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到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2020年的两起暗杀事件都在网络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说这是恐怖主义，有人说这是战争行为。
在人类社会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暗杀向来都是敌对阵营间惯用的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随着技术越来越牛逼，定点暗杀的手段也越来越富有科技含量，尤其是无人机的出现，使得一个微小且简单的战术操作，就足以对敌人造成战略性的打击。
以往我们一提到暗杀，远了有克格勃摩萨德、近了有国民党军统，仿佛暗杀成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所必备的技能。
但其实细想就会发现，我党从1920年代革命开始，早早就建立了强大的情侦保卫系统，但我们好像从来不搞暗杀这种操作。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一辆汽车停在了广州市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门前，一位身材不高、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三个人并排走到会馆门前的台阶下，正要拾阶而上时，背后传来了冷枪的声响。中年男子身中两弹随即倒地，当他想用胳膊支撑着站起来的时候，身后又打来两枪。
身手敏捷的年轻人见状，迅速将中枪的中年人抱起跑上台阶、跑进会馆的客厅，随后这位中年男子被送往了医院，而那位抱起他跑进会馆的年轻人，直到他被送走之后、才发现自己也中了弹。很不幸，两人最终都没能活过来。
当时的惠州会馆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那位年轻人是国民党监察委员陈秋霖，他当时抱起的中年男子，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他被刺杀了，他被国民党右派刺杀了，至于到底是谁下令干的，直到今天还是个悬案。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随时都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国民党的大佬都能被暗杀，而当时共产党的处境恐怕就更危险了。
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意识到，想要对付反动势力，光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是靠不住的，想要长久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卫系统。
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也参与了廖仲恺遇刺案的侦破。借此机会，他派在黄埔军校当连长的陈赓组织了一个连开展缉凶和警戒工作。随后，广东区委又从工人纠察队里抽调了一些靠谱的同志担任秘密警卫，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秘密开展情报工作、以便掌握国民党右派的最新动向，这就是我党情侦保卫工作最初的开端。
1926年7月9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各界民众5万多人云集广州东校场，蒋介石在万众瞩目中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当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推进，我党也感觉有必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情报系统。情报工作想要做好，首先得有人才。所以在当年9月，中央就挑了一些人前往苏联远东接受培训，其中就包括陈赓。
1926年年底，当时的邓颖超已经怀有身孕，但周恩来不得不前往上海开展秘密工作，那时的上海还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地盘。周恩来到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两个月后，周恩来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不是主要领导，这次起义再次以失败而告终。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的总指挥是周恩来，由于当时的北伐军已经基本包围了上海，所以上海工人、市民情绪高涨，而上海的军阀部队却军心涣散、惶恐不安。
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上海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奋战，于22日傍晚6时占领了整个上海。但在4天之后，蒋介石来了，没过多久就是4·12反革命政变。
当时蒋介石翻脸了，但武汉的汪精卫还没翻脸，所以中央机关就都迁到了武汉。周恩来在5月下旬抵达武汉，随即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负责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活动。周恩来随即在军事部下设“特务工作处”，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情侦保卫机构。
我们现在一提“特务”两个字就觉得这不是啥好词，但这个词原本其实是中性的，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特务组织”，就是1927年5月周恩来成立的“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处”下边设了四个“股”：特务股、保卫股、情报股、匪运股，分别负责锄奸、安保、情报、争取民间武装等工作。
7·15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央军委专门从保卫股抽调30人的卫队、护送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穿越大半个中国回莫斯科，之后，这些卫队成员就留在莫斯科学习。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搬到上海的租界，租界是各路势力鱼龙混杂的地方，情报和保卫工作也显得尤为紧要。11月，“特务工作处”在上海被改组为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共设立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总务科的职责包括处理日常事务、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的党员，比如任弼时就曾两度入狱，就是中央特科花钱请律师打官司救出来的；而交通科是1929年才设立，负责各苏区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同时也负责各苏区来往人员的路线安排。
情报科就是负责发展内线、搞情报，科长是陈赓，我们所熟知的“龙潭三杰”就出自情报科。“龙潭三杰”中的钱壮飞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学，徐恩曾在1929年底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钱壮飞作为卧底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钱壮飞通过职务之便把李克农和胡底都安排到了徐恩曾的手下，胡底后来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社长，而李克农则是徐恩曾设在上海的特务股股长。
中央特科的第三科行动科，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队”，即“红色恐怖队”。“红队”的负责人是当初跟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的顾顺章。顾顺章原本是上海滩的青帮小头目，后来在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一度当上了鲍罗廷的卫士，几年后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情侦保卫工作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对比一下4·12和7·15就能看出来。
其实在4·12之前，周恩来也在组织一些情报工作，并且也已经察觉到危险。他当时还向陈独秀建议，应该立即命令工人纠察队准备战斗、必要时可先发制人、先行暴动。
但由于当时没有蒋介石何时动手的确切情报，共产国际方面又说蒋介石在北伐完成前不会翻脸，所以陈独秀只是把党中央迁往了武汉，其他方面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最终酿成大祸。
而7·15就不一样了，汪精卫那天宣布“清党”的时候，原本在武昌公开活动的我党主要负责人早就做了隐藏，陈独秀在四天前就辞职隐居，而中央机关后来又秘密迁往汉口的法租界。
对于特工来说，收买、色诱这都是基本操作。不仅影视作品中是这样，现实中很多强大的情报组织都是这么干的。
这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也没啥，毕竟搞情报、安保、锄奸这样的特殊工作，完成任务才是第一位的，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根本无所谓啊，顶多是在执行任务时有点儿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比如尽量不要伤及无辜等等。
然而从特科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禁止搞收买、色诱这些操作。
还有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暗杀，敌对阵营间相互暗杀这有啥大不了的，擒贼先擒王啊，暗杀掉对方一个关键人物，自己得少死好多士卒。
中国古代暗杀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荆轲刺秦王，大家不会觉得荆轲做得有啥不妥，反而认为他是大智大勇的侠客。到了近代，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一度被传为美谈，而“暗杀大王”王亚樵也被人称道满怀古烈士风。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暗杀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博弈手段。但是翻翻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搞这一套。我党在革命年代虽然一度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逼上绝境，但即便如此也从未对他们的领袖官员和特务头子实施过暗杀，这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内部明令禁止这么干。
在创办中央特科时，周恩来亲自制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的原则。所谓“三大任务”，就是搞情报、惩办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所谓“一不许”就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后来周恩来又颁布了三条禁令，第一是不许搞绑票之类的活动、第二是不许乱打没有什么危害的叛徒、第三就是不搞暗杀活动。
既要惩办叛徒，又不让搞暗杀，这其实并不矛盾，“不搞暗杀”是不对国民党人搞暗杀，对组织有重大威胁的叛徒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如果一个人在叛变之后马上会出卖组织并招来巨大灾难，那就有必要马上除掉他；如果一个叛徒即使招供了也对组织没什么实际的危害，那就不用杀他。
周恩来之所以下死命令禁止收买、绑票、暗杀、色诱之类的活动，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操作腐化人心，顾顺章就是活生生的反面例子。
顾顺章幼年丧父，跟着目不识丁的母亲相依为命，十多岁的顾顺章就在上海滩的街头浪迹谋生。那个时候的上海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乱。
势单力薄的顾顺章经常被一些街头的流氓瘪三欺负，为了不被人打死，不得不拜师学武。顾顺章没念过什么书但天资聪颖，小时候老看街头耍杂技变戏法，他竟然跟着学了一手变魔术的本事。顾顺章不仅聪明，还特别能吃苦，再加上灵巧的身手，拜师之后很快就学了一身好武艺。
练就了一身本领之后，嫉恶如仇的顾顺章常常在大街上对被欺凌的弱小拔刀相助。但在上海滩这种地界，想混的好光靠单打独斗可不行，所以顾顺章在街头浪迹了一段时间后就加入了青帮。
五四运动那一年，顾顺章经人介绍进了南洋烟厂当起了钳工，由于脑子转的快、学的快而且肯卖力气，别人是三年才出师，他三年就当上了工头。那时候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频发，刚刚成立的共产党就开始在上海暗中组织工人运动，顾顺章嫉恶如仇还为人仗义，经常会替自己的工友出面和资本家硬刚，就这么的，在基层一线搞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干部，很快就注意上了顾顺章。
没过几年，顾顺章入了党，又很快当上了烟厂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又赶上五卅运动，上海数十万工人学生大罢工，顾顺章在此期间出尽了风头，渐渐在党内脱颖而出 。后来送人去苏联学习保卫工作时，周恩来他们想到了顾顺章，顾顺章本身就一身功夫、而且还会变魔术，简直就是当特工的苗子。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而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还都是候补委员。
中央特科成立后，顾顺章担任行动科的科长，专门领导锄奸工作。在顾顺章的带领下，“红队”一时间杀得叛徒闻风丧胆。
“红队”名扬上海滩是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暗杀叛徒白鑫，白鑫原本是军委秘书，由于他的叛变告密，澎湃等五人在上海开会时被捕，周恩来是因为临时有事才躲过一劫。两个多月后，顾顺章亲自带人在霞飞路设伏，他们连开90多枪干掉白鑫及其5名保镖之后全身而退，红队队员无一伤亡，叛徒白鑫的脑壳上却留下四个血窟窿。
顾顺章锄奸的本事的确很强，但早年养成的流氓习气他也没丢下，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著名魔术师化广奇，所以经常出入一些高档的娱乐场所，花钱也大手大脚，有时甚至把半数以上的活动经费都拿去鬼混，不仅吃喝嫖赌、而且还吸毒。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要给特科成员定规矩，因为干这一行，太容易被腐蚀了。而且那时候无论是特科内部还是整个党内，像顾顺章这种浑身流氓痞气、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多的是。
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和做接待工作的一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之后就经常光顾灯红酒绿的场所，由于经费不够用，就利用接待的机会记下党内上百名重要人物的地址，打算以5万美元+出国护照卖给租界的巡捕房。
与这对夫妇一样，顾顺章最终也当了叛徒，由于他掌握着中共上海机关和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机密，所以他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甚至还是足以改写历史的叛徒。
他叛变之后，周恩来亲自带人锄奸，顾顺章全家被灭门。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特科规定只锄奸细、为什么要杀他全家？
其实顾顺章的妻子、家人都算是顾顺章的助手，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大量的机密。周恩来把顾顺章叛变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并试图带他们转移，没成想被顾顺章的妻子当场拒绝。
而且，顾顺章妻子的抽屉里还放着顾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他们早就知道顾顺章要叛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叛变了，只是还未跟顾顺章取得联系。由于没法羁押他们，所以只能把家里9个成年人全部干掉。而且这时候还不能有啥动静，因为当时很多人还没来得及隐蔽，如果顾顺章知道他家人全被干掉了，他肯定会供出一大堆人。
用刀子也不行，因为往外搬尸体的时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下手的时候，只能选择悄悄地用绳子把这些人勒死，然后找地方秘密埋掉，据说当时为了防止尸体腐臭外泄，还专门抹上了一层水泥。
除了9个成年人之外，顾顺章家里还有俩孩子，分别是他8 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他们是无辜的，所以就把他女儿送到了保育院，他小舅子则放回了家。
但万万没想到，后来顾顺章利用他12岁的小舅子在大街上指认出了特科成员王世德，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王世德被捕后旋即叛变，又供出了一堆。
顾顺章是一个奇才，他叛变后觉得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业务能力太过弱鸡，索性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给国民党特务当教科书用。顾顺章虽然本事不小，但太过贪婪，叛变之后野心极度膨胀，想要组建“新共产党”，犯了老蒋的大忌，最后于1935年被秘密处死在苏州的监狱
顾顺章是一个悲剧，酿成这种悲剧的正是他混迹上海滩时染上的江湖习气。如果任由特科成员搞暗杀、搞收买、搞绑票，那特科就绝不止出一个或几个顾顺章。
共产党有特科，国民党有中统、军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特务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共两党的特务工作，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国民党搞特务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刺探情报、搞暗杀、搞监控，蒋介石最擅长这一套，他早年也就是干这个的，曾经亲自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来在三十年代，蒋介石又成立了复兴社、力行社，在国家层面大搞恐怖统治。在《世界法西斯—历史百科全书》中，“复兴社”被描述为具有法西斯风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谋杀案，莫过于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
1946年7月11日晚上10点多，李公朴与其夫人看完电影后乘坐公共汽车回家，下了车后穿进一条僻静小巷，正走着走着，突然就被人用枪顶在后腰上开了一枪，动静非常小，直到李公朴倒地之后，他夫人才发现他中了枪。
在四天之后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我们随时会像李先生一样”……就在当天下午，闻一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中射杀，他倒下的地方，距离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仅仅200米。
不仅对民主人士大肆暗杀，蒋介石领导的特务组织对党内的政敌也照杀不误。
1949年2月，蒋介石在溪口老家的丰镐房里交代毛人凤，要详细的拟出一个名单，对那些心存异志、危害党国的“危险分子”尽快肃清。毛人凤返回上海后，亲自拟定了那份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暗杀名单，这份暗杀名单包括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龙云、傅作义、卫立煌等等在内多达84人，老蒋看过之后，又亲自添上了三个人，分别是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
老蒋并不是到最后快跑路了才这么干的，自从建立起特务系统之后，老蒋就一直对国民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大搞侦查、监视，搞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
而且特务系统是只效忠于蒋介石一人，权力也大得很，根本不把国民党军政系统的各层级官员放在眼里，比如一个普通的特务宪兵就可以抓连长、宪兵排长就可以抓团长，长此以往，军心就散了。
对自己人都如此，对共产党就更是这样了，直到老蒋败退台湾之际，仍然谋划着对毛主席、对党的高层以及对各地官员实施暗杀，比如上海市长陈毅就多次遭到暗杀。
对于蒋介石领导的特务系统来说，普通民众、民主人士、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共产党等等都是他们侦查、监控、暗杀的对象，所以蒋介石败退孤岛不是没有原因的。
与国民党的军统保密局相比，共产党的情侦保卫系统则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党搞地下工作主要是搞情报、锄奸，毕竟受影视作品影响，这两项工作最符合我们对情报组织的神秘想象。其实，对于我党的秘密战线而言，搞情报、锄奸这些还真就都是次要的。
毛主席曾对我党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有过一个总结，他把秘密工作列为五个大类，分别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
这个分类的排列是有先后顺序，不同的次序意味着其重要性也不一样，在毛主席的排序里，情报工作只能排到第四位，而其他的四类，说白了都是组织工作、统战工作。
首先是党内，小到一个支部、大到整个党派，都需要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把大家整合到一起、整合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天天起来搞内斗、自始至终都是一盘散沙。
其次是对群众的组织动员，我党革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任何时候都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反观国民党，他们从来不知道发动群众，他们只是觉得靠着官僚系统把人民群众一级一级管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序是一步步递进的，你得先把党员组织起来、先把内部组织起来，才能去发动群众。所以在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左派被屠戮殆尽，他的内部凝聚力、组织能力就全都烂掉了，别说发动群众，就是自身的良性运转也无法进行。
蒋介石为什么特别喜欢他的特务系统，因为官僚系统烂了，他不得不另起炉灶。整个特务系统全听他一个人的，有啥命令都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到底，整套系统运转起来特别高效。在山头林立、勾心斗角、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内部，有这样一套忠于自己、高效运转的特务系统，那蒋介石使唤起来肯定欲罢不能。
国民党是把特务系统当成一套掌控全盘的工具，其主要任务就是完成蒋介石交代的工作，上面让搞什么情报就搞什么情报，上面让杀谁就杀谁，只要能把KPI完成好就可以了。
而反观共产党，则是把情报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工作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是没办法量化的。而且这些工作根本不像让杀谁就杀谁那么简单，每一步要怎么做，也不可能都让上面教你，所以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这话是学术了点儿，但理就是这么个理。
既然需要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那就需要任何一个成员都保持廉洁性、先进性，因此也就绝不能干绑票暗杀、色诱收买这类容易腐蚀人心的勾当。
很多国家、很多军队的情报组织都搞暗杀，这在普通人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共产党偏偏不允许这么干。
因为老一辈的革命家很清楚，中国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将某个敌人从物理意义上消灭掉，而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实现全中国四万万同胞自下而上的普遍觉醒，如果大家都站起来，那即使有再多的敌人、再多的反动派，也撼动不了中国人民。
一个战无不胜的强大组织，往往只会从内部被击垮，而内部的腐烂，又都是从具体某个成员看似无关全局的微小动作开始蔓延的。所以，让组织里的每一个成员保持廉洁性、先进性就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关乎整个组织生死存亡的必备信条。
暗杀、绑票、收买、色诱这些手段如果被特科成员用在当年贪生怕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员身上，那么我们搞情报、瓦解分化敌人的效率肯定大大提高。
然而，如果共产党真这么干，那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共产党真这么干，那么那些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的有识之士、凭什么要把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福祉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呢？
我们可以夸张地说，如果当年的共产党特科也像国民党那样动不动就搞绑架、搞暗杀，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新中国、不可能有后来的工业化，也不可能有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更不可能有2020年屹立于世界的强大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