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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忽然的想法。 现在的年轻人，对国家的前途非常有信心，各种科技和新产业不断涌现， 以前国内掌握着很多话语权，整天说中国不好国外好的那帮知识分子，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没有公信力。 但是与此同时，年轻人也对房价很不满，对996也很不满，也不太想生孩子。 为什么宏观数据显示国家在发展，产业在进步， 但是年轻人对自身的处境反而变的有点“丧”了呢？
昨天我在头条上看到有人发的，说中国发展的红利都被60后，70后，80后占据了，90后和00后面对高房价要无力的多，作者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当然作为80后我也是不太同意的，我们成长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在是不怎么好，县城社会治安很差，娱乐匮乏，出去旅游是奢侈的行为，坐个飞机要花父母几个月工资，也没有高铁，家里有固定电话的都是富裕家庭了，怎么看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幸福。 但是若是这样看问题，便不能理解现今的社会现象。
感觉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两个现象， 一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的高端和高薪岗位的速度， 要慢于年轻人学历和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也就是供给增长速度大于需求， 因此导致学生越来越优秀，学历越来越高，但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表现在国内的考研人数连续创新高，而研究生录取人数也不断增长。 2020年5月30日发布的《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公布2020研究生招生111.4万人，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还是57万人。这还不算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留学生。 研究生招生人数多了，意味着比起以前，年轻人在学历提升上的投入更大了。
人才供给一多，那么工作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不仅如此，这个竞争还会延烧到下一代，要知道，高学历人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那么对于子女教育更加重视，对子女教育的要求和教育子女的能力就会更高，我身边各种中产养娃的手段，以及投入成本之大，让我目瞪口呆，这就会导致竞争变得无比激烈。 竞争带来的结果，就是资产价格提高，尤其是学区房，学区房，在一线城市，几乎每个中产家长的群，都在讨论买学区房，随着高学历人数不断增长，这个紧俏资源变得更加紧缺，导致学区房价格不断创出新高。
二是房价提升导致应届生对于“好工作”的定义门槛也往上抬高了， 而大家都会往好工作去挤，以便于自己以后买得起房子，举个例子， 2008年深圳平均房价是1.3万，郊区只有几千元一平米， 而那个时候深圳的热门企业富士康应届生工资大约都是四五千元左右，龙华的房价大概七千元一平米。富士康提供宿舍，食堂花不了什么钱，那个时候富士康还是可以定义为好工作的，好好存钱，再找个对象，还是可以在公司周边买房的。 但是现在龙华已经成了宇宙中心，学区房房价过了十万，而富士康本科应届生的工资还是几千元，那么很显然富士康的工作已经不能定义为好工作了，这就导致好工作的岗位供给减少了，应届生们必须要去工资更高的公司才能实现买房的目标，进一步加剧竞争激烈度。
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奋斗和努力的收益比例下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还是要产业高端化，扩大“好工作”的数量供给，给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提供高收入岗位，也减轻家长们“养娃”的压力， 如果社会中高端产业岗位数量众多，不需要上985，211，就上个普通一本甚至二本也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岗位，那养娃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 我十几年前毕业的时候，中国的高薪工作岗位基本上都在外企，那个时候的明星企业都是什么四大，宝洁，联合利华，微软，谷歌，IBM，西门子之类， 这些外企的特点是，薪资给的非常高，但是招人数量却非常少，要求都是名校毕业，履历非常好看的精英。也就是外企喜欢通过“人少高薪”的形式培养一种精英感，但是后来中国本土的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薪资也不错，这使得很多非精英，非名校出身的人也有了机会。
所以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给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目前大热的集成电路产业，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等单位编制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年版）》， 《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直接从事集成电路产业的人员规模在51.19万人左右，增长11.04%。 从产业链环节来看，设计业、制造业和封装测试业的从业人员规模分别为18.12万人、17.19万人和15.88万人，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22%、19.39%和1.34%。 如果看薪酬的话，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 国内集成电路全行业平均薪酬为税前12326元/月，同比上涨4.75%，其中研发岗位的平均薪酬为税前20601元/月，同比增长9.49%。 这里面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算是中端岗位，从事研发，工艺的工程师就是高端岗位了。
一年的时间，集成电路行业就增加了大约5万个中高端岗位，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中国集成电路全球份额还很低，我上一篇文章提到过，2019年占全球比例也就是5%左右， 50万人的从业人员数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一定会到达上百万人的规模。 注意，这里的50万人没有计算上游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半导体材料供应商，EDA工具软件的工作岗位，也没有计算制造业的中高端岗位会带来的服务业新增岗位的需求。 因此在未来，光是集成电路上下游及其带动的服务业能够给中国带来数百万个中高端岗位。 其他还有民用航空工业，民用航天产业，医疗器械，制药业，汽车业，工业自动化，新材料，科学仪器仪表等等，这些行业目前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还有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今天本文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开展新三线建设，这样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升国民生活的幸福感。 目前由于经济和产业升级，本科，硕士，博士在不断扩招，同时中高端产业也在不断发展， 但是也出现了中高端工作机会集中在北上广深以及部分新一线城市的大格局， 这就导致名校毕业生高度的集中在少数的十来个大城市，导致人们只能在这些少数的大城市进行竞争，提高了竞争的烈度，也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需要我们搞“新三线建设”，改变中高端工作机会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局面，在全国实现更均衡的布局。
中国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原本是应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而内部的原因是 “中国当时工业过于集中，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过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造破坏。” 三线建设，就是试图改变这个面貌，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今天我们军事压力不像当年那样了，但是对于国内均衡化发展，和国民总体幸福感提升的压力也摆在眼前了。 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发展到底有多集中？让全国的精英集中在了少数地域。 还是以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为例，其中薪酬最高的就是芯片设计，芯片设计公司也是近几年崛起的少有的可以和互联网比较下校招薪资的行业，虽然其实也还是比不上互联网公司。 而我国的芯片设计产值，高度的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少数城市。 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教授的数据为例子，下图来自半导体行业观察，2020年中国芯片设计产值总3819.4亿元，其中10个城市占了全国的96.6%，这10个城市是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无锡，西安，南京，武汉，珠海，苏州。 其中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四地占了全国的77.4%
那么你是名校毕业生，你想拿高薪，你能去哪里呢？ 我贴下C9名校的毕业生去向， 以南京大学为例，2019届毕业生去向最多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金融业，而就城市而言，南京，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苏州六个城市占了南京大学毕业生的71.17%，高度的集中化。
我们再以浙江大学为例子，2019届毕业生在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就业人数比例高达82.43%，其中浙江省占到了58.78%。
而单看浙江省，82.34%的就业位于杭州市，因此总共48.4%的毕业生在杭州工作， 因此光是杭州，北京，上海三个城市就占了浙江大学毕业生去向的63.27%。如果再考虑在广东工作的基本就是集中在广州和深圳。 因此可以说北上广深+杭州五个城市占到了浙大毕业生就业的70%。
我们再看清华毕业生的去向，67.5%的本科生，78.3%的硕士生，70.5%的博士生毕业后在北京，广东，上海三个地方工作，广东省显然就是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因此基本可以说70%的毕业生集中在四个一线城市。
我们再看北大，2019年毕业生去向前五名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
五个城市占了73.8%。 如果是看前十个城市，更是占了83.6%
985高校北航也是类似的，3712名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中，留在北京的就有2108人，占比56.8%，再加上上海，广东，浙江，江苏。 由于广东基本就是广州，深圳，浙江基本主要是杭州，江苏则是南京，苏州， 因此也是七八个城市占据了接近80%的去向。
我们再看那些本身不在核心城市的名校，例如中科大，2019届选择就业的2668人中， 除了在安徽是第一大毕业生去向外，其他也是去了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北京。 也依然是不到10个城市占了大部分去向，上海就占了21%，北京占9.3%
再以哈工大2019届的选择就业的2730名硕士毕业生去向为例子， 573人去了广东，490人去了北京，362人去了上海，179人去了江苏，175去了浙江，149人留在黑龙江。 同样也是四个一线城市占了一半的去向，再加上杭州，南京，苏州等几个新一线城市，占了60%以上。
以上都是名校毕业生，我们看下其他学校的就业去向，2019年211高校武汉理工大学，36.88%在湖北省（33.81%在武汉）工作，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占了41.87%。 同样也是四个一线城市+武汉+杭州+南京等占了70%的去向。
毕业生都朝四个一线城市+南京杭州等少数几个新一线城市跑，愿意很简单，中高端的工作机会在这里。学生们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完成名校教育，显然是不愿意找一份低薪无发展前途的工作的。 我们以高薪群体最为庞大的程序员群体我例子， 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向互联网产业投递简历的求职者中29.14%现居一线城市，33.77%现居新一线城市，来自二线及以下级别城市的占37.10%。 而在互联网人才求职时投向的城市中，50.37%的人投向一线城市，29.73%人投向新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城市占比仅有19.90%，互联网人才明显向一线城市进一步富集。 下图来自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报告，四个一线城市在求职意向地中明显领先，其中北京一个城市就占了全国差不多四分之一。
到这里，我又想起了1964年搞三线建设时，是因为“中国当时工业过于集中，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但从今天的情况看，四个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总共不到10个城市，对于互联网，芯片设计，消费电子品牌等高薪岗位的集中度还要更高。 除了上面提到的互联网，芯片设计之外，再以电子品牌为例， OPPO的2021届校招，职位就集中在深圳，东莞，上海，北京，成都，南京六个城市。 VIVO的2021届校招，职位集中在深圳，东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六个城市。 小米的2021届校招，职位集中在北京，南京，深圳，西安，武汉五个城市，其中尤其北京最多。 华为的2021届校招，职位高度集中在深圳，东莞，北京，上海，成都，武汉，西安，杭州，南京九个城市，其他城市也有少量。 如果你是名校毕业生，几乎逃不过四大一线城市+东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大约10个城市。 实际上其中更是高度集中在其中五六个城市。 其他金融类就更不用说了，深圳和上海有证券交易所，各种证券公司，还有北京也是金融中心，高端的金融类工作也集中在这些城市。
搞新三线建设，像当年一样，在东北，西北，华北，中部，西南圈定和扶持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别在意为什么是一二十个，只是个数量指代），通过中高端产业的迁移好发展，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对于全国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对于一线城市，可以缓解学区房房价不断上涨，广大中产拿着高薪却感觉生活拮据，买房生娃压力大的局面。 而对于广阔的内地地区而言，尤其是对小县城，小镇和农村学霸们而言，则是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只有考名校—找到中高端工作岗位—大部分会在不到10个核心城市—竞争激烈学区房昂贵—只能硬着头皮买下来–还房贷+养娃军备竞赛，然后小孩再重复这个生活的模式。 我们以深圳为例，为啥深圳学区房那么贵？对比下深圳高考每年重本录取人数，和每年毕业来深圳的一本，211,985毕业生人数就有答案，和精英竞争是很累的，他们对自己和子女的期待都很高，大家都太拼了就提高了竞争烈度，尤其是大家都拥挤在北上广深等几个城市买学位房的时候。 对于内地广大的大中城市而言，迎来中高端产业机会，会带来城市产业的巨大发展，居民的财富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升值。
最近的疫情流调，成都和北京的流调对比在网上火了起来，意思是北京居民的生活轨迹都是各种工作，考研，凌晨加班之类，而成都的生活则是夜店，餐馆等等充满了各种生活气息。 但是其实，由于中国高学历人才和中高端产业的持续扩大， 如果在内地新一线城市长期也只有成都，武汉，西安等少数几个从一线城市手中抢夺中高端产业机会，也就是毕业生在内地也只有这少数几个城市可以去的话，长期下来也会竞争也会逐渐越来越变激烈，房价适中，生活悠闲的氛围也可能会被或多或少的改变。现在成都和武汉部分区域的房价也已经不便宜了。 因此一个大国，不能说只有不到10个城市占了大部分中高端工作机会，而是最好有更多的城市承接不同中高端产业的发展，那么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幸福感和生活选择，都是一件大好事。
新三线建设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例如顶尖高校均衡布局，以后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高校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支持落后省份开展高校建设，也可以鼓励顶尖名校开设外地校区， 我国顶尖高等院校也同样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南京，西安等少数城市，可以鼓励多开设外地校区。
例如央企，大型国企带头搬迁，这个比较典型的是宝钢湛江基地的建设， 由于宝钢的到来，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预测2020年，全区工业实现增加值233亿元，占GDP比重49.6%，比“十二五”末（2015年）提升19.4个百分点 例如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到二三线城市开设研究中心，互联网公司非常适合远程办公，广大的长春，沈阳，石家庄，郑州，济南，青岛，福州，长沙，南昌……. 也鼓励国内的顶尖高薪企业在内地开设研究中心和分公司，这方面华为是做的不错的，研究所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还把研发部门大量搬到东莞。
当然，作为产业输出城市，肯定是不太愿意的，产业一旦走了，就很难再回来了，而且还相当于扶植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对于企业来讲，也肯定是想留在便于获取人才，信息和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跟当年的三线建设一样，单纯从经济效率来看，其实很多三线建设项目是不划算的，也形成了效益损失，但是从国家均衡发展，国民的幸福感来看却是有利的。 另外如果从长期的经济效率看，对国家其实也是好事， 三线建设当时促进了西安，成都，重庆这些西部大城市的发展，今天也成为了中国在沿海之外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还有就是安徽因此迎来了中科大，今天合肥成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明星，知名高校提供的技术能力和人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雄安就有这样的意义存在，只不过雄安相当于是选择建立一个新城市，也是一个实验田，如果在成都，武汉，合肥等中高端产业发展成功，带给了全国年轻人更多选择的基础上，雄安再发展起来，那无疑是个鼓舞。 如果我们能通过新三线建设，在东北，华北，中部，西部把一批城市在现在的基础上中高端产业发展起来，实现均衡布局共同富裕，从长期看，对全国人民都是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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