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知的最早一批原生文明里，古埃及、两河以及古印度文明均如昙花一现，在时代的更迭中被异族逐渐征服、同化。

比如埃及，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印度更是连自己古国的历史都不了解，还是靠英国的考古队才发现了古印度文明的存在。

 

但与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迅速烟消云散，不留枝末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却始终呈现出独立、长期，并且不间断的特点。

 

即使是在军事上一时强盛侵入华夏文化体系的文明，也最终被这个体系所消弭或同化，始终没能动摇华夏文明的地位半分。           

历史长河漫漫，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如此的独特性，就在于四个关键的时间点，每一个都给整个华夏文明留下了数千年的影响与思维惯性，甚至最终影响了整个文明的走向。 

 

1.开局一个挂

 

首先是开局位置。

 

在古代文明那种极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下，土地资源基本就决定了一个文明发展的上限。

 

而华夏文明可以说是开局就是开挂。

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组合，基本上碾压了当时世界大部分平原农业区，纬度不高光热充足、地形平坦、河网密布——还有一帮吃苦耐劳觉得人定胜天的老祖宗，即使没有河网的地方也能被他们强行挖渠造出河网，改造出大片农业区。

 

世界最大陆块与世界最大洋的低高压，又结合出地表最强季风气候，加上三级阶梯把季风优化成层层递进的降雨量，成了全球同纬度降水最丰沛的区域。

 

这自然禀赋是同时代的尼罗河和两河流域可怜巴巴的小平原远远不及的。

创业资金就有差距

 

光是资源禀赋不足以撑起挂逼的名号，东亚这片地，基本算得上是整个欧亚大陆里最封闭的边缘块。

天山-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在早期人类文明里就是天堑，或许可以容许一两个游牧或者商队翻山越岭而来，但是基本不可能实现一个文明拥有翻过群山的壮举——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一路从马其顿干到印度河这种。

 

而层次分明的等降雨量线也成了东亚有且只有一个统一文明的保障——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外的地区基本告别了对水资源需求巨大的农业，无法承载起足够对抗东亚核心区的人口，也就无法对东亚核心区形成长期稳定的有效威胁。

 

       

 

并且大河孕育出的文明，天生就因为注重农业协作，注重族群集体的力量容易形成成熟的社会结构。

 

西南均高山，开局没强敌，这就允许东亚玩家可以在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缘区闷声发起大财。

 

虽然地缘区内部也是地形复杂，山地众多，但是复杂的地形也带来了物种多样性，多样化的经济作物让内部的贸易成为大一统的底层驱动力，而黄河长江这两条自西向东的大河以及他们的无数支流，也通过内河航运让文明深入内陆成为可能。

 

只要控制了交通，就具备了整合该地区的人口、矿产、市场贸易等各种资源。

 

这种板块态势，就使得不管哪一个文明，只要能够在东亚建立起完备的国家机构，马上便可以完成整合，成为它同时代无与伦比的陆权禀赋。

 

比如夏商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征战就是完全不一个体量的碾压。

 

不过，夏商周时代因为政治制度上尚不成熟，对整个板块还不能说是完全掌控。真正完成对整个陆块的整合与统一，以统一的姿态打下这片让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基本盘，就得看下一个时代了。

 

2.扫六合，张国掖

 

秦皇汉武的一百年，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他们打下基本盘的那一代开始，基本就注定了华夏文明在东亚体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此后不管时代怎么更迭，华夏文明是否陷入周期性的混乱与弱势，但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时间轴里，华夏文明都会保持在东亚长期稳定的宗主地位。

 

这一切，就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

这次统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征服，虽然看秦始皇晚年求仙问药的骚操作知道他大概是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的政策却深谙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确立郡县制，修建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迁五十万关中人至岭南，统一的经济、文化、交通真正的把华夏文明完全的整合起来。

 

在秦始皇统一后的华夏文明，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华北一个主基地，带关中湖广江南四川四个分基地的格局。

从此，拥有了广阔的纵深，中原王朝盛时可以依托五个基地对外形成战略压迫，衰落时也可以偏安休整，伺机反击，成了让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前提。

 

以后近千年的中原王朝，也基本只是对秦皇留下的这个基本盘的延续。 

       

 

但统一的过程并不是秦始皇一代才能完成，仅靠强力缝合的政治体并不能长久，秦二世而亡，六国贵族分据天下，三十年的战乱后汉承秦制勉强维持住了大一统的面子。

真正把大一统的里子彻底实现，还得靠一个名字里就有彻的男人。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之间古今往来不可改变的定理，把大一统的哲学理念和政治抱负带入了大汉的朝堂之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儒家的兴起是否夹带了当时统治者的私念，但确实从汉武帝开始，儒家文化就和我们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而儒家的公羊春秋也成了大一统概念的基石——只有大一统的思想，才能保证国家的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

 

这也是杜维明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国”说，为所谓的“中国性”并非仅是一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指涉，同时也囊括了文化及族群层面的丰富意涵。

儒家的兴起把“中国”这个概念紧紧捆绑在这片土地上。 

      

 

此后武帝创年号、开百越，推行五铢钱，以内朝强化中央集权，一个完全整合的大一统帝国终于诞生，从此中国之内不再分秦楚齐魏燕赵韩，“汉”成了我们新的代名词。

即使这片土地再出现任何一次动荡，总会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

 

但对内的改制，还不足以完成帝国的完全体形态，毕竟北方，还有一个草原政权时时刻刻对我们进行着战略压迫。

 

作为撼动整个印欧地缘区，无数次给大陆东西两端留下过铁蹄印记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历朝历代的心腹之患。

 

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就如明代杨一清所言：“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陇西祁连山一带，时时刻刻威胁着关中地区的安全，一直让汉王朝如鲠在喉。

 

于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出了年仅19岁的开挂玩家霍去病，一万骠骑出陇西，六天转战一千里，砍瓜切菜一般打懵了河西的匈奴诸部，让匈奴“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古时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表示成年，也就是说这会霍去病还是个未成年人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阵步兵的机动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在拥有成熟规模的骑兵队伍之前，汉朝对茫茫大漠里的匈奴就是无可奈何。

 

拿下河西走廊的大汉，不但减少了西北边防压力，让百姓得以宽缓徭役。之后武帝置河西四郡，徙农户去当地进行农业开发，豢养军马，供给军粮，也得以让中原王朝培育起自己规模庞大的骑兵队伍。

 

《史记匈奴列传》：“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祁连山下这片水草丰美的马场，也让中原王朝彻底获得了对外的主动权，实现了“断匈奴一臂，张中国之掖”。

 

在仅仅拿下河西的两年后，霍去病再次出击漠北，带着自己心中的GPS穿越沙漠直插匈奴王庭，封狼居胥，使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彻底清除了草原部落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汉帝国的版图也得以雄鹰展翅，呼动着河西与燕北这帝国的两翼，让华夏文明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土，凿空西域，远击漠北，这时的华夏文明积极与外界交流，汉人的商队踏平了中原腹地-河西走廊-新疆-阿拉山口等-中亚-欧洲/南亚的商道，甚至把丝绸贩到了凯撒的身上。

 

即使到汉王朝覆灭，也能得一句“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往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向外的战略扩张，极盛到唐代，长安的西北开远门前树下石碑，上面写着：“西极道九千九百里。”

也就是说，长安此向西去近万里均为唐土。

 

而唐朝其实也是秦汉以来的惯性延续，虽然在文功武备上创造了更大的辉煌，但整个政治体系与文明的发散性都与秦汉一脉相承，“外攘夷狄，内脩法度”，由汉至唐，一直都追求着“单于守蕃，百蛮服从”的威武气象，几乎达到了华夏文明地位的顶峰。

 

像唐太宗这种自己亲手打出天策上将名号的，居然谥号都是文皇帝。

而皇帝也不单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整个地缘区的“天可汗”，威名从契丹到布哈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繁盛的汉唐气象在一场剧烈的动乱之后走向了终点。

在此后，有一个新的王朝还会再次统一中国，只是从这个王朝开始，中国便脱离了曾经的外向性，陷入了奇特的内卷与守成之中，逐渐丧失了对外的一切欲望。

 

3.烛光斧影里的大宋

 

宋朝，是中断华夏文明对外输出的进程，开始完全的进入守势与内卷中去的第一个朝代。

不再对外扩张的华夏文明，也从此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逐渐脱轨。

 

首先，是甘愿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年贡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开放边境贸易，双方为兄弟之国。

不但在法理上承认了另一个政权的存在，并且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并且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几乎丧失了对外扩张的野心，把自己框定在了基本盘里安享太平。

 

宋朝进入守势的关键点，就在于河西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 

       

没了燕云的地形屏障，北方民族可以一路长驱直入直下中原，河西的党项人则时时刻刻威胁着关中地区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的战马，一直是困扰宋朝军备的最大问题。

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战马就等于没有机动性，在平原地区作战就是完全的劣势。

 

北宋与西夏的五次战争均未能完成宋朝的战略目标，河西走廊一直被西夏牢牢把握，这种唐代一个节度使级别的小藩国都能挫败宋廷的征服，也凸显着宋朝军事上的弱势。

 

但这种劣势的战略环境本该是宋朝整顿军备，采取主动扩张，改善地缘态势最必要的理由，但宋朝却恰恰相反，在两宋300余年的时间里，宋朝却开始走向了守势。

 

受唐末藩镇割据的遗祸影响，宋朝从建立之初就保持着“守内虚外”的策略，讲究文官治国，注重国家承平，经济发展，缺乏对外扩张的兴致。

 

并且为防止边军坐大，经常更换统兵将领，战争时战区司令还要由文官或太监担任，战时改变战略还要经过皇帝同意，因此在边境战争中常年挨打。

 

两宋时代最能打的基本就是靖康前后的屯驻大兵，几乎都是私募部队，比如岳家军，也可以把金人打的找不着北，但却不容于宋廷，被二十四道金牌强行调回，打断宋代最有希望的一次复兴统一进程。 

         也是靠南宋开国君主完颜构的努力才能完成大宋的又一轮内卷

 

在武备松弛的境况下，极度重文重教的宋朝还养出了冗大的文官集团。

 

在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唐太宗时代中央官员才六百余人，而且唐太宗时代的唐朝疆域远胜于宋朝的规模。

 

并且在宋代，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只负责表示级别与薪俸水准，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

但到后期，因为公务员队伍实在太过膨胀，职事官也开始不管具体事务，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官和职都成了空头衔。

 

为了监督官员加强集权，宋代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不处理具体行政事物，只负责监察弹劾。

 

而且由于宋代自太宗以来的重教传统，文人地位极高，甚至有一些正国级、部级干部的上位不是因为他们的行政能力高超，而是因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治学水平极佳。

 

但吟诗作赋批判社会可以，怎么进行具体的行政改制却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旧党人百般阻挠，忽视朝廷积累的弊病，指责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

 

有时争论甚至成为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居然还有南人不可当政。

 

这种文官阶层对权力无差别的进行把控，以及偏离务实态度的官僚作风，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度臃肿且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而这些充斥在朝廷里的封建文人集团，又恰恰成了掣肘宋廷的主要力量。 

         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

 

传统知识分子毕竟跟后来现代化社会大量存在的技术官僚不同，在改革中遇到的行政技术层面议题，总是寄托于道德层面来解决。要靠制度去完善的问题，总寄希望于执行政令的官员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

 

但像王安石本人所属的新党集团也同样存在文人弊病，而且，本身政治基础薄弱的王安石，依靠变法凑起的新党中本身就充斥着投机倒把分子，像吕惠卿、章惇、蔡京等人当时就名声不佳，上行下效注定导致变法的变质。

 

说到底是因为宋代的封建文人机制缺失改革的基因。

 

不过，这个行政上臃肿不堪、军事连年失利的宋朝，却始终保持在一个能吊着一口气好死不死的状态上，明明身上沉疴积重难返，却能生产出远超前朝的财富。

 

在一再被压迫的生存空间下，宋朝百姓把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发到了极致。梯田、淤田、沙田、架田各种克服地形的新型农田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等新型农具被发明，熟制优越的占城稻被引进，一个“苏湖熟，天下足”基本涵括了当时的宋朝经济情况，反正日子过得下去，就没必要反抗。 

甚至小有富余 

 

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清两代，进入了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幻象当中，只是宋代尚且还知道“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海上贸易兴盛，但这更多也只是偏安一隅的宋廷的无奈之举。

 

到南宋中后期，“人稠地狭”已经成了宋廷面临的严峻问题。

 

“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栗布匹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倍于旧。”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

 

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而农民还要代替富人们去承担政府繁重的徭役。

 

物价与土地价格的飞涨，实际上只是丰腴了地主，平民只会越来越困苦，陷入严重的内卷之中。

 

而“地狭”又偏安的宋廷尚且可以把目光投向大海，以海上贸易维系经济的稳定，但在之后的的大一统王朝里，陆权必然高于海权，相信自己“无所不有”的明清，也就必然走向锁国的国策。

 

而明清受宋代影响极深，“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根本不存在。

明清两代与宋都是一样，在缺乏向外的张力后，在被框定的基本盘里因循守旧，也几乎丧失了对外界变化的感知，没法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状态下，便在封建制度上精益求精。

 

比如大清，政治上为避免党争，大清禁止士子会盟结社；为避免权相，大清用军机处架空；为了打压不畏皇权立德立言的士大夫群体，大清就用三代文字狱让朝堂只有一种声音。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以及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也基本磨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弊病，大清活跃的商人阶层也为朝廷提供了丰厚的商税回报。

 

这套把封建制度发挥到极致的运作，让清王朝可以安然的享受“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的自我世界中，完全丧失了对外交流的欲望。在没有外力打破的状态下，华夏文明可能会把这个状态再维系个上百年。 

         马嘎尔尼访华 

 

然而，就像乾隆年间访华后的马嘎尔尼所说：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自宋代以来守成腐朽、固步自封的政治传统，已经让这个文明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马嘎尔尼回到欧洲以后，曾经被疯狂赞美的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经验、狂拍彩虹屁的欧洲思想家们所留下的那个丰盈富饶的大国印象逐渐磨灭。

 

大海上，西方军舰留下的滚滚浓烟之中，大清的命运也逐渐被窥见。

 

直到1840年的一声炮响，中国近百年的屈辱近代史被拉开帷幕，泱泱上国的地位从此不复。由宋至清以来近千年疯狂内卷的华夏文明，才终于发觉了自己在新世界中的无力与孱弱。

 

4.破局新世界

 

其实，从大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末确实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960年创立的北宋到1912年结束的大清，华夏文明一直处在封闭的东方旧有体系里，和曾经“帝王轻生死，英雄重然诺”的汉唐气象去之甚远。

 

甚至由于晚清华夏文明在世界体系的整体弱势中，不但丧失了对东亚体系的宗主权，甚至丢掉了曾经“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泱泱上国的心气儿。 

       虽说那会我们以为世界也就这么大 

 

近百年的落后挨打状态，甚至让整个东亚都陷入了羡欧谄美的状态，曾经的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被西方普世价值观完全压制，西方的一切都成了好的，“河伤派”大行其道，曾经被儒家文化紧紧捆绑的文化圈不但在政治上陷入了完全的割裂，在经济、文化上都不得不融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因为西方强盛与繁荣的表象，甚至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我们是不是大国、是不是强国都要由西方来认可，我们要遵守西方的规则才能完成一个大国的崛起。

 

我们深知，深度参与全球化对于我们有多重要，但在这个我们追求“伟大复兴”的路上，我们开始逐渐发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不断暴露出的问题。

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可能只是大国对小国的侵掠；他们的“民主”会允许在国难之时竞价抢购口罩呼吸机，将国民的生命明码标价；他们把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出的财富、把他们的贪婪与自私粉饰成“神圣的权利”。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所谓的“崛起”是个伪命题，我们从来不需要崛起，我们的体量天生就注定我们是个大国，是个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巨大文明。

虽然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因为守成与封闭逐渐丧失了科技上的优势，让我们短暂地陷入了低潮，但回过神来才发现，在经济与技术迎头赶上的状态下，我们奉行数千年的文化惯性，未必就比西方那一套差，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比他们更文明。

       

甚至带着一众小兄弟比他们更富裕

 

我们曾以为，这个现代社会高度文明，有成熟的秩序和规则可以遵循，实际却发现这个世界还在被一个靠资本与暴力维持的强权秩序主导。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美国可以依靠金融、科技、贸易等诸方面的巨大优势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但在曾经弱势的亚非拉诸国崛起，普世帝国早就空心化的躯壳明显已经维持不了自己曾经对全球地缘秩序的掌控。

 

甚至在全球经济低迷、疫情席卷的状况下开始高调宣扬“美国优先”的策略，公然违背自己曾经许下的规则，无端的贸易战、对中国企业无理的打压，原来美国维持的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秩序，而是一个看似公平的秩序下能对美国有利的那个里子。

 

所以，在这种秩序因为美国自己本身的胡乱作为而完全失去公信力的状态下，我们为何还要执着于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那套体系转悠呢？ 

      

 

美国作为海权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想要排斥、打压我们，那我们就靠陆地来实现，两千年前我们就能靠“丝绸之路”把商品卖到罗马去，两千年后技术革命迭代无数次的今天更容易实现这条古老的商贸路线。

 

正好同为美国西方体系下的受害者，中俄两个世界最大陆权国完全可以撑起一个新的合作架构，为地区安全提供保障，美国每天叫喊着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但这些问题都是谁搞出来的大家都门儿清，少了美国这个搅屎棍的体系反而更加安全稳健。

 

长期受西方钳制的海洋国家，甚至西方体系中对美国有所不满的，统统都可以加入到一个更公平、更实惠的贸易体系中来，整合整个亚欧大陆，完全不需要美国去主导。

 

而整合整个亚欧大陆的力量，亚太首当其冲——就是2020年，刚刚落地的RCEP。 

 

全球一半以上的产能、近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市场（印度要来了就一半），产业从低端到高端全包揽，中日韩有稳健的产业基础和庞大消费市场，东盟也拥有旗鼓相当的市场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澳洲可以供给丰沛的自然资源。

 

先是一个亚太小循环，占世界百分之三十的贸易额就能带活大半个地球。只要构筑好亚太区域经济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世界格局的重塑也就计日程功了。

 

而在经济秩序上已然失去根基，美国在亚太的政治影响也会日益衰落，那它在西太平洋保持常态化军事存在的域外霸权也注定会旁落。

 

也只有我们，才能保持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姿态，树下新时代的标杆，而非用政治正确来缝合掩盖的所谓“普世价值观”。

毕竟，打人类开始出现成熟的社会结构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在这个星球的一流水平线上，一百多年短暂的失落并不能阻止我们文明整体的上升曲线。

 

2020年确实不寻常，从年初到年末，这世界的情节推进实在是太过曲折离奇，是真的想问问对岸碉楼里的黄四郎：

 

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