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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20全年，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长期位居全球之首。
1月7日，在国会山骚乱的同时，美国新冠肺炎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超过了4000例。
在病毒侵害全人类的危急时刻，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和医疗水平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没有扛起抗疫大旗、遏制疫情蔓延，不但自己沦为全球疫情“最重灾区”，还蓄意破坏世界各国共同抗疫的努力：
*单边切断与中国、欧洲的交通往来；
*坚持对古巴、伊朗等国进行物资封锁，扣押抗疫物资；
*掩饰疫情，同时疯狂对外推卸责任，不断污蔑中国、世卫组织和医疗专家；
*暂停向世卫组织的官方拨款；
……
甚至，媒体相继爆料，“体面”的政客们做了许多“不体面”的事情。
2021年1月5日，美国纽约一所医院外，医护人员运送患者。图|新华社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月10日15时，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90456例，达到88383771例；死亡病例增加12454例，达到1919126例。
美国，为何表现得如此手足无措？
文 |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甲级 A 岗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百年大变局遇上百年大流疫》，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疫情初期，部分国家出现了针对华人甚至亚裔的种族主义风潮，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出现了殴打辱骂华人的恶劣事件。2020年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则声称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这些丑陋现象与民众对未知病毒的恐慌情绪有一定关联，但集中体现出西方从政府到社会的三种傲慢。
2021年1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人们驾车排队等待接受检测。
首先是种族傲慢。疫情初期，新冠病毒被认为是“黄种人病毒”，美国亚裔民众因为戴口罩还遇到了辱骂攻击。
其次是文化傲慢。西方社会的不少人将中国疫情归因于吃野味、不讲卫生，认为欧美人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阻止病毒。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将病毒包装成“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用原本应该防疫的时间嘲讽中国。在疫情暴发后，一些种族主义者袭扰华人，甚至有阴谋论者声称中国蓄意传播病毒。
第三种是傲慢，也是偏见，在媒体和思想界最为常见。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核威胁倡议共同评议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将美国评为应对传染病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排名仅为第51名。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媒体集中批判武汉官员的不作为。事实证明，中国做出封城这个艰难而果断的决定，有效限制了病毒传播。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对此视而不见，转而质疑中国数据可信度，一些政客声称中国“误导”西方国家。在这种偏见影响下，美国自然无法与中国进行合作。
当反对国际合作 成为“政治正确”
中国的抗疫成果是国际组织、友好国家、华人华侨与中国民众精诚合作的结果。反观美国和其他部分西方国家，不但未能对盟友伸出援手，反而时常有扣押别国物资的事件发生，甚至在本国内部与地方政府争夺物资。
对于美国而言，反对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国内的一种“政治正确”。美国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表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强调美国利益优先，颠覆了美国传统上奉行的多边外交政策。结合特朗普政府以往的反全球化政策来看，美国不愿领导全球抗疫合作也就不足为怪。
首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涉外政策上极端利己，甚至对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发动贸易战，威逼盟友支付美国军事开支。本次欧洲疫情发酵之际，美国单方面宣布对欧洲停航，令欧洲国家措手不及。此外美国也被曝出多次扣押盟友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日本的试剂盒，这种强盗行为已经有失全球领袖的风度。
其次，美国曾经是国际组织的重要支持者，但在近年来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对国际合作采取无利可图就“掀桌子”的功利态度。在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国际机制上，美国面临多方面要求组织改革的压力，采取的对策却是拉拢盟友另起炉灶；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客试图拉拢欧洲、日本重新定义贸易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
世界卫生组织。
2020年4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激烈争论之际，国务卿蓬佩奥也加入“争吵”行列。蓬佩奥公然宣称世卫组织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就应该为美国利益服务，美国部分议员要求世卫组织撤换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这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组织的策略一脉相承。
最后，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惯于以所谓“极限施压”的策略攫取利益。作为一位擅长煽动选民的“推特总统”，特朗普本人频繁在社交媒体上操纵舆论，反复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完全无视自己先前对中国抗疫工作的称赞。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毫无信用的态度与其在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反复挑衅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态度对国际互信、国际合作有百害而无一益。
究其根源，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反全球化的时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迎合选民、党内政客和反对全球化的利益集团。
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在经济领域鼓吹“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贸易壁垒、开放市场；在政治领域推广其“普世价值”，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欧美主导的国际规则。
但随着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国内种族、贫富、意识形态矛盾无法调和，美国国内开始出现愈演愈烈的民粹排外情绪。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美国许多民众的生活造成严重冲击，美国社会要求加强对华尔街金融家监管的声音空前高涨，但以“我们能够改变”口号上台的奥巴马总统最终未能限制华尔街。政府的无作为强化了美国民众的反精英情绪，在2011年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与此同时，美国左派的身份政治又与右派的种族主义激烈交锋，政治立场右倾的南方保守派成为民粹主义的急先锋。民粹活动家声称，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政商精英、跨国企业将工作机会交给外国，致使本国人民失去工作。美国国内向来充斥着大量阴谋论者和民间活动家，他们开始将“全球主义者”（globalist）包装为美国的“人民公敌”。
“选举为王” 带来一个新危险
民粹主义有时能够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加以制约。遗憾的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和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美国选举制度与民粹主义相互作用，进一步破坏美国政策的连续性，限制美国政治家进行战略布局的能力。
美国两大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传统上这种政治安排对于限制滥权腐败具有积极意义。但选举政治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领导人政策围绕着选民的善变情绪制定，只顾短期回报，不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以特朗普“退群”为例，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参与国际协作的机会以及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从长期看是对美国不利的。但美国民众认为国际组织做出不利于美国的决定，应该被“惩罚”，于是特朗普敢于“退群”。
近年的美国选举政治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危险：政治极端化。
以往的美国政客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支持，避免两党媒体的猛烈批评，在执政上倾向温和。随着美国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国内意识形态空前分裂，两党之间的隔阂无法通过澄清事实来解决。
以特朗普为首的政客发现，正确的竞选策略不是争取大多数人，而是用极端言论、激进政策取悦40%左右的“死忠”，对剩下人群的批评置之不理。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创造话题、调动选民的民粹主义情绪，让共和党凭借高投票率和在摇摆州的胜利赢得选举。特朗普声称非法移民和“不公正贸易”“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又声称美国加入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条约“不符合美国利益”；他在当选总统后兑现诺言，开启一系列贸易战，退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合作机制。特朗普的这些政策遭到了民主党和左翼媒体的激烈批评，但获得了90%以上“死忠”支持者的认可。
于是，无论是“退群”、打压盟友还是贸易战，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铺天盖地，但都不足以动摇特朗普的执政地位。
此次疫情中，特朗普在国内不仅面临民主党的抨击，而且还有总统大选的压力。虽然特朗普政府的错误决定和不作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只要发表“甩锅论”抨击中国、世卫组织和民主党，就能够获得“死忠”的支持；相比之下，不但抗疫难度更大，而且又是民主党地盘的纽约、加州等地，即使成功抗疫也无助于特朗普选举。
在“死忠”选民的鼓励下，特朗普和共和党自然全力推行“以邻为壑”的外交政策，以制造矛盾转移媒体和反对党对自身抗疫不力的质疑。更有甚者，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公开拒绝把联邦口罩分给州政府，民主党治下的多个州不得不通过州际“同盟”、私自采购医疗器械抗疫。
美国连内部都无法团结抗疫，就更不要说领导世界了。
美国的忧虑
美国社会各界在突发事件后，往往会给“战时总统”较大支持，比如“9·11”之后的小布什、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特朗普都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2021年1月1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利斯堡的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医务人员为一名男子注射疫苗。
事实上，如果特朗普此时决定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凭借其团队的强大社交媒体宣传能力，有一定机会压制国内反对声音、力排众议推动联合抗疫。中国的医疗物资生产能力能够有效缓解美国疫情，中国的医疗经验与美国的雄厚科研资源也可以互补抗疫，这既有利于巩固资本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也可拯救大量美国民众的生命。但美国部分政客已经被反华意识形态冲昏头脑，不具备抛弃成见、领导抗疫的大国气度。
武汉疫情暴发之际，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疫情幸灾乐祸，认为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工作机会回流美国，这种卑劣的言论就连右翼媒体福克斯的主持人也认为不妥。罗斯的言论反映了美国部分政客当前的偏执心态，只要能够打击中国，即使自然灾害也是美国的“助力”。
面对本国疫情不断蔓延、州与联邦之间无力协调、防疫机构失误连连、海军舰船大面积染疫的情况，美国首先想到的是“甩锅”给中国，将抗疫变成政治谈判的筹码。
多名议员声称中国必须做出赔偿，佛罗里达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在美国发起诉讼，要求中方赔款。美国政客盯住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鼓吹美国应拒绝偿还债务。特朗普等政客在公开场合使用污名化的病毒名称，国务卿蓬佩奥坚持要将这一名称写入七国集团（G7）联合声明。这一行为引起英、法等国效仿，形成一股“中国赎罪论”的国际风潮，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抗疫合作。
【编者注：七国集团峰会是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举行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
1975年11月，为走出“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在法国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六国领导人在巴黎郊外召开最高级经济会议，确立了旨在协调各国政策、振兴经济发展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加拿大在次年6月加入，七国集团由此形成。
这一机制在全球经济、政治治理中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随着世界格局不断变动、七国集团成员经济增长乏力且后劲不足，无论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七国集团都显得气力不足、影响力减弱。】
美国知识界也有部分人认为美国应展现全球领导力，但其出发点大多为“抗衡中国影响力”，其政策的破坏性强于建设性。例如美方不断炒作中国支援国际抗疫的目的性、中国抗疫物资的质量，自己又不能提供抗疫物资，放任病毒在欧洲等地肆虐。
究其根本，美国战略界对国家相对衰退的忧虑不断加深。
美国仍然拥有无可争议的军事、金融、话语霸权，但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敌意不断上升：
小布什上任初期就在南海频繁挑衅；
奥巴马也反复强调美国仍将继续领导世界，鼓吹使用“巧实力”“重返亚太”战略抗衡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到了特朗普时期，凭借着民粹主义浪潮和特朗普没有政治人脉的弱点，以前一些极端政客，如纳瓦罗、班农等都进入决策层，这极大加剧了美国的排华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逐渐达成反华的共识，两党议员都争相成为反华急先锋，如民主党的佩洛西，共和党的汤姆·科顿、林赛·格雷汉姆、马尔科·卢比奥等；
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国多份国防文件将大国竞争（big power competition）称为美国头号威胁，并认为中国是美国长期而言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美国战略界出现“中美脱钩”论，该理论成为阻挠中美合作的主要障碍。在战略焦虑的影响下，班农等反华政客看见中国的抗疫成果，想到的不是学习、合作，而是加速围堵中国，自然不愿积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了。
美国的缺失 需要各国共同弥补
面对严峻的抗疫形势，世界各国应吸取美国的教训，避免让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成为阻挠抗疫的绊脚石。
第一，各国需要做好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准备。当前不少国家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无法继续支撑人员停工、行业停摆的高强度抗疫。长时间的经济停摆可能彻底破坏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对协作抗疫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应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防疫制度，加强跨国协调，维护抗疫成果。
第二，中国在国际抗疫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将新冠病毒比作一场世界大战，中国需要向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各国的“兵工厂”。除医疗物资外，中国的抗疫经验可供世界各国参考。中国有必要在海外积极防御病毒，尤其是帮助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抗疫，减轻疫情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负面冲击。中国应在抗疫同时积极联合友好国家，倡议将新冠病毒“去政治化”，提倡基于人道主义的国际合作。同时我国应着重突出文化外交，高调宣传中国的善意，强调“地球村”各国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与欧美抹黑中国的声音进行积极、坚决的斗争。
第三，全球抗疫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美国停止对WHO拨款后，沙特、英国、欧盟等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显示了世界其他国家对联合抗疫的积极态度；欧盟在经历了疫情初期的不作为后，此时尤其有动机参与国际合作，弥补受损的国际形象。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应相信、支持世卫组织的专家们，利用这一国际框架进行国际协调，共同支援可能陷入人道主义危机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抗击疫情之余，世界各国应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彻查病毒起源和演变过程，以客观、科学的方式评价人类在面对新冠病毒时的表现。
第四，区域化可能是全球化的出路，疫情之后的世界可能出现多个领导者，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与我们渐行渐远。虽然美国未能承担领导者责任，但世界各国以区域为主体的自救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危机应对模式。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