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陈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仿效苏联模式下，越南的经济发展日渐暴露问题，产业失衡、供需错配、通胀飙升，甚至民不聊生。此外，由于受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制裁，其国际环境也空前孤立，外贸数十年“与世隔绝”。
面对内忧外患不断升级，越南领导人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上看到了“曙光”。而这使亲华派在与亲苏势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步跻身权力中央。1986年12月，越共六大会议在河内召开，阮文灵当选新任总书记。
大会上，阮文灵把早已计划的改革提上议程，宣告以“私有化改革、开放市场、法治建设”三板斧为核心的“革新开放”拉开大幕。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意义相当于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
1987年，阮文灵视察胡志明市的橡胶企业。
而在这之前，阮文灵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委书记，任务是在五年时间完成越南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试点的市场化改革被定性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阮文灵一度被解除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重获推举上台后，阮文灵推动越南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重大决议、决定和法规，以推进“革新开放”。其中涉及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改革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且长期拥有耕地权等。
此外，颇受国际关注的越南外商《投资法》，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外资全权控股。这一度震撼了西方世界。《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价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1987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专访阮文灵，将他形容为“越南版戈尔巴乔夫”。言下之意是：阮文灵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于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发展银行的“自由”资金，也开始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虽然穷兵黩武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及国计民生问题，但越南通过推进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部分激活了经济与制造业发展。而在“中国经验”加“西方资本”催化下，越南开启了“混沌”新时代的产业图腾。
01
研习中美
如果简单概括越南的“革新开放”，就是“摸着中国过河”。在70年代末两国关系最紧张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学习材料。而阮文灵上台后，每年都派人去中国考察，然后作为政策依据。
比如他学习中国的做法和经验，先放开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再逐步放开其他工业消费品价格，来解决物价飞涨等问题；对国企实施“关停并转、放权搞活”，同时对耕地推行联产承包等，以激活工农业生产。
因此，1991年，越南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出版的《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一书序言写道：“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同年，76岁高龄的阮文灵从权力中心隐退，转任“中央顾问”一职。在其治下，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最初近乎于零，迅速攀升至占GDP的10以上%；经济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农业甚至开始出口创汇等。
而随着杜梅上台访华，两国为过往矛盾和冲突画上了句号。1992年，经过一场大讨论后，一位中国老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而越南也开展了自己版本的公私大讨论，然后为“革新开放”立宪，正式承认私营经济。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越南经济开始起飞，在农、工、商、金融业等方面都取得快速发展，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仍创造了4.4%的GDP正增长。而伴随着越南经济的坚挺和改革推进，美越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
2000年11月，克林顿访问越南。
2000年，克林顿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越的美国总统。他在演讲时说，“美国人现在把越南看做一个（统一）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场馆外的河内大学生们默契地拉起标语，上面写着“忘记过去，面向未来。
此后，越南在这一年签发了《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决议，以用西方体系来继续深化改革，而且第一个瞄准的目标就是WTO。但直到2006年，越南在日内瓦第12轮谈判上又经过四天一夜长谈，才得以拿下入世资格。
紧接着，越南立即出台了新版《投资法》，以解决老版《投资法》开放力度过大、行政管理滞后等问题。而这使得FDI一时间如潮水般涌入。自此，越南制造风生水起，并开始不断承接来自中国的部分产业链转移。
02
日韩入场
在推进越南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日本与韩国资本介入最为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福田主义”影响，促进东亚、东南亚全域和平繁荣成了日本政界主基调。但由于不愿意合资，日企在华投资不算很顺畅。
自1988年起，受当时东南亚经济繁荣刺激，日本企业开始大举进入市场更开放的越南，然后一众电子厂商迅速跟进。其中索尼、东芝、三洋等公司纷纷在当地建立工厂，组装电视机、DVD机和收录音机等产品。
在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曾提出的“雁阵模式”里，越南便是重要的雁身。因此，在加入WTO后，越南又出现了两轮日本企业投资热潮。而在一些当地日企赚得盆满钵满同时，日本也连续多年占据越南FDI总额的第一名。
到最近这两年，奥林巴斯、夏普、京瓷等日企把一些组装厂迁出中国大陆时，基本上都念念不忘南方这位“老伙伴”，纷纷将部分产线转移至越南。可谓目标一致，行动整齐划一，还有企业表示将加大在越南投入。
比起日本，韩国对越南的投入和渗透来得更猛烈一些。2000年左右，韩资在越南还很不起眼。但由于原亚洲“四小虎”在经济危机后几乎都一蹶不振，越南就借助区位优势，成为韩国资本在东南亚最大的“桥头堡”。
同是在加入WTO后，越南迎来了韩企投资高潮，三星、LG等陆续进入。2009年，三星投入6.7亿美元建设的第一家工厂投产。三年后，第二家工厂落地。这一项目由三星会长李在镕亲自主导，被称为“李在镕项目”。
伴随工厂落地，越南从韩国和日本吸收的FDI比例长期保持在40%以上，最高曾接近一半。但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韩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越南最大外资来源国。而产生这一变化的背后，三星是最主要的推手。
显而易见，三星“越南帝国”的砖石，有大量来自于中国。要知道，2011年，中国占三星全球手机产能的51%，而现在已经变成零。2019年10月，三星宣布关闭广东惠州工厂，彻底结束了在中国制造手机的历史。
形成对比的是，截至2019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173亿美元，建起八家工厂和一个研发中心，可制造数种电子产品。其中仅智能手机一项，三星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达1.5亿台左右，约占其全球总产量一半。
03
双面台湾
与曾经推崇苏联模式大不同，越南在中国影响下，经济发展在新世纪开始变“轻”，纺织品进而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此外，越南的制鞋甚至曾引起美国“双反”调查。而在这背后，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推动作用明显。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地区生产成本水涨船高，新台币开始升值。这迫使制鞋企业纷纷出走，而宝成选择在珠海和东莞先后建起万人规模的现代化工厂。这一决策使宝成的订单如雪花般飞来，就此打下霸业根基。
进入新世纪，宝成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休闲鞋类代工厂，制造了全球绝大多数的耐克、阿迪达斯、匡威、新百伦鞋。但随着中国的人工和物流等成本不断升高，宝成再次将产线迁移至东南亚，尤其是越南。
数据体现的很明显，2001年中国制造了耐克40%鞋子，而越南只生产13%；2005年，中国份额降至36%，越南升至26%；2009年，两国以36%的份额旗鼓相当；2010年越南涨至37%，最终超过了中国的34%。
到了2019年，宝成在越南、印尼及中国的制鞋产量占比分别是44%、 39%和13%，其他部分东南亚国家则占4%。而在宝成带动下，丰泰、百和制鞋以及全球最大人工皮革公司三芳化学等台企，也相继赴越南建厂。
其实，早在宝成从单纯代工的OEM模式，发展为“代工+设计”的ODM模式时，知悉的富士康就如获至宝。在将ODM模式经复制到工厂后，富士康很快崛起为IT制造领域巨无霸，并长期位居中国出口制造业第一名。
为降低制造成本，富士康也曾蠢蠢欲动，并于2007年在越南北宁买下超400公顷土地。可由于金融危机，建厂计划暂时搁浅。三年后，这家工厂正式启动时，仅有3个厂房和4万多员工，与其中国工厂规模相去甚远。
但近年来贸易战一开打，富士康马上就开始施展“腾挪”大法：将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生产线，从广西南宁转移到了越南北宁。目前，富士康的北宁工厂已经成为美国的网通产品制造中心，服务于思科等大客户。
此外，其它组装厂同样也顺势南下。其中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纬创、和硕和英业达等台资企业，也都计划于明后年开始在越南代工产品。
04
中资奔赴
近年来，虽然一直被传言要离开中国赴东南亚，但富士康并没有真正走出这一步。那其中原因是什么？简单说，主要就是中国电子产业链的集聚完整和技术完善等“大”优势，极大消解了部分成本上升的“小”劣势。
目前，富士康超过80%的工厂都位于中国大陆地区。可即便富士康整体岿然未动，大陆的苹果供应商已经先行一步。比如立讯精密、歌尔声学、蓝思科技、德赛电池等厂商，小步快跑出国门、投身北越搞生产。
其中，为苹果代工AirPods的立讯精密，于2016年已在越南建厂投产。而根据其去年规划：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未来立讯将建立第二个厂区，越南总计将承载1/3的产能。
此外，歌尔声学早在2013年便作为三星的代工厂同步到越南建厂，之后连续多年生产EarPods有线耳机和Lightning连接线，并在去年开始组装AirPods。而主销美国的德赛电池，客户也急着找来要求在越南生产。
除代工厂之外，中国部分其它行业企业也在积极抢滩越南。在家电行业，2007年，美的在越南平阳省建立了其首个海外生产基地；2011年，海尔从松下手中收购了三洋电机在东南亚的白电业务，并接管其四家工厂。
而随着国际贸易形势变化，2019年，中国家电业再掀起赴越投资高潮：TCL越南新基地2月动工，11月开始生产；海尔智家旗下AQUA越南滚筒洗衣机工厂7月投产；主要生产吸尘器的莱克电气越南工厂年底投产等。
越南服装加工企业的工人
在纺织行业，一些国内企业在纷纷加码投入同时，甚至用“越南迎来纺织产业黄金十年”来表述。于是，华孚时尚、天虹纺织、鲁泰和百隆东方等大型纺织企业都在越南大幅增产，互太纺织更计划砸13亿建新基地。
另外，在河内工业区，如今国内多家上市企业铭牌已极为醒目，其中包括电机行业龙头——卧龙电驱，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商——华懋科技，电子元器件领军企业——三花智控，以及微电机行业龙头——大洋电机。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起，共有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对越南的相关投资，而2017年至2018年合计就有近20家企业发布公告。与此同时，越南的FDI持续攀升，2018年总额达到354亿美元，其中中国列第七。
05
越南底气
在成为投资和建厂热土的背后，越南受到全球各地资本青睐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产业逻辑值得深究。相对而言，对于更晚入局的企业，越南有四大亮点：“经济发展”、“政策优势”、“人口红利”和“地理条件”。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里，越南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仅次于中国，2017年则首次超过中国。到了去年，越南GDP增速仍保持在7%以上，是东南亚、东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在经济活力驱动下，越南吸引了众多国际企业前来“淘金”，其中尤以制造企业为主。2019年，越南吸引外资总额380.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加工制造业吸引外资达245.6亿美元，占协议总额的64.6%。
其次，在政策优惠上。为大力吸引外商投资，越南政府多次修改《投资法》。比如企业所得税率降为20%，低于中国的25%；工业园中部分企业能获得“两免四减半”(头两年免税，后四年缴税减半)的政策优惠。
与此同时，为了平衡地区发展，越南还设置一些特别经济区，当地企业所得税头四年全免，接下来的九年减半。而为生产出口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进口关税、出口货物增值税、利润汇回税，在所有阶段全部免除。
另外，在人口红利上。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0年，越南人口为6200万。但到了2020年10月，越南人口已经突破1亿1000万。短短十年间，越南人口净增长值暴增了将近5000万，是中国人口净增加效率的15.7倍。
基于越南的经济态势，快速增长的人口就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和丰富劳动力。目前，在越南1亿多人口中，中位年龄30.5岁，35岁以下青壮年占比56%。相较中国，越南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和薪酬水平上都具有优势。
再者，在地理区位上。越南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更为得天独厚的位置：不仅海运便利外，还同时与云南和广西接壤，离广东乃至珠三角也最近。而老挝和缅甸都只是和云南边陲相邻，其间更有危险地带“金三角”。
这使越南在距离上，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国制造利益。一个案例是，富士康当年在越南考察，正是考虑到与中国供应链的距离，才放弃台商云集的南越而将工厂放在北越。目前，电子产品制造已成北越主要产业。
06
外部催化
本质上，中国部分制造业迁移越南的最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劳动力成本上升。第一财经《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长速度攀升到了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最高水平。
越南街头服装小店
然而，服装纺织、制鞋以及电子产品组装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对价格非常敏感，哪怕上涨一点点工资，都是巨大成本。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基础的优化配置中，寻找平衡成本的最优解。
这是中国相关制造业转移的根本原因，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而越南并不是第一个吃到产业链转移红利的国家。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制造业已经历了从英国到美国，然后到日本、德国、韩国，再到中国的变迁。
不难发现，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因产业升级、主动移出低附加值产能，才养肥了下一个新玩家。目前，中国制造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转移，被看作是下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而越南被视作最主要的“战场”之一。
其实自2010年起，国内外都热衷于评论越南制造业能从中美博弈中获得多少红利，而当时结果肯定是“少”。但在几年后，随着中国开始“腾笼换鸟”、“清理过剩产能”，不少国内外投资者及企业已在向越南转移产能。
到2018年，随着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外商在中国的不安感迅速上升，或多或少筹划产能转移。供应链咨询公司Blacksmith国际曾发布一份报告，几乎等于一本“逃离中国指南”。其给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越南。
此外，《华尔街日报》曾刊出一名贸易商的“主题”故事：一位英国人在中国创立了China Savvy外贸公司，卖点是中国价格（便宜）。但在2018年， 公司每天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中国？
今年以来，伴随着新冠疫情强行搅乱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中国部分制造产业也一度主动或被动迁出。首先，在疫情爆发初期，欧美等国发现防疫物资产业链基本都在中国时，便要求本国企业将产线迁回本国。
其次，在疫情强力冲击下，为促进本国经济、制造业复苏以及解决就业问题，欧美等国不断强令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国，而且同时渲染“中国制造威胁论”。但面对迁回国的高昂成本，许多西方企业掉头去了越南。
07
取代中国？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2019年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飙升40%，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减少13%。整体上，2019年越南出口增速8.44%，而中国仅增长0.5%。于是有国人担忧：越南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
然而，越南人民似乎有清醒的“自知”。在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著作《溢出》中，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Felix指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因为越南经济的整体规模太小了。
“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因为有“广州”（泛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越南的规模太小，“广州”规模太大，因而外部性效应对于越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即便越南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中国的制造基地出现变化，越南的产业政策也只能进行被动调整。
虽然这样的表述姿态谦卑，但可谓定位准确。至于为什么是“广州”，Felix把问题的核心放在了中越经济规模差异上。2019年，越南经济增长7.02%，比中国的6.1%高。若只看增长率，越南可能会对中国构成挑战。
但如果把经济总规模考虑进来，越南的仅多出1%的增长率说服力便十分有限。2019年，中国GDP约合14.36万亿美元，而越南GDP仅约2600亿美元。这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大致相当于我国山西和内蒙古的水平。
如此悬殊的体量差距，要说越南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就是缺乏自信。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896万亿美元，越南才431.72亿美元，是中国的1/90。这也说明中越在产业链价值获取上差异巨大。
其中越南制造获取价值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呈“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即零部件、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比如越南最大的进、出口市场便分别是中国和美国。
而中国经济结构类似“树状”的“双循环”结构，培育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供应链网络。因此，各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实现“无孔不入”，同时也能彼此形成配套关系生产不同产品。这种系统竞争力越南显然无法替代。
08
隐患凸显
虽然在贸易摩擦和疫情双杀下，加速了部分中国制造产业链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但很难断言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已成定局。而越南本身拥有的几大优势，也难言稳定以及靠谱。
越南的1亿人口，相比中国和印度的14亿要逊色不少。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但总量不大。因此，越南注定只能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部分产能。而若不得不就人口寻找下一个“中国制造”，印度显然才是更优解。
正因人口体量小，在吃下贸易战带来的扩产红利后，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水涨船高：前几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增速也有5%-7%。目前，越南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已达1350元，最低四类也接近千元。
照目前趋势，越南制造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中国国内持平，在鞋业、纺织业、电子产品组装业只需三到五年。若果真如此，“越南制造”将陷入前有中国“泰山压顶”，后有柬埔寨、孟加拉等国“釜底抽薪”的尴尬局面。
同样严重的隐患是，随着2018年中国制造企业加大向越南转移产能和国际杠杆资金介入“炒地皮”，曾经是“越南制造”最关键优势之一的土地、厂房价格优势也逐渐减弱，价位甚至“看齐”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
2019年，南越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1美元/平米，北越经济圈也有3.5-4美元。与之相比，苏州是4.2美元，东莞为3.6美元。而越南的水电价格竟高于中国。因此，一些国内企业不得不取消了赴越建厂计划。
越南地理位置似乎也决定了其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在“半体外循环”下，越南经济呈现高外贸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总额甚至达到GDP两倍，而顺差率始终在1%上下徘徊。这也充分说明越南的分工是“苦力活”。
于是，在将高技术投资留在中国前提下，各国企业将投资重点放在更靠近中国的越南北部，以快速获得中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而越南本国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还尚未培育起来，并且仍然存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其中包括，轻工产品的自配套能力十分薄弱；制造业中最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小规模企业；产品品质不稳定，时有爆发“价廉不物美”问题。而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正严重制约越南制造的增长后劲。
09
西部狂想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正在发生，但“肥水不流外人田”，靠近市场、劳动力便宜、土地价格低的中西部，同样可以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因此，既靠西部又靠越南的广西等地区的价值正重新被认识。
比如十八大以来，中央赋予广西“三大定位”新使命：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以彻底激活广西的区位优势和促进变革性突破。
广西南宁
综合来看，越南与广西相比，如果劳动力成本和港口区位条件持平，那么越南的优势是政策优惠，而广西的优势是基础设施：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和城市轨道。
然而，越南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像中国一样修建大量基础设施。“要致富先修路”，但目前越南的公路只有20%铺设了路面，主要铁路干线是法国占领时代遗留的，而“北南高铁”项目至今仍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等。
这严重牵制了越南制造的规模化发展。而一旦其按自身规划，逐步实现制造业“由轻到重”升级，对交通、物流、水电供应的需求将更上一个台阶，届时缺口也会变得更大。要知道，越南水电供应已进入瓶颈状态。
而得益于大量基础设施、资源要素和供应链网络等支撑，广西的汽车、机械、金属和制糖等产业发展可圈可点，并在经济发展上持续跑赢了越南。2019年，广西GDP总量达到3055亿美元，超出越南约400亿美元。
显然，广西的经济构成偏“重”。或正因如此，越南无法在产业链上形成竞争或实现替代。另外，国内一些技术含量高、利润率前景好的行业，也在有条不紊的西进。比如高世代面板和先进半导体存储产业等。
李总理去年曾指出，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来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又会提高产业竞争力。当前我国产业转移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国外转移，二是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
由此，在背靠广阔市场及拥有众多独特资源的条件下，只要中西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制定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并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必然可以更好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链转移。
10
战略摇摆
由于国土呈南北狭长状，越南南北两地的经济联系并不明显。但形成对比的是，越南积极活跃于各区域的融合，向北融入中国北部湾经济区，向南融入东南亚经济圈，同时在多个国际自由贸易协议中左右逢源。
而根据越南的策略路径，“利益均沾”或是其一系列动作的终极目标。因此，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谁能带来最大利益就倒向谁。比如当初，为解决制造业出口问题，越南便是TTP最热心的推动者之一。
但让越南惊讶的是，2017年1月23日，刚宣誓就职三天的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退出TPP。而缺了美国这个大型经济体后，TPP只剩清一色的外向型经济国家，无法构成产业发展、尤其制造业发展“自循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度被冷落的RCEP迅速被东盟各国“路人转粉”。但唯有越南的态度，仍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其经济决策层似乎将“对接美国”当作长期重中之重，并对推动越欧自贸协定和CPTPP抱有殷切的期冀。
恰在此时，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不仅大批外国投资者、甚至不少中国本土企业也纷纷将产能转移到越南。在国内一片利好的刺激下，一些越南高级官员甚至喊出口号，“越南将成为中美贸易纠纷最大赢家”。
但事与愿违，2019年6月26日，特朗普再次让许多越南人如梦初醒。这一天，特朗普在福克斯商业电视台做节目时痛斥：“越南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甚”、“虽然比中国小，越南却几乎是所有对美出口国中最恶劣的”…
道理很简单，天天高喊“美国第一”的特朗普，自然不愿被任何国家占便宜。他更直接指出，针对中国发难的目的，并非让外国甚至中国出口商把产能换到越南，再继续向美国倾销，“我要的是它们都回美国去生产”。
此后，越南愈发明白：在贸易摩擦背景下，自己不过是“风口上的备胎”。而对出口导向型新兴制造业来说，“对接方向”是一个战略层面问题，再走错一步势必付出巨大代价。于是，越南对RECP的摇摆心态终于落定。
2020年11月15日，RECP协议正式签署。
2020年11月15日，经过八年长跑，RCEP协议终于在越南正式落定。这是中国的巨大机遇，但在一个以零关税为最终目标的自由贸易区中，各产业间的相互流通和转移势必会加强。那么，越南制造的机会有多大？
11
终极宿命
伴随着经济模式变“轻”，越南制造也变得更有竞争力，并形成北越电子、南越纺织等特色产业。而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产业链转移，也让“中国制造向越南流失”的话题不断出圈。但这本质属于“是不是”的问题。
制造业通常包涵庞大而复杂的工业体系，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由购买者驱动，特征是劳动密集，如服装、玩具、贴牌组装；另一类由生产商驱动，特征是资本及技术密集，如汽车、航空、电子和重型机械。
驱动力的差异，使得它们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生产商驱动制造，往往拥有核心科技、规模利润，并成为产业链规则制定者。而购买者驱动制造，通常客户要什么，工厂就造什么，只能被动接受订单。
基于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不同，造就了越南与中国的最本质区别：中国制造已经诞生了许多本土品牌和高技术成果，而越南制造往往既不涉及生产计划制定，也不涉及销售策略贯彻和竞争力建设等。
另外，中国制造模式之所以难以复刻，是因为中国既能生产、也能消费，既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内需消费大国。而只有这样才能“内循环”，甚至“双循环”。但越南经济却高度依赖外贸，缺乏强劲内需带来的底气。
中国广西高铁
一个经典案例是：2004年铁道部为第六次提速进行招标，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提了“三个必须”原则：必须转让关键技术，必须使用中国品牌，价格必须足够便宜。条款霸道至极，但国际高铁制造商还是抢破了头。
而在外贸方面，2019年初，麦肯锡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分析了43个国家地区的23个行业价值链，以及1995—2017年间全球贸易、生产和国际参与的变化。
报告总结认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五大新趋势是，商品贸易逐渐萎缩；服务贸易在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创新研发越来越重要；贸易的区域化更加明显。但这五大趋势，几乎个个是越南的软肋。
当前，随着全球产能进入过剩时代，一个完整统一的消费市场至关重要。而越南的市场规模，难以构成换取外资技术的筹码。重工业化缺失，也注定其无法像日韩依靠自身技术突破完成产业升级。这是越南制造宿命。
12
尾声
细数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举措，与中国何其相似。可作为曾经的“第三军事强国”，越南也有自己的产业野心：学习你、追赶你、超过你。但中国制造和市场的雄浑之力，不是能简单学来的。
于是，东盟各国一度曾宁肯不给印度面子，也要将RCEP向前实质性推进。而其内涵也如《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所言，东盟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尤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半被动、半主动地选择了优先和中国对接。
那么，该如何去理解正在真实发生的制造业转移？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是中国供应链规模逐渐扩大、网络越来越强大之后出现的“溢出”。而真正转移出去的，是整个制造流程中的简单生产和组装环节。
另一方面，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无需支付美国更高的关税，也可以被看做是企业在贸易摩擦下的自救措施之一。但是，他们背后依靠的仍然是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很多只是在越南走了个“过场”。
有人说，为推进产业升级，中国应加速中低端产业转移；也有人说，制造产业向国外转移，给国内带来很大冲击。其实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本质是一个互相赛跑的过程。至于如何去把控平衡，这需要国家智慧。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无疑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中西部仍有不少贫穷落后的地区。因此，“兼济天下”及推进中西部“独善其身”，是个双命题。
2020年11月，CFM在进博会展示leap航发。
至于越南制造到底能不能取代中国制造？可以参考中国做到的：世界最全工业产业链体系及最大工业制造总产值；高铁、航天、大飞机等产业全球竞争力迅速上升；芯片、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短板也在迅速补上。
而未来，中国制造真正的挑战是向尖端突破，其中对手也比越南强太多，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掌握有部分行业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中国尚难触及的天花板或产业链弱点。
比如美国曾通过控制台湾的台积电对华为制裁，便对我国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因此，对中国而言，越南是次要的挑战和风险。向上突破以美国为核心的高科技制造产业壁垒，才是中国制造的最大挑战和主要进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