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威尔·奈特,译/观察者网 马力】就在充满痛苦和分裂的美国大选终于在上个月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为推动经济复苏、军力提升和科技领域里进一步的自给自足(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进行的规划制定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处于四年任期起点的候任总统乔·拜登正面临中国共产党最新制定的五年规划所带来的重大挑战。美国《连线》杂志网站2020年11月9日刊发了记者威尔·奈特的报道《拜登面临重大挑战?中国为取得科技霸权展开攻势》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令人感到有些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最终反而加速了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生物技术和5G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外交政策专家们表示,美国需要在市场准入、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迫切需要重启美中关系。为了战胜北京并打破北京的全球科技霸权梦想,美国总统不应仅仅为中国设置障碍而是需要做得更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切断对华技术供给视作对华战略的全部内容,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也会搞出其他的替代性技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说。谢淑丽认为,美国需要对“希望通过对华政策实现怎样的目标”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例如,美国在阻止中国取得5G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应该制定清晰的战略以推动美国自身5G产业的发展。她还认为,那些从事对华工作的美国官员迫切需要加深对一些技术领域的理解。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官员在制定对苏政策时,核武器相关专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在美国大选日的前夜召开会议(新华社2020年11月3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0月29日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建议》——观察者网注)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领导人所制定的规划与谁入主白宫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在反制中国,而中国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却并非是在反制美国,中国在致力于实现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来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所(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的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科技领域采取了非常强势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的制裁措施,华为公司在全球5G硬件领域处于邻先地位且一些人认为这家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关联,这导致特朗普政府已经把它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特朗普政府于今年8月启动了最新的制裁措施,其中规定:凡是有美国设备或美国软件参与生产的芯片产品都被禁止出口给华为公司。这一措施有效地切断了华为公司为自己的产品(如智能手机)获得美国先进处理器的途径。此外,美国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欧洲盟友,那些欧洲国家已决定拆除本国无线通信网络中的华为设备。不过,特朗普政府针对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做法却产生了更加复杂的结果。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决定对一些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限制出口,其认为那些中国公司可能在生产监控设备。此外,还对中国视频分享应用TikTok发起了攻击,原因据称是这款应用增加了美国的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强制要求中国公司把TikTok业务出售给美国甲骨文公司和沃尔玛公司,但此事后来变成了一个难解的乱局。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公司购买美国芯片的做法反而强化了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决心,中国已决定投入巨资加强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表示,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政府为发展芯片产业已投入了2000亿美元。芯片产业已被纳入“中国制造2025”规划,根据这份规划,到2025年,中国70%的芯片需求都将在国内获得满足。不过,鉴于制造最先进的芯片产品所需要的技术极具挑战性,中国若要在芯片领域获得成功可能还需要数十年时间。“中国政府在压力下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科技创新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他认为,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必须更加注重科技发展,而且即便在美国对华敌意不减的情况下,中国也将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和5G,这些都是驱动中国经济未来实现增长的动力”。对于拜登来说,一个重大问题在于,他是应该继续强化当前的对华技术管制措施,还是应该放松管制并转而采取一种更加巧妙的办法呢?在美国,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达成一项共识,即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多年以来,美国鼓励中国开放市场、改变技术转移政策、在人权问题上遵守国际标准。很显然,美国作出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即便如此,许多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却都认为,面对中国,美国需要加强自己的战略能力。“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国际战略咨询公司Rice, Hadley, Gates & Manuel联合创始人安雅·曼纽尔(Anja Manuel)说。虽然大选充斥着言语上的激烈对抗,但是在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这个问题上,拜登还是会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的做法不会与特朗普政府迥然不同,不过拜登会更加倾向于依靠多边力量”,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助理高级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说。塞耶斯认为,拜登政府会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方面在芯片出口管制和生产领域加强合作。安雅·曼纽尔等专家指出,美国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水平近些年已处于历史低位,美国应增加投资。美国科技研发支出目前仅占GDP的0.7%,而冷战时期曾高达2%。“我坚定主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擅长的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安雅·曼纽尔说。裘德·布兰切特也赞同这一建议,他认为,美国可以不使用“产业政策”这一说法,但美国的确需要某种形式的“科技产业政策”。“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裘德·布兰切特说。安雅·曼纽尔指出,美国不应忽视那些对提高自身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大意义且中国已经掌握一定优势的科技领域。她认为,金融科技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美国公司受制于既有金融机构的竞争且受制于既有的金融体制,而中国公司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制约。“如果美国和西方不能培育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金融科技公司,那么我们会在金融领域面临5G领域同样的困境”,安雅·曼纽尔说。(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1月9日美国《连线》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