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中华与欧洲两大文明东西遥遥相望，互相映衬，互有短长，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欧洲和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如果稍微研究一下这两个体系是如何被塑造的，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中国历史从部落争斗年代开始，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的合并，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直至今日，中国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随后中国经历了大洪水时期，鲧和其子禹接受了帝尧的任命，历经父子两代，疏浚河道，筑堤防洪，平定了洪水，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全，“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由于大禹在漫长的治水过程中形成的统治权与崇高声望，使得他的儿子启能够凭借父亲的政治资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中国就在其基础上慢慢崛起并繁衍至今。
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早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族群，一个主体部落构成了族群的核心，首领已经拥有了号令其他部落和诛杀其他部落首领的大权，这是上令下从的中心集权体系。
这一点和欧洲截然不同。欧洲文明从古希腊文明开始，而希腊在历史上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由从未统一的大小城邦组成，各个城邦地位平等。因为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不同，面积不大，山脉纵横导致地形破碎，把有限的平地分割成一个个相互难以沟通的小区域，天然地促成了一个个独立而互不关联的政治实体。
分裂的小城邦制度打造了希腊文明的特性，而欧洲大陆上各个部族你进我退、此起彼伏，即使雅典和斯巴达先后短暂地成为了霸主，但终究昙花一现，没能从思想或政治上奠定统一的基础。后来有几个大帝国维持了长久统治，也没能做到使纷杂的各部走向融合，不同语言、不同习俗又反过来加剧了分裂。小城邦分治和各部族自治的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的民族思想和社会思想，导致了大一统理念在欧洲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
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基础就截然不同。
希腊地形
周朝建立后限于当时的统治能力，实行了分封制，统一的王朝复蹈分裂的局面，最后进入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年代。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回到了大一统的正轨。可惜秦朝没能好好把握历史机遇，仅仅十四年就走向灭亡。
但是随后的汉朝继承了它的体制。应该说，对中国大一统的贡献，汉朝丝毫不亚于秦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欧洲历史实际上不乏大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是，欧洲始终没能走上统一的道路。秦朝仅仅统治了十四年，其实并未打造好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也没有完善好统一大帝国的管理机制，六国的残余势力始终在兴风作浪。但幸运的是，后来汉朝取代了秦朝，六国遗民在秦末动乱中已经消耗大半，怨恨又随秦而去，反而认同了汉朝的统治，张良、韩王信等都出身六国贵族，最终还是投靠了刘邦；另外，汉朝前后立国400年，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帝国的制度规章、治理手段得以成熟，有效地稳定了帝国的延续；尤其是汉朝的成功巩固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后来所有统治者的共同追求，为后来中国从一次次地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这个大一统首先带来的优越性便是极大地促进了人口增长。因为分裂的各国必然会导致相互争斗不休，战争所带来的屠杀、饥荒和夫妻分离都会极大地削减人口。仅以秦国为例：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灭魏韩联军二十四万；公元前279-278年鄢郢之战，水淹鄢城数十万人；公元前262-260年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四十五万。而当时各国人口不过三四百万，死伤的都还是青壮年。
同样以法国为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人口约1900万，英国人口约600万，西班牙人口约600万。法国参加的1667-1668的遗产战争，参战各国伤亡约15万人， 1672-1678法荷战争，双方死亡总数超过22万人，1688-1697大同盟战争各国伤亡20-40万人，1701-171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死亡40-125万。欧洲从古希腊文明开始，消停的日子没有几天，各国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与邻国争战不休，日积月累下来，差距就很可观了。
在各国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基础上，一场战争动不动死伤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但过后不久又来一场战争，人口的损耗和恢复不断周而复始地在低水平循环。而统一的国家在和平时期没有了这些损耗，人口便会飞速增长。即使中间发生小规模战争，也不会有碍大局。如新中国成立30年，尽管中间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战争、中苏交战、对越反击等多次战争，人口仍旧从1950年约5亿增长1979年的9.8亿，三十年间就翻了一倍。汉、唐、宋、明、清各朝几乎都拥有长达百年的和平时期，人口飞速的增长，使得中国和欧洲差不多面积的土地上，人口达到了欧洲的两倍有余。
中国与欧洲人口对比（玫红色：中国，蓝色：欧洲）
由上图可见，强大王朝进入繁盛期时，中欧人口数量就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庞大的人口为古代社会提供了压倒性的资源。无论是在对外征战还是内部灾害中，巨额人口都发挥了足够的支撑能力。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人数更多的军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更大。而在饥荒和瘟疫时，庞大的人口也能保障淘汰掉大量的成员后，依然有足够数量的强壮基因存活下来。即使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众多的人口资源仍然可以提供足够的抵抗力量。
而在现代社会中，庞大的人口既提供了生产者数量，又保证了消费者市场。足量的受过教育、能够参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生产者使中国有能力建立起世界上唯一的具备全部部门的工业体系；而14亿消费者，又使中国拥有了向国外对手讨价还价的资本，特别是保证了本国产品销售和成长的广阔空间。华为遭到了美国极端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但是2019年手机的发货量增长了29%，笔记本电脑的出货量更是达到了214%，背后就是中国十亿级别消费者的拥护。国家和外国制药公司谈判，多个全球知名的“贵族药”开出了“平民价”，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人家瞄准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市场。
同时，大一统的帝国带给了中国辽阔的地域，具备了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在农业上保证了丰富的农产品供应，工业上提供了足够的生产空间和实验场地，各种高精尖绝密的试验都可以在本土进行。
广袤的地域还提供了最关键的战略进退空间。这一点，在日本侵华期间尤为明显。相比欧洲二战时面对德国的入侵，法国44天投降，更毋庸说丹麦荷兰比利时等这些小国几天就打起降旗，中国以落后百年的农业国身份对抗工业国家日本，能够支撑14年，并有空间按照《论持久战》的设想在敌后进行积极的游击战，最终取得胜利，先人留下的广阔国土绝对贡献巨大。
还有，在面对巨大灾害时，同等体积的大一统国家远比分裂的群体抵抗力更强。
首先，上下一致的行政体系既使各个地方能够迅速汇集交流信息，也使政府的各项应对指令能够迅速地传达到基层，事实证明，行动越快越能迅速地减少损失，并向可能涉及的周边发布预警。
其次，统一国家能够动员全体成员及时地向受灾地区提供支援，分担压力，借此来减轻灾害打击；而分散的群体各自为政，当一国遭到打击时，其他国家很可能等闲观望或干脆置之不理，等到大火烧到自己身上时，施救已经为时过晚；甚至借机落井下石或以邻为壑也大有人在，英法在二战前的绥靖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次疫情欧洲各国互相截胡医疗物资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以至于北约各国外长通过新快速空运协议机制，向所有运送医疗物资的军用货机开放各国领空；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向意大利运送医疗物资，却被波兰坚决禁止进入其领空，不得不绕道3000公里，为了抵制对手不惜坚决坑盟友一把的行为也实在是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境界。
实际上，欧洲早已认识到了各国分立的短处，欧盟的成立本来就是为了“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货币欧元到这次各国开放领空，都是向协调一致迈进。但是，在文化、利益等各因素的牵扯下，“用一个声音说话”仅仅在和平时期存在，一碰到生死关头，立刻原形毕露。
历史证明，无论哪个时期，大国都是那些拥有广袤疆域、庞大人口的大一统国家，因为只有广袤疆域才能保证进可攻、退可守，并能容纳足量生活和生产体系的战略空间，只有庞大人口才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和战斗人员，只有统一的政府才能在危机时迅速调配必要的人员物资，弥补空缺和薄弱环节。即使各国国情不同，科技发展带来某些环节的程度有变，但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国家综合整体实力，就是抵抗一切外来侵入、粉碎一切阴谋诡计的强大后盾。
但是，没有一样事物是十全十美的，有优点必然还有缺点。
作为大一统的国家，它的缺点就是一旦政府下定了某个决定，别的选择往往就很难出头。春秋战国可以有百家争鸣，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支持或者容忍某一学派的生长；某人在一国不得志，可以转而投奔他国，例如商鞅弃魏投秦，吴起是卫国人，却先后担任鲁、魏、楚的将军。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就很难有生长空间，时间一久，儒家门派独占朝堂，甚至拥有了对抗皇帝的力量。皇帝为了平衡压制朝臣，必须扶持其他势力，比如宦官，这一点在明朝后期尤为明显。
而且大一统的中国周围没有强敌，时间长了，中央居民很容易产生傲慢懈怠的心理，安逸日久而不思进取。乾隆曾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天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它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因为中国久居东亚文明中心，几乎无处不高于邻国，求邻国者少，被邻国求者多。当时的中国根本想象不到欧洲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按自己惯有的思维完全不能理解的阶段，没有亲眼可见的冲击，也就难有临危而起的决心。
但是分裂的欧洲却避免了这种固化愚昧。欧洲各国互相争霸，近在咫尺的危险使得各国无不努力前进，对手的先进刺激了本国的加速追赶。同时，一个主张在一国行不通，还可以到另一国去尝试开拓。哥伦布曾经游说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但都被拒绝，终于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最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带动了欧洲向美洲大陆的殖民大开发。人才的流动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政策最终推动了欧洲整体文明的跃进。虽然靠殖民崛起带着“原罪”，但过程中确实有“分裂优势”的推动。
还有，巨量的人口有时也会带来人力过剩的问题，一方面，有限的土地供应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人数，粮食短缺、天灾和土地垄断最后带来循环性的王朝覆灭。中国历史上往往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走向衰败，就是盛世时期的人口迅速增长，能够开发的土地已经达到极致，封建时期的运输、管理和医疗卫生能力无法再支撑更大的开疆建土，粮食的生产和储存都极为有限。一旦出现灾荒，饥饿就能迅速摧毁社会体系。但是欧洲很少出现这一情况，因为不断的战争始终把人口控制在了一个粮食基本能够满足的数量，各国各地的分封割据也使得一地的反叛无法轻易扩张泛滥开来，更难以从别处获得支持。
另一方面，过剩的人力阻碍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机械发明和应用。人口必须进入工业规模生产才能发挥它的优势，过剩人口下劳动力极端便宜使得机器毫无必要，没有需求自然也催化不了机器的产生，还导致劳动力转向了刺绣或竹丝编织这种耗时耗力的手工产品上，对提高总体生产力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过剩人口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宋代的冗官现象和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父母过早退休由子女顶替，以及工厂企业转型时的旧职工安置，都是为了吸纳安抚过剩人力，却拖累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统一和分裂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在某些历史阶段，其中部分优劣可能尤为明显。现在中国的大一统是否又到了“收割红利”的历史节点？在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分裂制度重新获得优势？与数百年前相比，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条件下，分裂的弊端、统一的优势是否都被放大？这些问题恐怕都难有简单的答案。
历史经验连篇累牍，现代的信息社会又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中国和欧洲还有漫长的道路走下去，更何况又有美国这样一个结合了统一与分裂制度特点的庞然大物，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草原文明的地缘与文化特性的俄罗斯。如果从2000算起，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过去，中国强势复兴已经全面撬动了新的世界格局。在2020年展望未来，可以预见，这四方如何结合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将是几十年内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我们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希望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转自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