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抗美援朝进入到阵地战阶段。针对美军绝对优势的空炮火力，志愿军构筑坑道工事，依托坑道进行坚守防御作战，形成了一套坑道作战战法。这一战法要求步兵、炮兵密切协同，坑道内部队与纵深部队紧密配合。因此，通信联络保障至关重要，往往决定了战斗的成败。
当时，前线部队主要使用的通信设备是步谈机，这是一种无线通信设备，可以单兵携带，但通信距离较近，而且在坑道内部往往无法使用。
志愿军通信兵为了确保联络畅通，要冒着枪林弹雨，冲出坑道，跑到空旷地带，往往会付出鲜血乃至牺牲的代价。
1952年5、6月间，志愿军第39军第117师与美军第45师为争夺铁原西北190.8高地，展开了激烈战斗。当时，有一个班的志愿军战士被困在坑道内，而上级并不知情。这个班携带有一部步谈机，但敌军火力猛烈，封锁住了坑道口，无法出去与上级联络。步谈机员急中生智，将天线埋在坑道内，与上级取得了联系，后方的部队立即反击，救出了他们。
这一现象引起了志愿军通信部门的高度重视，通信部门专门找来相关人员，组织座谈会进行总结推广。这一现象当时在理论上是难以解释的，其机理究竟如何，能否大规模推广？
这一难题上报到了军委通信兵部，领导马上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电子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毕德显。
毕德显，1908年12月出生于山东平阴县。爷爷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源自《诗经·大雅·假乐》中的“显显令德”——让自己的德行流光溢彩，使百姓受益。
他自幼聪明好学，1927年进入济南齐鲁大学物理系学习；1930年，齐鲁大学停办，经老师推荐，转入燕京大学物理系。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有钱学生很多。一开始，在他们眼里，毕德显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但很快，毕德显就用自己的成绩和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让他们刮目相看。
1932年，毕德显以全优的成绩毕业，留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一边任助教一边读研究生。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被聘为燕京大学物理系讲师，同时加入了中国物理学学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毕德显几经辗转，来到了昆明无线电研究所，从事保密电话和利用中波广播电台导航飞机的研究。
抗战期间，像毕德显这样的技术人员生计颇为艰难，“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有一次，毕德显和另外两位同事去西南联大上课，刚上街，就被几个乞丐缠上了。同事急中生智，说了句：“我们是教授。”乞丐立刻就散去了。
1940年，毕德显在友人的帮助下，申请到一笔助学金赴美留学。他先来到斯坦福大学，师从大名鼎鼎的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教授，并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后来，由于美国政府军工项目的需要，特曼教授必须离开斯坦福大学一段时间，不能继续指导毕德显，于是推荐他去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教授。
1944年夏，毕德显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高强度质谱仪镁离子源》在博士生毕业论文评选中获得了金奖。
博士毕业后，毕德显先是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理论研究组工作了半年，与钱学森一同共事，后来应聘到美国东部新泽西州康登城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新产品试制部，主要从事脉冲多路通信设备、自动定向设备及微波通信设备等的研究和制造。
1946年夏，毕德显正打算回国，一位老朋友登门求助。
来者是赵忠尧教授，两人在昆明时就相识，当年为了制造加速器曾经合作过，可惜没能成功。赵忠尧这次来找毕德显，还是为了加速器的事情。
【注：赵忠尧是浙江诸暨人，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原来，赵忠尧受国内委托，打算从美国买一台静电加速器带回国，到了美国才发现携带的经费远远不够。他并不气馁，计划买零部件自己攒一台加速器，不过他需要毕德显的帮助。
毕德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此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与赵忠尧一起投入到加速器的研制中去。按照计划，他们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了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器的制造，半年后又前往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重点学习了离子源技术。
花了一年时间，1947年9月，中国核物理史上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加速器，终于在美国研制成功。3年后，这台加速器被辗转运送回国，并为新中国的核物理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此重大的功绩，毕德显却从未向他人提起过，后来还是通过赵忠尧的回忆录才被公众知晓。
1947年秋毕德显回国，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其家人一直住在山东老家。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密谋要绑架毕德显去台湾，中共地下党组织棋高一着，经过周密策划，先安排毕德显生病休息，然后利用学生探望的机会，悄悄将他转移了。毕德显先到了上海，后来又去了香港。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登上一艘苏联货轮，绕道朝鲜，进入了东北解放区。
经组织安排，毕德显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工科大学——大连大学（现为大连理工大学）电机系和电讯系的系主任，家里人也从山东老家接来，全家住进了独门独院的别墅。
1951年底，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原有中央军委机要通信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1949年10月21日至1954年9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构，1954年9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政务院改称国务院。】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解放军需要培养电子方面的技术人才。军委通信兵部王诤部长听说了毕德显的大名，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将毕德显调过来。周总理高瞻远瞩，不但同意调毕德显，还提出将毕德显领导的整个电讯系都调到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1952年2月29日，在周总理的批示下，毕德显带领211位电讯系师生离开大连，到达张家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留恋海滨城市不愿去艰苦的地方，毕德显以身作则，第一个打点行装，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大连。
在张家口，毕德显住的是日本兵留下的简陋营房，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用水靠自己挑，有时烤火的柴也要自己打。这种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他在美国以及南京、大连等城市相比差距很大，组织上想给他一些照顾，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倾尽全力埋头工作，一方面制定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登台讲授其他教师开不出来的课程，另一方面不断写信给在国外的同学，热情劝说他们回来参加祖国的国防建设。
经他劝说回国的专家学者达数十人之多，这些专家学者大多数为新中国电子工业、雷达工程技术以及院校建设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毕德显一到张家口，还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设立我国第一个雷达工程系。他当年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巨大投入，当时他就预见到，谁掌握了这门技术，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当初，毕德显利用工作机会去参观时，美国人再三强调，不许拍照，不许记录，他只能硬记下来，回家后一点点拼凑起来，形成笔记。美国人肯定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留学生，日后将成为中国雷达之父。
毕德显的建议迅速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批准，学校便以原大连大学电讯系为基础，成立了雷达工程系，并任命毕德显为系主任。
为了筹建雷达工程系，从教学计划到课程大纲，毕德显都亲自动手。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从不停笔，坚持撰写和翻译了数百万字的教材和专著。
为了提高师资水平，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毕德显把信息论应用于雷达工程领域，组织教员进行信息论的研究。当时信息论的论述大都刊登在外国杂志上，没有现成的书，他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为不少教员后来运用信息论这一锐利武器，从事雷达、通信方面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
1952年夏天，毕德显接到了开头所说的任务，他听说这是抗美援朝前线遇到的难题，便立即开始日以继夜地查资料、搞计算，仅用了3天时间就向上级递交了报告。
这份报告用科学、浅显的语言，阐述了天线埋地传播信号的机理，对坑道通信的电波传播方式，坑道天线的辐射机理、基本形式结构及如何架设等都作了描述，使“天线埋在地下能够实施通信联络”的问题从理论上找到了答案。志愿军总部后来特意召开了“埋地天线”总结大会，评价“这一创举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
而美国直到1963年3月，才公开发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毕德显发展了无线电通信的天线理论，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们推广坑道通信经验作出了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坑道作战幕后英雄。
1958年，毕德显随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从张家口迁至西安。
1961年，毕德显调至新成立的解放军雷达工程学院担任副院长。
1973年，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宴会上，钱学森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毕德显。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你为国家的雷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人民应该感谢你！”
1980年，毕德显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毕德显为人师表，一贯热心帮助和扶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被称赞为学术上的“活字典”“科学道路上一颗晶莹的铺路石”。几十年来，他为中青年教员审阅和修改过许多教材、讲义和论文，为别人著书立说提供过许多帮助，但一直拒绝署上自己的名字。
有一次，部队里面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慕名前来找毕德显，原来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晶体管线性电路分析》初稿，想请毕德显帮助修改。
毕德显看得十分仔细，一个公式、一个符号地认真审改。他发现稿子虽然写得比较粗糙，但不少地方有独到见解，于是以信件和电话的方式，数十次给予具体指导，还把他请到家中进行指导和鼓励，向他提供自己积累的大量资料。
比如，这位青年在分析“晶体管的温度特性”这一问题时，查资料、搞演算，几天下来毫无结果，只得写信向千里之外的毕德显请教，毕德显很快就寄去了自己推导的全过程。
这位青年在毕德显的耐心指导下，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五易其稿，终于写就了53万字的《晶体管线性电路》一书。在毕德显的推荐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专著，在成书时，青年一再请毕德显署名，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看到你们年轻人出成果，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就足够了。”
青年感慨地说：“这部书的章章节节，都浸透了毕德显教授的心血。”
在毕德显的言传身教下，青年勇攀军事科研高峰，多次谢绝地方上的高薪聘请，扎根军队基层，成为了我军通信专业的高级人才。此后，他2次获得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4次荣获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多次被评为“全军通信科技标兵”。
毕德显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50多个春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国防电子教育战线上，培养出了大批技术人才，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学生当中，院士就有三人，将军、专家、教授更是不计其数。
1982年5月，他应邀参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30周年庆典，入场时，全场3000余人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3分多钟。
1991年春，毕德显因病住进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1992年1月12日，毕德显逝世，走完了他84个春秋的人生之路。
生前，他立下遗嘱，其中两条的内容是：在我去世之后，将遗体捐献给所在医院作病理解剖研究之用，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我参加革命以来，工作做得不多，但得到了组织上的很多关怀和照顾，我感谢组织，感谢同志们，祝学院兴旺发达。
1992年12月，毕德显生前执教过的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为他立了铜像，铜像背后镌刻着对他的评价：
毕德显，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是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主要创建者，现代中国最著名电子学家之一。一生默默耕耘，著作甚丰，桃李满园。教授志弥坚、德仁厚，衣不求华，言不过实，对事业有抱负，对学业有卓见，对朋友有信义，对国家忠贞不渝。老友同窗，师长学子，皆以圣贤前辈敬佩爱戴之。一代楷模，高山仰止。
2019年10月19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为了纪念毕德显，依托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了“毕德显班”，培养引领电子信息领域科技发展和产业应用创新拔尖人才。
毕德显的精神会一直影响这里的莘莘学子，影响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