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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
打击不受监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
而不是和一种精神信仰为敌。
1869年，法国传教士拆除天津的崇禧观，原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随后网罗天津的地痞恶霸，给教堂做一些不能见人的事。
第二年夏天，一场瘟疫在天津蔓延开来，无数人在瘟疫中死去，教堂收养的孤儿也多数患病而死。
修女和信徒把死去的孤儿葬在郊外，因为棺材不够，很多人都暴尸荒野。
正好当时发了数起儿童失踪案件，人们不禁把案件和郊外死童联系起来，认为天主教堂就是一切灾难的幕后元凶，顿时群情激愤，天津出现一股反天主教的声音。
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和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带着嫌犯武兰珍去教堂，把儿童失踪案件和教堂的关系说清楚。
双方听完武兰珍的供认，才发现儿童失踪案和天主教堂没关系。
天津人民和法国传教士，在教堂外爆发大规模武力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在回去的路上，遇到正在做群众工作的知县刘杰，便以为刘杰在煽动闹事。
丰大业随即向刘杰开枪，不过他的枪法不准，没有打死刘杰，只打伤刘杰的一名随从。
洋人在中国枪击知县，天津人民更加愤怒了，冲上去打死丰大业，然后冲进教堂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30多名信徒、以及数名法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最后放火烧了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
教案发生之后，法英美俄等7国向朝廷抗议，并且调集军舰到大沽口武力威胁，而清朝派出曾国藩做代表，商议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
最终的交涉结果是低头认怂，曾国藩处死8名闹事首领人物，充军流放25人，把张光藻和刘杰发配黑龙江，赔偿法国损失50万两白银，并且让崇厚为代表去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出来，曾国藩被骂的狗血淋头，事实上他自己心里都过不去，感觉一辈子的名誉都毁了。
现在重看“天津教案”，我们的重点不是丧权辱国之类的话，而是可以发现个问题，最早自1870年起，外国宗教已经侵占中国基层了。
在城乡建立教堂，做为方圆几十里的活动据点，以治病、读书和赐福为名，吸引中国底层人民为信徒，发展宗教势力。
然后在附近买地，雇佣中国农民耕种，用经济利益绑架农民，让他们成为教堂势力的一部分。
当教堂壮大到一定程度，便可以自成一股基层势力，和中国政府分庭抗礼。
“凡教众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尤其是“天津教案”之后，基本没人敢招惹教堂，于是底层人民为了寻求庇护，对参加教堂活动非常积极。
而没有入教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结社自保。
两条基层治理结构在中国展开，下一次大规模冲突，便是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宗教势力进入大发展时期。
到20年代初期，中国新教教会已经有8868所教堂，覆盖1713个县中的1457个，信徒近60万。
1949年增长到80万，其中70%的信徒在农村，40%是文盲。
天主教在中国有20个大教区，旗下有129个小教区，信徒从民国初年的100万，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30万人，主教大多是外国人，可以和教皇庇护十二世沟通。
外国费尽心血传教，当然不是做慈善，而是想利用中国动荡的机会，把中国改造成基督国家。
基督教改造中国，就要学习佛教走基层渗透的路线，除了做慈善事业，还得深入家庭、农村、工厂等地方，发展教育医疗事业，逐渐使中国文化基督化。
这些本来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教会做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政府了么？
在那个列强侵略中国的年代，宗教，成为军队和经济之外的另一种武器。
教会运作的资金，起码一半以上来自国外汇款，接受了外国的资金，必然要听外国的命令。
所以在1949年国府败退之前，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代表教廷命令中国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不能阅读共产主义的书籍。
330万天主教徒直接听外国命令，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外国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中国野生宗教也在茁壮成长。
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莲教、闻香教、大刀会、红枪会、一贯道等等，趁乱世宣传入道保平安，甚至以“坐江山”为口号招揽信徒。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有300多种野生宗教，信徒多达1300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一贯道”，每个省城都有坛口，信徒将近百万。
徐皓峰撰文、李仲轩口述的《逝去的武林》，里面有个形意拳大师薛颠，此人就是一贯道的山西瓢把子。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关口上，除了一些老根据地以外，很多地方的基层管理非常混乱，往往是国家政府之外，还有几个宗教组成的隐型政府。
1950年12月，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取缔一贯道，随后两个月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42人，清退道众近18万。
不过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国家必须全力以赴支援战争，虽然整顿各行业的动作没停，但力度已经小很多了。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正好土地改革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国家终于腾出手来，重点收拾泛滥的宗教势力。
同年，国家发起“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对那些为非作歹、骗钱骗色的野生宗教，一经发现立即逮捕，首脑人物审判后判刑，普通群众纳入基层政府管理。
形意拳大师薛颠，就在这次运动中被击毙，下场和《霸王别姬》里的袁四爷似的，直接拉出去毙了，但基本没什么同情者。
到60年代初期，300多种延续几百年的反动会道门，基本被党和人民政府灭了，给中国留下一片朗朗乾坤。
只有零星的巫婆神汉烟鬼，大隐隐于市，挤在人群里苟且偷生，他们要是不说自己会算卦，你还以为就是个普通大妈呢。
这些零散的人，在随后的大革命中也被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批判，再也翻不起水花来。
而且在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同时，佛教、道教、旧知识分子也遭到惨重打击，失去超然的社会地位，被党和政府管理起来。
一是铲除体制外的山头，确保没有挑战国家机器的力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政权才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事实上在取缔一贯道的时候，民警搜到了准备登基的龙袍……都50年代了还有人想做皇帝，可见反动会道门简直蠢到家了。
二是国家和宗教争夺人口，要是人民都不想工作，每天跑去跳大神，岂不是削弱了国家的动员力？
所以新中国不可能和民国一样，允许国内有信徒千万的会道门存在，如果他们动不动就起来闹事，还建设哪门子社会主义？
在打击国内野生宗教的时候，国家对基督教确定了“三自原则”，也就是自治、自养、自传。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且解释了什么是三自：
自治是让基督教中国化，听党和政府的指导，而不是国外教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稍有风吹草动就想搞破坏。
自养是中国基督教的经济独立自主，不能拿国外教会的钱，给国外教会办事。
自传更好理解，对《圣经》的解读要原汁原味，不能传播经过外国篡改的、对中国不利的宗教条文，比如人类是亚当夏娃创造的、白种人最高贵之类的话。
可以说，新中国对野生宗教的态度是坚决打击，对儒释道和基督则是允许信仰自由，但必须以爱国为前提。
至此，历代王朝想禁却禁不了的各种宗教，被新中国关进笼子里，让它们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
经过前三十年的运动，不仅体制内的军政山头都被削平，体制外的地富反坏右、农村宗族、宗教势力和旧社会残余，也被铲的一干二净。
既然旧势力都清理掉了，那么填补社会权力的，便是党和政府机构。儒释道、会道门和基督对人民的思想占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为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地方、每个人，新中国都实现了大一统。
我们之前说过，一张白纸的中国可以轻装上阵，向四个现代化狂奔，不用和民国、印度一样，受到旧势力的牵扯。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国家的支柱松动，很容易出现没有备胎的尴尬。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对宗教放松管制，那些剿灭多年的会道门和基督教，准备卷土重来。
而且我们都知道，自八十年代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人抛弃了。
在鱼龙混杂的旧社会，国外传来的基督教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有儒释道做信仰，这可是流传几千年的正统宗教，四亿中国人没理由不相信。
哪怕退而求其次，还有300多种野生宗教可以选择，比如一贯道、白莲教什么的，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同胞。
总之是市场竞争激烈，有几百种精神产品，可以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基督教是什么，外国和尚会念经啊？
但是新中国的铲山头运动，把国内的宗教都铲掉了，用毛泽东思想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人们惊讶的发现：
出现迷茫需要抚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种值得相信的精神产品。
就在这个时候，基督和会道门卷土重来，和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一样，纷纷跑马圈地，抢占蓝海市场，直接造成了宗教在中国的野蛮生长。
我们现在说到基督教，一般说的是新教，这是天主教的2.0版本。
2018年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里，详细罗列了宗教信仰人数，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万，天主教信徒600万，伊斯兰教信徒2000万。
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来共4400万人，这还是统计在册的，如果加上没有统计到的野生教徒，有学者估计人数过亿。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总共400万，按照人口翻三倍的比例来算，两教信徒1200万差不多了，怎么可能相差十倍、人数过亿呢？
民国年间宗教市场竞争激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吸引力不大，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国内运动的时候，和尚道士和大仙们，被人民群众拉出去游街，狼狈不堪的样子显露无疑。
人们群众马上就明白了，这些大师们平时装神弄鬼，原来如此不堪？
类似于你的小伙伴突然发达了，你却很难发自内心的崇拜他，也不觉得他是个很牛逼的人。
因为你见过他光屁股撒尿的沙雕样子，知道他并没有包装的高大上。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些旧社会的残渣，再也不能出来装神弄鬼了，就算勉强为之，效果也大幅下滑。
重新从外国进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神性依然在身，再说了，欧美发达国家都信耶稣，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信？
而且天主教需要教堂做场所，基督教不需要，有一张嘴一本书就能去传教了，和蒲公英似的，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
有些农民随便学几天，搞明白基本流程之后，就自封为传道人，跑去开宗立派了。
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混乱时期，基督教几乎成了唯一的精神产品，这也是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山西前些年有个“九岁红”，号称九岁梦见仙人指点，掐指一算，就能知道人的前世今生，并且可以请仙人帮忙，保佑人们健康平安。
我小时候听说这个人，很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这个土大仙的信徒遍布半个山西，逢年过节去拜访她的能挤破门，一般人根本轮不上，随便说两句就打发了，而且费用死贵。
在很多内陆地区，基督教没有传播过去，有些出门见识过基督教的人，就把偶然得到的《圣经》和中国野生宗教勾兑起来，改造成一种四不像的东西。
这种非主流宗教，往往会神话创始人，把他说成法力无边的牛逼人物，然后再以拯救世界或者耶稣佛祖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
2005年，四川阆中剿灭一个邪教，查出来有教徒几千人，堂口62处，而且教徒必须把年收入的10%上缴。
山西晋城的某个邪教组织，甚至建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单线联系体系，组织隐蔽严密，破获之后，发现已经和境外反华势力联系上了。
那时候练气功是热门运动，钱学森都给气功背书，于是全国人民开始练气功，公园里的老太太甚至头顶铝锅，说是能接收到磁场信号，有益身体健康。
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大爷，无儿无女在煤矿管仓库，每天半夜不睡觉练罗汉背山、观音坐莲之类的动作。
我们前文说的都是宏观层面，但是不能解释一个问题：人们到底为什么信教？
之前有两个学者到安徽无为县调研，想弄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能在无为县传播。
他们给基督教徒发了100份调研问卷，结果发现，求主治病的占52%，家庭遭遇不幸的占13%，寻求精神寄托的占7%。
在信徒成分方面，女性占71%，51岁以上的占60%，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86%，大专学历以上的只有4%。
窥一斑而见全豹，安徽无为县是这个样子，那么河北也差不多，从新闻里的照片来看，去教堂做礼拜的以老年妇女为主。
其实宗教骗不了有文化、社会地位高的人，除了蒋委员长和梁武帝以外，你很难见到哪个达官显贵，是信仰虔诚的宗教徒。
因为他们明白，人生遇到任何困难，完全可以想办法解决，不必求助于虚无的神鬼。
历史也证明，信仰虔诚的蒋委员长和梁武帝，最后都丢了江山。
但是对于没文化的老年妇女来说，遇到任何困难，她都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生病，没钱就是没钱，绝症就是绝症，有什么办法？
比如家庭遭遇不幸，因为社会地位比较低，也就没什么人来安慰她，更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憋的难受怎么办？
如果有个传道人告诉她，去教堂能认识很多姐妹，或者主能给你治病，恐怕她们很难不动心。
此外，人是社会群体动物，每个人都有精神寄托的需要。
年轻人想着谈恋爱、做事业赚钱、读书求学等等，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所有心思都扑在这上面了，哪有心思想其他事情。
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一些终生坚持的爱好，退休以后没事干，真的很容易空虚，于是宗教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业余爱好。
前几天河北疫情爆发，各种线索都指向宗教活动，可以说宗教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了，尤其是没有国家认证的野生宗教，人数恐怕更吓人。
短期肯定是防止基层党组织空心化，被宗教抢走人口损害战斗力，甚至成为体制外的山头。
其一是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思想体系，填补儒家和毛泽东思想留下的真空，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的话，除了不能应对欧美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也不能应对宗教的传播，更不利于国内统一思想。
其二是继续普及医疗资源，虽然现阶段的中国医疗已经很好了，尤其是疫情期间的表现，放在全世界都相当惊艳。
但是在边远贫困地区，很多人还是看不起病，其实他们不需要包治百病的医院，只要能解决日常医疗问题就可以了。
但凡有价格便宜的医疗资源，她们也不至于跑去求主治病。只要能把医疗资源普及到贫困地区，宗教信徒起码少一半。
其三是城市化。那个儒家的自然农村已经回不去了，流传千年的道德传统也烟消云散，导致农村破败，没办法对抗宗教势力的侵扰。
既然以前的农村回不去了，那就得持续不断的城市化，让破败的农村成为城市的根基，只有如此，城市的福利和社会活动，才能下沉到农村。
有了福利和社会活动，那些精神空虚、家庭遭遇不幸的老年人，才能转移注意力，而不是加入宗教寻求安慰。
至于剩下的小部分信教人群，大可不必管他们，宗教在人类社会存在几千年，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要保护中国弱势群体，打击不受监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而不是和一种精神信仰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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