一枪，但是美军在南海近期频频抵近侦察，局势从原来的“斗而不破”演变成现在的“斗而求破”，那么原来不开第一枪的原则是否需要调整？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徐焰：这位同学可能对有些历史情况不太了解，我们人民解放军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开第一枪。有的时候敌人进犯到我们门口，闯进我们家，难道不开第一枪吗？
对于外国对我们国家周边的抵近侦察，以及在沿海地区的挑衅，从解放之后，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策。解放初期，在我们当时海空力量比较弱的时候，规定是进入我们领空的予以打击。1960年三年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又下一个新指示，美机即便进入我领空，我飞机起飞监视，敌不开火我不开火，你进了我国土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需要缓和。一般会起飞监视，予以驱逐，但是不开火。1965年3月，毛泽东又改变决策，变成进入我领空就可以打。因为我们的实力和我们的情况变了。
后来，我们的政策也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变化，并不是绝对讲我不先开第一枪，而是要看情况而定。根据我们的对手的情况、我们国家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国家发展的总体需求，不同时期会制定不同的应对敌对势力挑衅的办法，应该说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一个拘泥不变的政策。
Q2：我叫王乙焜，是一名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名学生。朝鲜战争在美国长期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但是由于现在中美博弈进入一个新的格局，又有不少美国学者重新把它拾起来，说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起点，他们也把现在西方与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视为朝鲜战争一种延续，所以我想请问两位嘉宾对此怎么看？这背后是否反映出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崛起的这样一种焦虑和不安，谢谢。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西方学术界和媒体都是喜欢设置议程的，会炒作各种各样的题目。这当中可能有某种目的，或背后有某种力量支持。但我总觉得，套用主席的话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要太在乎他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最承认实力，你展示了实力，它反而尊重你，而且这个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徐焰：我在美国华盛顿的时候，参观两个与军事最有关系的博物馆，一个是国家历史博物馆，一个是航空航天博物馆。很有意思，在展完二次大战之后，直接跳到打卡扎菲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感到不光彩。
当年我们打出了国威、军威，为我们的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现在的世界由当年冷战时期的武力竞赛，变成了科技竞赛和经济实力的竞赛。西方感到恐惧的恰恰是我们中国现在在经济和科技实力。前一段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现在却变成世界科技中心，这真可怕。现在中国在3G、4G、5G上不断地跃升。4G时代我们已经追上世界潮流了，5G时代已经追到世界前列了。这个是我们中国希望之所在，将来可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