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有一个特点：需要大量的技术、资金、物料等资本，对人力的需求弱一些。
围绕如何处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展开了各自的探索。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想要在工业化中实现快速增殖，必须对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进行持续压榨。
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了多薅羊毛，上层资本家把自己家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圈起来放羊，把农民赶出去自生自灭。
在圈地的同时，资本家还会限制流浪者，让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进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工资十分低，并且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资本由于没有宏观调控，随着工业化的加深，效率越来越高，出现了一系列“失控”——由于生产力越来越猛，原料和人力不足，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英国先后通过武力让印度、北美洲沦为自己的棉花产地，又去非洲掠夺人口贩卖到美洲下银矿或下种植园等等。
把黑奴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主，然后，再把美洲的黄金和工业原料运回欧洲，这就是一本万利的“三角贸易”。
最先进行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国人后来居上，成为“三角贸易”的主要经营者。
只有对几个大陆持续掠夺，欧洲国家才攒下了雄厚的财富资本。
新兴的美国也延续了欧美的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进程中也伴随着北方工业资本家和南方农场主的撕扯，整整4年内战打得全国一片尸山血海，死在内战中的人数比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阵亡人数还多。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还是战争，都是新中国承受不了的。
新中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迅疾成长的，这种制度将“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简化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多年实践也证实了，只有国家掌握资本，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基本来自农业。
就搞高积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农业生产出来的每一粒粮食、每一斤肉类水果都省下来，出口到国外换回外汇投入工业化，一紧就是三十年。
为了抵御外敌，开展三线建设，几百万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民工建设者不计条件，前往西部山区、大漠荒野，建设工业生产基地，用极低的人工成本，向全国各地扩散工业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农经教授严瑞真1978年研究显示，建国以来前20年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7000~8000亿元人民币的积累，而1978年前，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才9000亿人民币。
而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医疗用品、生产工具、食品、服装等民生资本还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时候，中国人曾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让中央认识到，强大到垄断重要资本的资本家，随时会为了利益而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为了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和人民。
抗美援朝物资筹备期间，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总经理李寅延，用毒棉花给志愿军做救急包和三角巾。
他把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换成了坏棉花，其中有一千多斤是从捡破烂的那里买来的。这种烂棉花有的是从垃圾箱、有的甚至是从死孩子身上捡来了。
就这样，奸商把一万斤脏棉花和两百匹纱布，没有漂白脱脂，没有消毒，做成了给志愿军在战场上包扎伤口的救急包。
这种有毒的救急包，做了120081个，许多志愿军战士就因为这种有毒的救急包，白白牺牲、伤残。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做志愿军的牛肉罐头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用臭了、坏了的牛肉制作罐头，私吞人民财产30亿元。
我们无从想象，志愿军官兵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连日作战、饥寒交迫，拿出救命用的罐头，打开却发现无法下口，心里是什么感受…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奸商王康年，把假药、过期药和劣质医疗器械发给志愿军，从中骗取了3亿多元（旧币）的军费；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做志愿军的三万五千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子一穿就坏；
沈阳文运铁工厂奸商杨文运，加工承做志愿军用的汽车防滑链，不但偷工减料、抬高加工费，而且做出的链子十件里面有七件是废品，给前线的运输工作增加了困难……
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他们还想着发发国难财，这样的人搞工业化，指不定要出多少幺蛾子。
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另一方面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改造跟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决心。
这一系列整改操作，为后来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我们不用担心赖以生存的物资被私人垄断、不用担心挨饿受冻，都得益于国家来掌握资本。
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做好了，群众基础做好了，工业化是一定要搞的，可这万里长征第一步该怎么走，让领导人陷入了沉思。
“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西方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工业化，新中国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我们想用五分之一的时间快速赶超，就必须得找个“老司机”来带路。
伟人望向北边的苏联，满眼都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四壁萧条和现在的欣欣向荣。
恰好这时候，抗美援朝的胜利让中国争取到了苏联的工业援助，帮中国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
一个好的领路人，一定程度上会帮助节省工业化进程的时间。
当年苏联也赶上了好时候，恰逢美国大萧条，国内各行各业都有企业破产，业务大规模缩水，大批工人失业。
这种萧条和苏联对技术的渴望恰好形成互补：美国企业需要大单来续命，苏联则需要危机中的美国企业提供廉价的技术支持。
在利益的驱使下，双方放下意识形态冲突，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美国推动各大财阀旗下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出口，苏联方面就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引进。
美国对苏联的技术援助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投资联营设厂、驻派工程师、战争期间直接提供军火以及互派留学生等等，范围几乎覆盖了苏联所有重工业部门，比如汽车制造、军用卡车与装甲车、化工、能源、飞机制造等等。
总而言之，苏联前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美国手把手援建的。
斯大林也直言：“在我们所有重工业工厂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而斯大林没有提到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德国、英国、瑞典、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工业国家的资助下建成的，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美国在欧洲的子公司。
美国用了将近1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苏联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完成了。
工业发展就像一场考试，优等生总要捂住自己的考卷，生怕周围的学渣偷看了去。
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发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技术人员与技术图纸外流，防止被别的国家掌握和利用，以维持它工业国家的主导地位。
美国从欧洲学到了技术，完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工业革命逐渐反超英国成为世界老大，就开始像当初的英国人那样，封锁技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禁运清单到今天都在发挥余威。
在中苏交好的蜜月期，苏联曾增派800名专家到中国，虽然斯大林极为心疼，还是按照承诺执行了，并且向中国提供各种工业技术标准和工业技术资料。
从1950年到1953年，苏联专家带来的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600吨。
请来了人才，拿到了文献资料，还确立了91个援助项目，加上1950年毛泽东访苏的50项，和后来赫鲁晓夫上台后追加的15项，苏联援建的项目总数已经达到了156项。
这156项工程涉及钢铁，煤炭，冶炼，发电，造船，航空，建材，机械电子，化工，纺织，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兵器，通讯等等部门，基本包括了一个国家全部的重工业部门。
一五期间，是中国人每天都在刷新历史的时代，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
1953年11月30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根钢轨在鞍山钢铁公司诞生，告别了依赖外国钢轨的时代。
1953年12月26日，鞍山无缝钢管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开启中国冶金事业新的里程碑；
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黑油山1号井完钻出油，标志着新中国发现了自己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祖国的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了总装配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1956年9月8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在沈阳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研制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
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共约一万公里。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都先后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通车。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无论苏联主观意愿如何，都从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这一质的飞跃。
这也是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一个传统农业国，一次性全面而成功地转向工业化。
就像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从古至今总是能做到很多不可能事，总能在绝境中创造奇迹，并且渐渐习惯了“中国总能创造奇迹”这件事。
无坚不摧的中国力量，也是我们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在四壁凋零百废待兴的时候，在四方列强虎视眈眈的时候，毛泽东依然选择先做完最难的事，并且要用最短的时间干好最难的事——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出于国家建设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也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无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多少难题，我们都必须想办法攻克，必须完成工业化。
放眼当时的经济建设，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制造工业设备、开采煤矿、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都需要钢铁，连北方冬天取暖的炉子，用钢铁做的也比用砖石砌的暖和得多。
但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年的钢铁产量不过15.8万吨，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不过300克，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这点产量连人手一把锄头都做不到。
于是随着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全民开始大炼钢铁，一场持续两年的大跃进就这么开始了。
一时间，他大舅他二舅都在炼钢，高桌子矮板凳都是木头，很多人直接拿出了家里的大锅出来炼铁，全民干劲儿十足，全然不顾炼出来的铁啥样，反正稀里糊涂一通蛮干。
直到70年代，中国钢铁企业引入外国700多项技术，利用60多亿外资改变了中国钢铁技术结构，才让钢铁工业走向正轨。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钢铁产量由3178万吨增加到8093万吨，利税从1978年的50亿增加到2230.9亿元。
至此，我们不但解决了炼钢困境，还赶超了英美，慢慢成为炼钢强国！
有了产量的保证，中国的制造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为今天全球工业类目最全打下了基础。
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电力，尽管中国在民国时期就有电了，但仅限于大城市的繁华街区，加上多年战乱几乎清空了中国电力的家底儿，因此建国后，人们依然点了近40年煤油灯。
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发电量43亿千瓦时，人均一年只能用8度电，属于电力极度贫穷的国家！
“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燃煤发电方式。
中央接管了200多处小型煤矿，以此为基础发展煤炭工业，为电力和其他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从1952年开始，电力工业长期实行“国家所有、中央统管、政企合一、厂网一家”，电价、电力供应分配都由中央统一管理。
1956年，我国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火电机组在安徽淮南电厂投运。标志着我国开始有能力自建火力发电厂。
煤炭工业突飞猛进的时候，电力发展却不很顺利，我们生产的小功率电机还可以，但是一上大功率，机组就问题一箩筐。
根据电力部门统计，光1980年一年，我们研发的8台200MW机组停机检修过95次，17台125MW和3台300MW机组发生事故21次，检修77次，1980年我们一共有97台共12500MW大型火电机组，几乎全部都有问题，
幸好这时我们已经跟日本、美国重新建交了，1980年，经过多轮谈判，中国选择了美国燃烧工程和西屋电气的技术，第二年，电力部从美国依波斯库工程公司引进了电站设计技术。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电力才彻底爆发庞大的能量，开始迅猛发展。
从6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里，北京高井、辽宁朝阳、江苏望亭、河南姚孟，相继投运国产的10万、20万、30万千瓦火电机组，使单机容量及电厂装机不断得到突破。
有了国外技术的加持，中国的发电量从70年末开始，从走路变成小步快跑，以每年200亿千瓦时左右在增长。1985年之后，中国电力行业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产业发展初见效果，教育难题又要摆上桌面。果粉们最爱的民国教育给新中国留下了超过80%的文盲率，而当时家底儿太薄，能拨给教育的投入太有限了，只能先紧着一头发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必须跟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否则发展的后劲不足一定会出大问题。百姓是一定要识字的，怎么让那么多百姓识字，又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难题。
我们过去走过弯路，大跃进期间因为冒进犯过不少错误，要不要咬着牙再拼一回？
为了提高基础教育效率、最大程度降低知识传播障碍，中央集结了一批最优秀的文字专家，创造了一套简化字+拼音的体系。
于是从1952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各种扫盲班轰轰烈烈地开办，扫盲运动风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
根据1964年的调查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发展打下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只有疯狂的高积累才能让工业体系这个吞金兽飞速成长，而工业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开始反哺国民。
但是工业化初期工人看不到反哺的前景，只能长期奉献。
世界历史上有无数次尝试，有无数个理论，在不同的国际关系下、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不是只有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但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资本积累中，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没有剥削压榨，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成为世界工业类目最全的国家？
因为这一切，是通过一代人自愿牺牲换来的伟大胜利，是通过一代人的自愿牺牲产生的伟大时代。
他们选择走正确的道路，选择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地改变世界。这种牺牲，还有哪个民族愿意付出？这份苦，还有哪个国家愿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