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每个中国人的反应代表一个神经元，就能组成“中国大脑”？ |2021-01-03

“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

1892年，厦门人卢戆章出版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小册子，提出了自己发明的汉字拼音化方案—“切音新字”，在自序中，卢戆章明确将创制新字与民族救亡联系了起来，认为传统汉字难学难记，是导致数理化教育在中国难以普及，人才难以涌现、进而国家难以强盛的根本原因。

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是中国拼音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种方案和第一部著作，也奠定了后世数十年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基本动机，那就是对传统汉语从形态到功用的全面批判，个中之激进者如瞿秋白甚至表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毛坑！”

然而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却有一位非同一般的人物热情地赞扬着中文，“如果有一种语言是上帝传授的，那么这种语言大概会类似于中文”（“If God had taught man a language, this language would be similar to the Chinese”）

他就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智者，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微积分发明者，现代二进制之父，理性主义哲学巅峰、机械计算机先驱，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除了这一长串光辉夺目宛如欧陆君王称号的头衔，莱布尼茨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

狂热到什么程度呢，莱布尼茨曾向自己的偶像，当时在位的康熙皇帝写信，要求归化大清，并试图通过俄罗斯陆上商路，向嗜好数学研究的康熙大帝快递一台自己研制的机械计算机，莱布尼茨的天才机械设计—梯形轴，使他制作的机械计算机可以实现乘除法运算，在信息科学的史前时代是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进步。

（莱布尼茨机械计算器，计算机科学历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当时，莱布尼茨正热情游说俄国彼得大帝开通欧洲-大清陆上物流、通信网络，推销在俄罗斯的桥梁作用下，法兰西和大清帝国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大构思”）

这台计算机并没有寄到康熙手上，但莱布尼茨通过与兼职清廷数学历算外籍专家的耶稣会教士书信往来，成功安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概念，康熙大帝欣然采纳，在畅春园设立了算学馆，集天下英才研习数学知识。

（凡尔赛宫的中式园林与圆明园法式宫殿，路易十四与康熙时期建立起来的中法皇室交流，一直延续到乾隆和路易十六时期）

除了向东方介绍最新欧陆科学成果，作为其欧亚大陆岛文明融合“大构思”的组成部分，莱布尼茨还非常热心地向欧洲引介中国文化，他给法国君主路易十四写信，推荐基于汉字发明一种“普遍语言”，在莱布尼茨看来，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较欧洲当时能接触到的各种表音文字有明显优越性，尽管语言大相径庭，但通过汉字符号的连结，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交州人却可以通过书面文字自如地交流思想，汉字偏旁笔画与语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逻辑联系，他相信，从中可以梳理出汉字的一套最底层根符（Wurzelzeichen），这套符号是神灵授予人类先民的原初文字，其语义和组合逻辑，蕴含着客观世界运行的根本性现象和规律。

（莱布尼茨书稿中刻录的康熙大帝人像，莱氏将康熙誉为“英明的伟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莱布尼茨畅想通过根符间有规律的结合，能够完备清晰地揭示客观世界旧的现象，也能够通过符号运算诞生关于客观世界新的知识，人类思想交流不再是杂乱错落的话语体系碰撞仿佛“鸡同鸭讲”，而是清晰明了的推导演算结果，“我们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使所有逻辑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两个数学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 两个人相互盯着对方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莱布尼茨持续数十年对汉字根符的研究，最终副产品之一是易经伏羲八卦启发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又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底层技术）

莱布尼茨的汉字研究并没有最终结出“普遍语言”的果实，但却开启了对古典欧洲形式逻辑的革命，塑造了近代以来数理逻辑的研究范式。

沿着莱布尼茨所开辟的道路，布尔、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哥德尔、图灵等后世学者搭建起了数理逻辑的大厦，最终为今天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完成了理论准备。

在人工智能这一研究领域，这条某种程度上说受到伏羲八卦启迪的“莱布尼茨传统”也有着巨大影响，催生了人工智能研究中的“符号主义”学派。

符号主义（Symbolism），通俗地说，就是认为认为人类的智能行为如认知、反馈，都是大脑逻辑思维的结果，通过研究人类认知系统的功能机理，用某种符号和符号间算法来描述人类的认知过程，并把这种符号输入到能处理符号的计算机中，就可以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从而实现人工智能，显而易见，符号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研究的还原论方法自然延伸，相信复杂的现实现象总可以归纳抽象出一些基本公理，并通过公理的符号化、数理化推导，构造出能够涵盖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大厦。

从人工智能史的开端，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始，符号主义学派就长期统治着人工智能研究，在战后技术乐观主义的时代氛围里，学者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非常乐观。

在中国，甚至在达特茅斯会议开始搭建起人工智能学科和学术共同体之前，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也已经留意到了智能技术的存在，并对此有类似的乐观预期，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钱学森当时力挺电子计算机列入重点发展任务，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例子，表明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的部分思维，指出计算机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至学习功能是极有前景的发展领域。

除了下棋，当时中美苏等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还包括了机器翻译、图像识别等极具实用价值的应用课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军方机构慷慨解囊资助相关研究，期待着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将在军事装备上应用相关技术，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初创期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作为自带“上帝视角”的后来者，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工智能应用课题用了数十年时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甚至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得到较为理想的解决，显然，早期研究的进展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势如破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兰德公司研究员德雷福斯推出了大名鼎鼎的“唱空”报告《炼金术与人工智能》，总结过去十余年投入巨资的人工智能研究，发现突破性成果几近于无，电脑下国际象棋下不过业余菜鸟，机器定理证明陷入停滞，被寄予厚望的机器翻译解决歧义问题毫无希望，模式识别智能做到识别手写摩尔斯电码和单个字母的水平。

德雷福斯把当时符号主义学派的自我辩护，辛辣讥讽为“第一个爬上树的人可以声称这是飞往月球的显著进步”。

德雷福斯报告对人工智能研究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影响，学科发展进入了冰河期，模式识别领域的世界级泰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教授曾回忆，70年代冰河期搞计算机视觉研究“穷居闹世无人问”，只有一些华人学者愿意在这个领域蹲冷板凳，“20年前开会，我们聚在餐馆吃饭，有法国来的张正友、权龙等人，像是孤魂野鬼”。

1982年，国势如日中天的日本，在通产省主持下，推出轰轰烈烈的“第五代计算机”设想，企图通过大规模并行计算软硬件开发和巨细无遗的人类知识资源输入，可以进行空前的知识空间搜索与问题解法穷举，成为一套终极“专家系统”，配合机器人技术，实现划时代的人工智能，开创日本领导下的第五次工业革命。

（通产省轰轰烈烈的第五代计算机研究专项，以及九十年代中期接棒的第六代计算机研究，最终草草了结，没有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发展的主流趋势中留下像样的痕迹）

这一宏伟规划，本质上仍然是符号主义哲学的延申，也因此毫不意外最终虎头蛇尾偃旗息鼓，时至今日，除了其所启发的诸多日本SF经典动漫作品，“第五代计算机”已经成为历史中无人问津的尘埃。

符号主义领导的人工智能第一次发展高潮受挫，固然有计算能力不足等客观原因，但根本上折射出西方文化的还原论思维在人工智能研究中面对的深刻局限，试图用机械的数学模型概括人的智能行为，把人视为一种机械系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傲慢和自负，并最终被冰冷的现实所惩罚。

在这一低谷时期，又是莱布尼茨，为人工智能研究带来了转机。

1938年，15岁的少年沃尔特·皮茨离家出走，孤身一人从底特律前往芝加哥追星，投奔自己的偶像，数学哲学宗师伯特兰·罗素。

（底特律汽车工人家庭出身的超级天才沃尔特·皮茨，12岁自行通读罗素《数学原理》，并致信罗素指出其中内容瑕疵）

在芝加哥，一边做工一边蹭课的皮茨结识了一生挚友，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的青年学生杰罗姆·莱特文，其后，莱特文又引荐皮茨认识了芝大教授沃伦·麦卡洛克，这三位“怪人”组成的小团队发明了神经网络理论，开辟了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联结主义学派。

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与符号主义相比，区别在于摒弃了对符号形式运算能够代表大脑活动机制的信念，不再试图给出一个完备简练的大脑活动逻辑结构或定理体系，而是通过对现实中神经细胞特性的分析，建立微观层面神经单元的模型，通过对大量神经单元组成的网络—神经网络输入输出宏观行为的训练和调节，实现对人类特定智能行为的模拟，对于神经网络内部微观单元的活动，则将之视为“黑盒子”，通常并不试图加以解析理解。

这个乍一看离经叛道，远离经典公理化方法的学派，毫不奇怪在符号主义统治人工智能研究的时期被作为异端打压，然而在符号主义受挫后，“苟延残喘”的联结主义却否极泰来，在何毓琦等人发明的反向传播算法和杰弗里·辛顿发明的波尔兹曼机等技术突破带动下，成为人工智能研究在90年代后复兴乃至进入“盛世”的领导学派。

（被誉为AI教父的杰弗里·辛顿有一位远房姑姑叫寒春，放弃了美国的核物理研究，一生奉献于中国农业事业，辛顿本人是十分“不正经”的左派嬉皮士出身，搞神经网络的大牛人里，来自东方的中国人比例也高的超乎寻常，或许联结主义从思想方法上就与西方文化“正典”不太兼容，反而与东方文化有一些相通之处）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联结主义的开派宗师，开天辟地的皮茨“三人组”有一个共同点，那是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狂热崇拜。

如果说符号主义是莱布尼茨思想遗产中数理逻辑，也就是“莱布尼茨传统”的继承，那么联结主义就可以理解为回到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重新扬弃，联结主义的思想方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莱布尼茨在心理学领域提出的“微觉-统觉”学说的现代互文，人类知觉阈值之下的神经元激活（微觉）带来知觉上的感受和反应（统觉）。

联结主义实现了弱人工智能从萌芽到实用化的飞跃，被誉为AI教父的杰弗里·辛顿，对神经网络技术的潜力也较为乐观，认为其可以成为迈向强人工智能，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梯，所谓的强人工智能，尽管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大体上呼应着公众对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通俗想象，可以总结成“跟人一样，能联想，能学习，能总结，有思想”。

如何判断人工智能达到了有“智慧”的状态？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骄傲《三体》中，刘慈欣曾经构想了一种由数千万人组成的“人列”冯诺依曼构型计算机，为游戏中大秦时代的文明存续，奋力解算着三体星系的斗转星移，这种壮绝的想象其实也有考究的学术渊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围绕强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可能，欧美哲学界进行了热烈讨论，美国学者内德·布洛克提出了震撼性的“中国大脑”假说。

如果给中国人每人配一部无线电话，每个中国人的反应就代表一个神经元的激活与否，那么这样一个由十亿中国人，也就是十亿个神经元组成的“中国大脑”，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宏观个体表现出智能行为，甚至被称为一个生命，更进一步，这样的“中国大脑”无论微观个体如何生老病死，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永生的生命？

“中国大脑”假说清晰展示了判别高级人工智能的困难，即便是从纯技术层面看，人类对自身思维活动的认识，也远远没有达到能够为心智、思维、智慧、灵智等概念设定具体标准的程度，连标尺都没有，又如何去丈量和评判可能的强人工智能发展界限呢？

这一根本性困境，也是现有的联结主义方法所难以解决的。

那么，我们或许该再次尝试回到莱布尼茨，看看这位智者有没有留下一些启迪后人的思想线索。

莱布尼茨晚年，在大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单子论”世界观，莱布尼茨认为，单子（Monade）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单子散则充斥太虚，单子聚则宏观呈现为世间万物和人类精神，单子内在的生生不息导致了世间万物的生灭消长。

特别地，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灵性被莱布尼茨解释为不同层次单子的层层聚拢，如果以神经网络的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处于底层输入层的单子较为低能，执行基本的感知处理，形成微觉，草木牲畜的头脑即止步于此，而人类则层层凝聚，在精神上形成最高级的单子，也就是智慧和灵魂，更进一步，莱布尼茨相信所谓的上帝正是单子最高级的聚合所凝结的意志。

一个中国人接触莱布尼茨用于统合自己一生思想成果的单子论，很难不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气”这一概念与之相联系。

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气”就是一个核心概念，经过宋明以来儒学的发展，莱布尼茨在17世纪接触到的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中，对气在宇宙万物生灭中的机理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说明。

（季羡林手书横渠四句）

居于莱布尼茨思想世界顶点的“单子论”中，是否蕴藏着突破强人工智能的“钥匙”，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能够回答，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思维科学的进步可以带来巨大价值。

强人工智能技术上或许是可以实现的，人类将作为造物主，创造出计算机上的虚拟“生命”。

但这同样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伦理学问题，人类社会做好了迎接强人工智能的准备了么？

在西方文化中，对强人工智能始终伴随着巨大的恐惧感，在1968年的经典影片《2001太空漫游》中，太空船上的超级智能电脑HAL900，突然不动声色开始谋害船员的生命，根据设定，这种“暴走”是因为HAL900的两条行动指令产生了彼此冲突的悖论，电脑最终决定采用消灭指令中的客体，也就是全船宇航员的方式来结束悖论。

（经典的科幻场景，HAL900的凝视）

进入八十年代，在著名的《终结者》系列电影中，人类害怕超级人工智能“天网”形成的自我意识，试图将之消灭，引发了天网用核武器对人类的灭绝。

“我创造了你，但我无法控制你，你可能消灭我”由此成为大众文化中有关强人工智能的流行模因。

这种西方文化里对人工智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怀疑，与西方哲学的线性思维和神学观念有直接联系，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对人工智能，以及其他例如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都表现出了更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这同样有着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文化的三大特点在人工智能时代显现出特殊的价值：

第一，以“众生平等”、“以万物为刍狗”为特征的去人类中心立场，人类与世间万物是同样需要依循天道天理的平等一份子。

第二，接受不确定性与变化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中国文化对于生灭变化，对于客观世界趋势的自然涌现，有着平和睿智的理解。

第三，自省意识，一日三省吾身，中国人将客观世界与自身的修养和作为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的思维，自己不做亏心事，天道好还，心态自然坦荡。

为未来可能的强人工智能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将会贡献出一套有益的伦理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