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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畅/李健华 编辑：余佩颖/周哲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1990年初，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启程回京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回答说：“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1]。”总设计师当即回答道：“好，我来讲！”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2]。”
总设计师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再作出正式决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一周后，邓小平再度谈起上海：“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那年春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亲自率队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报告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从而把浦东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但要知道，1990年以前，浦东100多万15岁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中小学里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同时达标的仅有7所；卫生机构有50多个，没有一所三甲医院——对上海人来说，浦东就是乡下。
事实上，“浦东”在90年代之前还只是黄浦江东岸的一个泛指概念，占上海整体的比重仅为8%。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浦东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概念。
李鹏后来回忆道，“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就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3]。”后来朱镕基对“新区”这个概念做了个诠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4]。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着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1994年的春节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视察。春节前，他在寒风细雨中视察了浦东，回北京时他嘱托送行的上海官员，“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1993年到访上海，称浦东开发计划不过表面文章，将其比喻为俄罗斯的“波特金村庄”（泛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在他看来，浦东开发带着太多不熟悉的色彩。
但弗里德曼错了。在接下来的30年里，浦东、上海和中国一起走向了繁荣，它的磅礴和恢弘，将给世界带来了持续的震撼。
01. 高度：烂泥渡上拔起的632米
1989年10月，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时任市长朱镕基提出了一个想法：“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1]。”
一年后，朱镕基主持浦东新区设计规划会，他讲道：“不但陆家嘴的设计，整个这一带的设计，要向全世界招标……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1]。”之后，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
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但区域规划还不够，决定陆家嘴命运的，是产业规划。
1995年3月，30多位政策决策专家和学者聚集在浦东的川沙宾场，开了一场闭门会议。会议就浦东下一轮该放开什么产业进行了三天三夜的集体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主张：浦东下一轮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这句简单的结论决定了陆家嘴的命运。
在规划中，浦东把金融、贸易产业集聚在昔日金融中心——外滩对面的陆家嘴地区。后来，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黄奇帆概括说，浦东开放在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上政策很突出，反映了中国的开放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
川沙会议后专家们提交了一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报告内容主要建议：中央允许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等某些领域对外开放，先行先试。包括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服务、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等措施。
会议的内容也成为后来国务院的“61号文件”，正是这份文件，为浦东乃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发展奠定基础，一场中国金融业的变革从上海起步。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做出表率，把上海市分行迁到浦东陆家嘴，标志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正式启动。
后来参与川沙会议的一位专家回忆：“深圳人看到这个文件非常惊讶。”
之后的两年里，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钻石交易中心等相继落地陆家嘴，同时日本富士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光大证券等大批金融机构落户在陆家嘴。在这样数量的金融龙头机构聚集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渐成气候。
目前的陆家嘴金融城，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备、金融交易最活跃、金融机构最集聚、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金融产业高地，区域内已集聚了12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870家银、证、保持牌金融机构及其分、子公司，6000家新兴金融机构，30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
浦东开发前，东昌路是浦东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之相交的则是一条叫“烂泥渡”的道路，这里四五米宽，一旦下雨就变泥巴路。
而昔日的“烂泥渡路”已经改名为银城中路。它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地段，北边是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电视塔、西边是滨江大道、东边是一栋栋屹立的办公大楼和世纪大道。从“烂泥渡”变成国际金融核心区，陆家嘴只用了三十年，云泥之别，今非昔比。
屹立陆家嘴的上海中心高632米，它代表着上海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着中国金融开放的高度。
02. 深度：逆天改命的超级工程
上海因河而兴，港口条件得天独厚。但众所不周知的是，港口一度是困扰上海发展的一个大难题。
90年代，上海的工业和外贸开始齐头并进。按理来说，上海每创造10亿工业总产值，就需要有一个年通过60-70万吨的万吨级泊位与之配套。但现实是，上海码头货物吞吐能力严重不足，遇到5万吨的船就要在长江口外减载候潮。
内部建设不足，外部对手又虎视眈眈。神户、釜山、甚至高雄都在争相成为亚太地区的航运中心，彼时，大陆的货物要想进入国际市场，都要到神户港进行周转。
一般而言，港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母港，一类是喂给港，前者往往是国际性枢纽港，汇集万吨级货轮；后者只是用中小货轮给母港运送货物，战略地位截然不同。如果没有深水港，上海就只能是一个喂给港[6]。
随着上海经济体量从1990年的756亿快速上升为2000年的4771亿，这一致命短板变得愈发突出，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上海要真正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目标，关键在于发展现代港口，核心就是建设深水港。[7]”没有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撑，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作用只会处处遭遇掣肘。
决策定下来，首要问题就是选址，北上宝山罗泾、东进外高桥、南下金山嘴都被挨个否决。地处长江入海口的罗泾和外高桥，都受到“拦门沙”的影响，长江泥沙大量沉积于入海口，使得航道水深只有8米，金山嘴靠近杭州湾一带，水深与长江口依然相差无几。
水深不够、大船难进，成为横亘在港口选择面前的最大难题。
彼时，交通部已经准备用“束水冲沙”的方式直接疏通出长江口12.5米深的航道，可神户港在1987年就具备了5个水深15米的集装箱泊位，如此一对比，12.5米还远远不够。建成即落后显然不行，一条共识变得愈发清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上海没有深水港口的问题。[6]”
市域范围内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港口，几经周折，决策层开始将目光开始瞄向了位于浙江舟山的大洋山和小洋山。此处航道水深平均可达15米，海潮强劲使得泥沙不易沉积，向西北32公里对接上海芦潮港，向东82公里处即为国际航线。港口资质良好，唯一的问题是，大、小洋山行政上隶属于浙江。
建设前的小洋山，岛屿错落
事关利益分配之处总难避免刀光剑影，双方最后都各做妥协。大、小洋山行政隶属保持不变，港口管辖权、土地施工以及建设资金来源交由上海，洋山产生的租金、税收以及所有领航费用都划归浙江所有。如此，在上海的“高姿态”和浙江的大局观配合下，洋山港正式动工。
分布在大、小洋山之间的是十几座不相连的小岛，连结小岛并打造出一个8平方公里的平整陆地，相当于在1000个足球场上把沙子堆出7层楼的高度，光是填海所用的砂石总量就超过了一亿立方米[10]。
作为全球唯一的一个在外海岛屿上建造而成的离岸式集装箱码头，与港口建设同步推行的还有32公里的东海大桥，它也是连接浦东与洋山港的成败关键。在没有经验、连资金也要靠自筹的困境下，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态度坚决：“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这座桥建起来[9]。”
我国首座外海跨海大桥——东海大桥
2005年，东海大桥和洋山港一期先后竣工，完成5个10万吨级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到220万标准箱。洋山港建成后，意味着上海港正式摆脱了沦为“喂给港”的命运，并开始向世界级港口蓄力冲击。
一年以后，洋山港二期建设完成，再增4个10万吨级泊位，年吞吐能力合计达到430万标准箱。2008年三期建设完成以后，2010年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并一直保持至今。2017年，洋山港四期又建成了全球最大单体自动化智能码头，接待起2.4万标准箱级别的全球“船王”都变得驾轻就熟。
洋山港四期无人码头
洋山港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从其诞生之初起，洋山港便不只是上海的港。在以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至长三角，再沿着长江溯江而上，它影响的，是跨过9省2市，汇集着40%人口，占据全国46%GDP的经济带。
当十万吨级的巨轮停泊在洋山港码头，集装箱迅速卸货转运，它们或经由东海大桥进入贯通全国的陆路运输系统，或转为中小货轮，从长江口沿江进入广袤内陆腹地，相继经过苏州港、南京港、芜湖港、九江港、武汉港、重庆港、泸州港等大小港口，在这15年里参与并见证一方经济增长。
当初，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上任后第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记者问他想对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回答到，“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是全国人民建设出来的上海[9]。”
的确，没有中央的居中协调、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没有长三角腹地的富饶、没有的沿江经济带的高度发展，上海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撑起全球最大港口的吞吐量。应该说，洋山港的深度，代表着上海的深度；但上海的深度，归根结底是受益于中国经济的深度。
03. 广度：自贸区是怎么炼成的？
2013年5月，国务院推出了一份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初步建议书，21项措施在列。
建设上海自贸区的方案雏形早在2010年就已出炉，由中国生产力学会起草上书至国务院。时任学会会长的王茂林回忆起那时的背景，浦东开放走过18年，但2008年的上海仍未完成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任务，究其原因是改革束手束脚，涉及经济和金融等领域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审批[7]。
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赞“无与伦比”；神舟七号成功发射升空；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逆势增长9%，还给全球经济贡献了20%，然而上海投资者在那年走完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程序，还需要足足3个月。
那段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3T协定（TPP、TISA、TTIP）将白宫要架空WTO的算盘拨得响亮，被边缘的除了WTO，还有缺席3T的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2013年9月，中国提出加入TISA谈判的申请，但最终没有获得批准，理由是服务业开放程度未达标[3]。那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破5000亿美元。
然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数据较制造业出口的数据，小巫见大巫。中国服务贸易的门槛仍高冷不可攀，成为经合组织里的“异类”[4]。
WTO红利在褪色，希拉里称呼着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扬言要赶在中国前为亚洲确立游戏规则。对中国来说，如何推动进一步的开放，又成为了一个必答题。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一个月后，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自贸区占地28.78平方公里，上海市面积的1/226，这个占中国国土面积万分之零点零零三不到的一点，成为了撬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1990年6月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国务院便正式批准浦东新区创办了过渡性质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译名Free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
保税区的立法工作也在同一时间进行，1996年12月，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的保税区条例正式通过。这部条例在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胡炜看来并“没什么干货”，但白纸黑字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得好”[6]。
外国企业看到的是诚信体制，法治精神，再加上之前积累的口碑，外高桥兴起了新一波的投资高潮。到了2012年底，10平方公里外的外高桥保税区，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亿元，超过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7]。
法治思路延续到了自贸区的建设上，法制先行成为一大亮点。
自贸区成立前夕，国务院被授权可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不闯现行法律的红灯，而将自贸区改革试验与之冲突的地方调整“信号系统”。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全票通过。
法治效应下，28.78平方公里在闻风而动的全球企业面前，不够了，自贸区随即扩围。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确定上海自贸区实施范围120.72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以及张江高科技片区纳入其中。
上海自贸区的宽度在扩展，但从一开始它的影响辐射面积就非28.78可框于墙内的。打出生起，上海自贸区流淌的就是“制度创新”的血液，绝非圈地铁丝网内的政策红利；以身为全国“试错”，踏出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路，不要特例独行。
这其中的经典案例无疑是上海自贸区推出的中国第一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此之前，中国对外商往往以“正面清单”为主，清单上有的行业和领域才允许外商投资。而“负面清单”意味着，只要没上这投资领域的黑名单，那一切皆可投。
2017年，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由2015目录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改为“鼓励类和负面清单”，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利率市场化也同样从自贸区起步，2014年，央行将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改革扩展至全上海市，这是第一项推广至区外的金融改革政策；区内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一年后挂牌的广东、福建、天津三地自贸区，一致提出试行该政；区内企业注册实行“一表申报、一口受理”，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投资审批也从99个章变成1个章。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季在边陲小镇“杀出了一条血路”，第二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做起制度试验。上海自贸区需要用“以身试错”的精神为全国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自贸区路在何方，上海仍然需要交出新的答卷，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张答卷弥足珍贵。
04. 精度：14nm里的张江高科
2000年，日后被称为晶圆代工“教父”级人物的张汝京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建厂，第一站选的便是上海张江。
在上海之前，张汝京对包括北京、深圳和香港在内的五个城市做了考察。虽然张江名不见经传，但张汝京在这里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招待。要知道当年的张江还是一片正宗的菜地，与如今“中国硅谷”的气派形象相去甚远。当年为了争取到中芯国际，张江可谓倾尽全力。
当时，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亲自带着张汝京一行来到浦东，力荐他们落户张江，并向他们承诺，“想要哪块土地都可以”。
张江高科早年鲜有人问津
中芯国际的人曾回忆过当年落户张江的经历[15]：“选择上海、选择张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动作很快，做决定的速度也很快。先决定项目，再补办相关手续，这是当时张江的思路。”这种雷厉风行的“张江思路”对张江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资源短缺的早期阶段。
事实上，早在中芯国际落户之前，张江就已经把集成电路当做核心的产业规划方向。1995年，国家启动了庞大的909工程，投资额高达100亿元，而承担909工程的上海华虹集团就落户在了张江。不过，张江真正在全球半导体圈闻名，还是要归功于2000年落户的中芯国际。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张江落户，投资近15亿美元，此前这里最大的投资不过3000万美元。公司取名”中芯”，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芯”。一般来说，建立一座半导体制造厂需要花费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中芯国际仅仅用了13个月就完成建厂。
中芯国际落户张江
浦东利用半导体产业的一个规律——芯片工厂在哪里，与芯片设计、制造、生产等相关的上中下游企业就必须很快跟进，于是，在张江大力引进高端的芯片公司同时，也打造一条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材料、配套服务等上百企业组成的上下游产业链。
如今，张江坐拥300多家研发型科技中小企业，聚集了约38万各类科技人才，其中不乏诺贝尔获奖者、海外院士和中国两院院士。这片区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2018年，以张江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1450亿元，已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能取得这些成就，跟张江对集成电路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从“909”工程启动的1995年，到中芯国际在A股上市的2020年，在整整25年里，张江的芯片产业熬过了充满挫折的低谷。在2019年爆发的“芯片封锁战”后，一位行业资深专家这样私下评价道：
“当年上海持续给芯片输血，幸好他们坚持住了。”
05. 尾声
1996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上海，主持浦东开发工作的赵启正亲自接待。在黄浦江西岸，克里斯托弗问赵启正：“据说世界银行报告写着，上海的建筑吊车占全世界的17％，是吗？”
赵启正回答：“我也听到这个数据，但没有看到这个报告，因此我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我知道，浦东地区每昼夜消耗的建筑材料是10万吨[7]。”
新区成立之初，浦东的GDP是60.24亿，在全上海占比不到1/12。当时新区的设想是，到2000年把GDP搞到500亿，但是十年之后，浦东新区的GDP已经突破千亿大关，而到了2019年，浦东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12734亿元，这是1990年时的211倍。
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这样评价浦东的发展：“如果说深圳是中国80年代对外开放的象征，那么浦东则可谓90年代对外开放的典范。”
如今再审视而立之年的浦东：陆家嘴高楼林立，自贸区生机勃勃，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公司、国产大飞机C919浦东机场首飞、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走红网络、临港新城正在高速崛起……浦东既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参与者，也是中国奇迹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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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