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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之声:热爱玉米的赫鲁晓夫,给苏联留下满地“烂雪泥” |2021-02-07

文 | 扬云飞

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能津津乐道的说出他热爱种植玉米,在联合国开会拿皮鞋敲桌子的故事,还因此有了一个外号“玉米帝”。不过说起来在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国家,“玉米人”(КУКУРУЗНИК)这个外号也一直伴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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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宣传画,第一幅图写的是“玉米是丰饶的源泉”,第二幅图是赫鲁晓夫自己在工作会议上讲述玉米的好处,第三幅图写的是“青年人们,大家快快前往(种)玉米的阵线啊”。

对赫鲁晓夫历史评价的变迁

说起赫鲁晓夫,他的一生都被隐藏在一个巨人的身影之后,即使后来赫鲁晓夫已经独掌大权,这个巨人仍旧折磨得他彻夜难眠,要想尽各种不靠谱和极不靠谱的办法将其摆脱。奈何无论是生前死后,赫鲁晓夫这一愿望注定无法完成,即使是身后的评价,赫鲁晓夫一生的功过也只是作为这个巨人身影的附属物而存在。这个巨人,当然就是斯大林。
要说赫鲁晓夫企图摆脱斯大林,做的最离谱的事情还不是在二十大上搞半夜突然袭击,在没有经过苏共中央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发表“秘密报告”,因为这个秘密报告没有演讲底稿,多数内容都是赫鲁晓夫临场发挥满嘴跑火车出来的。数年后赫鲁晓夫已经大权在握,但是还是过的很不顺心,觉得这是抨击斯大林力度不够导致的。
在新的党代会上这回提前准备了稿子抨击斯大林,当然内容比上次脱稿的情况下跑的火车还要多。不仅如此,还安排了一个半疯的老女人上台演讲,大意是她常年来一直可以和列宁对话,什么事情都听从列宁的教导,昨天列宁夜间来找她了,说和斯大林共处同一个纪念馆让他感到不舒服,应该把斯大林遗体迁徙出去另外安葬。然后当天大会就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纪念馆,另行安葬,这个决议第二天就被执行了。如此糙的手段为延续至今的斯大林真正死因之争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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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曾经和列宁一同被永久保存遗体,在纪念馆中被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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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迁出列宁墓纪念馆之后,斯大林的遗体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外被另行安葬,最近一些年每到他的诞辰日,自发来纪念他为他扫墓的当地人每人会带上一束鲜花,带的鲜花都会在坟前堆积如山。相对的列宁墓门前排队的主要是中国游客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出于进一步反斯大林的需要,本来因为倒台而消失在公众视线中多年的赫鲁晓夫再次被人提起,作为反抗斯大林的英雄人物而重新高度评价。
从这个时期开始,赫鲁晓夫的声望日益高涨,乃至其时代被称为“暖春”或是“解冻”,不但成了党内民主的急先锋,还是热心于增加国民福利,关心大家的住房问题,想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云云,最终被企图祸害百姓只考虑自己利益的苏联官僚集团拉下马,实在是一位悲剧的英雄。这个趋势哪怕苏联解体后也没有停止,俄罗斯社会上和学界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一路走高,这种趋势一直走到了2000年后戛然而止,然后就呈现断崖式的下跌。
究其原因,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赫鲁晓夫终究只是斯大林那巨人身影下的附属物,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赫鲁晓夫死后评价抬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一伙人需要“去斯大林化”及其余波。而被再次打翻在地,则是因为俄罗斯社会上持续上升的斯大林热和对斯大林时代的再研究与再评价。最终在2020年,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叶普根尼*斯皮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综合多年来对赫鲁晓夫研究的著作和档案资料,对其夺权和执政后的行为做出准确描述后,也用书名对其所为做了定性—《赫鲁晓夫的烂雪泥》。
生活在南方或是不熟悉俄罗斯气候特点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烂雪泥,这是俄罗斯早春季节常见的一种气候特征,既因为升温冬天的积雪开始融化,但是温度又经常在零度上下浮动,半融化的雪水搅拌上泥土,一脚踏上去那叫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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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烂雪泥的可以尝试通过图片感受一下

斯大林时期党政两个系统的此消彼长

为什么苏联/俄罗斯历史书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会多次发生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呢,有哪些历史研究揭示的史料可以解释这一切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传统对苏联历史的认知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之后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看来,这一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并不符合苏联的历史史实,苏共党的领导地位在苏联国内曾经受到过严重的动摇。过去对斯大林进行批判的罪名之一,就是破坏党内民主建立个人独裁制度,长期不召开党代会和不通过政治局做出决策,而实际情况要远远比这种描述复杂的多。
简单说1939年之后苏共党组织在苏联国家日常管理与政治生活当中,地位和重要性直线下降,乃至1942年马林科夫提议要解散苏共,斯大林对此表示了赞同,虽然在党代会上没能推动解散苏共的决议,但是将苏共的地位与权限大大降低了,苏共党组织只剩下三个职能,即:宣传,意识形态研究和人事任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是叛徒或是要建立独裁统治,而是领导国家实际运作的职能与权限彻底转移到部长联席会议那里,在新的模式下斯大林也并没有进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独裁统治,部长联席会议内部同样存在各种争论和妥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用中国过去常用的一个说法叫做“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像斯大林自己在相关会议上说的那样:党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宣传了革命,教育了人民,发动并且领导了革命,然后又保卫了革命政权。但是现在已经是新的时代了,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有了新的任务,而新的任务是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力,不能再用旧的思想,旧的组织,旧的办法去做新的事情,完成新的任务了。
  
作为这一事件的余波发生了两件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件,既解散共产国际和撤销军内政委。二战结束前后,大量新提拔的将军们已经没有党员身份了(2500个将军当中的四分之一),在地方和工业领域中新提拔出来无党员身份的干部比例更高。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叫做“又红又专”。因为苏联在四十年代,工业社会建设初步完成,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更加复杂,又因为计划经济的特殊性,管理这样的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复杂。
而传统党务组织出来的干部普遍学历不高,会引用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教条,开大会领人喊口号,这样一旦涉及到复杂任务,如怎么修建一个工厂和怎么把机器安装起来让他们正常运转,就不知所措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还是专”成了一个矛盾问题,苏联国内党与政两大系统的矛盾日益加深,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对苏联历史走向影响深远。

依靠党务系统夺权的赫鲁晓夫

了解上述背景之后,就会知道,1949年赫鲁晓夫担任党的书记这个职务的时候(总书记一职已经被取消),这个职务的政治分量是很低的,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即使赫鲁晓夫党的书记这个头衔成了第一书记,但是在苏联政治排名当中赫鲁晓夫只占据第五第六的样子,是个二线人物。笔者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转不过来弯,觉得赫鲁晓夫1953年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普遍都受这种误导),怎么还说马林科夫是苏联的领导人。实际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部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手中,而不是党的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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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是马林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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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是马林科夫,作为曾经的苏联领导人,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就太低了,即使比较关注苏联历史的人,也很少了解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又是如何夺取最高权力的呢?前面说过,党务组织只剩下三个职能:宣传,意识形态研究和人事任免,而赫鲁晓夫就是依靠这些职能把最高权力一步步的夺了过来。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刚刚经受了失业危机的党务干部们对自己所处的状态担惊受怕,为了改变局面不得不进一步高举马列大旗。这导致的后果是把马列一些论断无限制的进行延伸到其不能覆盖的领域,最终在苏联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庸俗化乃至宗教化。这一趋势在斯大林去世后愈演愈烈,背后在相当程度上也隐藏了赫鲁晓夫以及党务干部们借此夺权的目的。
从1953年起,苏联党务宣传系统不断抬高列宁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列宁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种刻板印象,那么既然列宁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列宁时代的党才是国家权力中心,现在是不是应该恢复这一“历史正义”了呢?
第二步是通过提高党务干部的待遇来收买人心,很多人都知道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干部们,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包在信封里下发的奖金,一般达到工资的三四倍。有人据此说这是斯大林时代干部们贪腐的证据,实际上这笔奖金是有下发规定的,既不是贪污,也不是腐败。至于说是否脱离了群众,当时苏联工人们除了工资外,也是有额外劳动奖金的,很多情况下也是基础工资的三四倍,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而赫鲁晓夫在1953年五月下发文件,要提高干部待遇,不仅是增加金额,而且还是要把领取干部奖金和福利的范围扩大,包括家属也可以申请。此举在数月后遭到马林科夫的强烈批评与反对,下发文件要求规范奖金领取的金额和范围,虽然马林科夫的意见经过激烈争吵获得了通过,但是也让他的人望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仍旧找出变通手段给自己收买人心,既把过去的统一涨工资改为申请涨工资,由干部和家属们自己写申请,说自己家庭困难,有孩子父母要养,请组织发给贫困补助,或是提供各种福利补贴诸如疗养医疗等等。这样的情况下凡是党务系统报上来的申请,都很快获得通过,而通过政务系统报上来的,则审查严格最终多数无疾而终。
两相对比之下,马林科夫的声望更是持续下跌。1954年,马林科夫不得不出台文件,提醒和警告党内和政府内部拉帮结伙搞宗派的现象。但是不得不说,马林科夫此人有才华横溢者通常的毛病,就是自视甚高不屑于洞察人心,还没有发现他脚下的大地已经不断动摇了。
这里提前说一下后果,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已经一统党政大权在握的时候,他的心腹手下科兹洛夫作为政府部门第一副总理和实际的主管人,给赫鲁晓夫打报告说党务系统的干部待遇综合算下来远远大于政府系统的干部,已经达到了四倍差距的地步,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加大政府系统干部们的待遇了。
但是因为对财政压力太大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这在之后数年里引发了持续的矛盾和争议,最后赫鲁晓夫企图以降低党务系统待遇的做法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又引发了额外的不满,是他被拉下台的一个重要诱因。后来为了正面评价赫鲁晓夫,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他描绘为了一个和官僚集团不当获利做斗争的斗士,但是却没有提及能把事情搞到如此不可开交的,正是他本人。
到了1956年,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谋算,宣传鼓动,拉拢盟友,收买人心,在重要岗位上安排自己拉拢过来的干部之后,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从斯大林时代的二线人物成为了政治巨头之一。但是这时他仍旧只是领导集体当中的一员,还谈不上一言九鼎,更加谈不上大权独握。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给了他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事实上,斯大林去世后,削弱其“个人崇拜”的影响,是苏联领导集体的共识,某些阶段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走的甚至比其他人更远。但是就如何具体的去斯大林化和如何界定斯大林的历史功过,苏联领导集体则没有形成统一的决议,关于评价个人崇拜负面影响的报告在二十大之前准备了数个版本,但是因为没有统一意见决定暂时搁置此事。
而赫鲁晓夫搞半夜鸡叫深夜把与会代表喊起来发表秘密报告,事实上是违反了当时领导原则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报告没有文稿,事后没有正式文件说明他到底都讲了什么,要靠不同与会者们的回忆拼凑出来。
那么这一粗鲁乃至违规的举动,究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哪些政治资本,甚至可以促使他做出这种冒险的举动呢?如果回顾1937-1939年苏联的大清洗,是个复杂的过程,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的。这里只能简单说大清洗绝对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行为,而是一场席卷苏联政治领域的暴风雨,是1921年内战结束后被临时压制下去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即使斯大林本人也在其中苦苦挣扎差点被淹没。
大清洗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工具”,叫“枪毙名额”。这个枪毙名额实际上是各个地方部门上报给中央,要求批准枪毙额度,但是拿到这个额度以后,具体枪毙谁是由地方部门三人领导小组自己决定的。整个过程相当的曲折并且狂热,乃至后来很多被枪毙的人是因为在前期胡乱枪毙的人太多了被清算。
那么当大清洗作为一种政治运动被终结后,它的多数参与者实际上都是留在了工作岗位上,而其中很多人都有后悔的情绪,既对当时的狂热有反思,也非常害怕有朝一日自己当年的老账被翻出来要承担刑事责任,又或者再来一次大清洗自己最终难逃厄运,这种恐惧感笼罩在相当大部分的二十大与会者心中。
赫鲁晓夫搞的秘密报告,实际上就是一场苏联版的“指鹿为马”。赫鲁晓夫在台上语无伦次满嘴跑火车讲了很久,归根结底就两句话:“跟我走,我保证不再搞大清洗让大家害怕;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推给斯大林,那么谁也不会被翻老账了”。为什么说他是满嘴跑火车,因为现有的档案显示,大清洗期间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主政,他要求中央批准的枪毙名额数量和频繁程度排在所有申请中的第二位,乃至斯大林给他写了一个纸条:“消停点,傻瓜”。
换句话说,相当部分的与会代表除了被惊吓的不知所措,还有相当部分的与会代表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这是找到了新时代领袖的感觉。而相对的平时就板起面孔的马林科夫和同样不怎么好说话的莫洛托夫,怎么看起来这俩人都有再搞一次1937的可能性,尤其是马林科夫在二战后参与了“列宁格勒事件”,这意味着他打破了苏联二战后废除死刑的法律规定和不再以这种方式进行政治斗争的默契。
那之后苏联国内政治格局迅速发生快速改变,拥有更高人望的赫鲁晓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1957年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联手企图罢免赫鲁晓夫的职务的时候,朱可夫派遣飞机从各地接来中央委员们集体投票,导致在主席团范围内投票占优的马林科夫等人,在大量中央委员赶来后的扩大会议投票当中一败涂地,将其打为“反党集团”。有人把这次会议理解为朱可夫依靠军权搞的政变,这是不准确的,朱可夫只是为中央委员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最终决议还是按照大会投票数量来做出的。

无脑爆发及后果

前面回顾了赫鲁晓夫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在打倒“反党集团”后,赫鲁晓夫终于开始大权独握,也就开始不需要伪装自己了。整体而言,赫鲁晓夫最大的问题是学识太差,前面说过二战后苏联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而又因为计划经济的特点,领导人的能力与学识水平的影响被无限的放大了。
跨过历史回头去看,1957年赫鲁晓夫上台,固然有他个人善于搞政治斗争和阴谋诡计的成分,但是也是苏联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联从建立那天起就有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教导要建设共产主义,但是关于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的中间阶段,也就是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讲的是很少的,普遍认为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这一严重问题在斯大林时代并没有得到解决,乃至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还在念念不忘“没有新的理论我们必将灭亡”,最终一语成谶。那么赫鲁晓夫作为反斯大林,反马林科夫上台的领导人,他的支持者当中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党组织中激进的“跃进派”,就是要加快进程过渡到共产主义,至于说怎么办?你们是傻瓜吗?书本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做,不就能建成共产主义了吗?现实当中哪些东西和书上描写的共产主义不一样的,我们按照书本上描写的改了不就行了嘛?
正是从1956年开始,在这种氛围下,苏联国内政治主导权逐渐向充满热情的本本主义分子手中倾斜,而技术专家与经验丰富的行政干部们越来越得不到重视。
比较典型的有如下事例:
农业方面:首先当然是前面提到的种植玉米问题,在多个毫不具备自然气候条件的地方种植玉米,导致浪费了大量资源,乃至原有的产量都无法维持;盲目垦荒导致浪费大量农业设备和人力资源,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损害;
“剪资本主义尾巴”回收公社农民的自留地,1928年之后苏联虽然实行了集体化,但是因为地广人稀,集体农庄的成员还都保留大片的自留地(说起来让人流泪,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自留地,差不多是中国包产到户时代农民分得土地的四倍),有了这些自留地,农民们就可以自由的种植水果蔬菜,饲养牲畜,不但足够自己家庭食用,还可以卖到农贸市场上丰富周边城市居民的供给。
而赫鲁晓夫一门心思的认为没收了自留地就等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损伤;撤销农机站改为建设庞大的国营农场,因为缺乏足够的干部和技术指导,大量农机缺乏维护被损坏;这一系列组合拳下来,苏联的农业大幅度倒退,到了1962年就要进口粮食来维持城市供给了,要到1975年才能恢复1960年的肉食类畜牧存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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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曾经有过非常繁荣的集体农庄市场,品种丰富物美价廉。后来有日本人描述苏联七十年代的生活,人们还在感叹当年数量众多的集体农庄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住宅领域,赫鲁晓夫给苏联留下的另外一个著名遗产,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楼了。无需讳言的是,苏联长期来城市住房问题一直都很严重,从沙俄末期开始的快速工业化,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导致了严重的住房问题。(城市化人口从20世纪初的17%增加到1953年的46%)
苏联从20年代开始,也一直试图寻找工业化时代新的住宅建筑形式,探索新的工艺和材料,也做出了不同方向的探索,积累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和长期规划。二战后的恢复期,即1946到1951年,在五年的时间里,共建设了7400万平方米的住宅,虽然仍旧远远不够满足需求,但是这个阶段正是不同技术路线进行实验比较的阶段。
1956年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确立了新的住房原则–建造起来便宜省事速度快的就是好房子。理论上来说他说的也没错,问题是以他的学识和原则,唯一符合他要求的建筑技术方案,是临建房,这临时建筑能不建造起来便宜省事速度快么?所以最初规划里这种房子的使用寿命最多只有十五年,不过这对赫鲁晓夫来说不算什么问题,十五年后都进入共产主义了,房子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整体上这种建筑粗制滥造了一大堆,1960年1年就建造了7200万平方米,赶得上斯大林时代五年的面积。奈何实在是不好用,一直到很多年后的新世纪里,俄罗斯拍摄了一套系列人物记录片,名字还叫做《赫鲁晓夫楼里出来的百万富翁们》,这里的赫鲁晓夫楼就是贫民窟的意思,而在俄联邦时代,斯大林房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上一直都是抢手货。
因为房子从规划到建造都偷工减料,1960年后不得不出台新的技术方案,要对已经建设完工的房子进行升级加固。加固后的房子使用寿命被大幅度延长,但是又导致了另外两个衍生问题。一个是临建楼规划的配套设施不足,即商店的数量。苏联过去最被人诟病的买东西排队一事,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苏联人平均商用面积为0.2平方米,比较而言中国上海在2018年前后是8平方米的人均商用面积。
仅此一个瓶颈就导致无论货物供给多么充足,每天排队都是多数苏联人必须面临的问题(有些街区规划的好,人们不排队,但是这种是少数)。2010年,俄罗斯联邦城市住宅配套商用面积是2.2平方米/人,基本上就足够解决排队的问题了。
另外一个是因为房间设计过小,导致不利于生育,苏联曾经有过设计方案,为了提高生育率,新的房子设计应该考虑到传统俄罗斯大家庭的需求,既每个家庭有5-6个孩子还能舒适的生活。但是既然是临建,肯定也想不到那么多了,但是后来临建被改造成了长期建筑,居住面积不足的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家庭多生孩子的意愿被压制,而青少年期间的孩子不愿意在家里多待每天上街游荡,导致了苏联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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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的赫鲁晓夫楼,因为没有电梯只能建造矮层

工业方面。过去认为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在工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太空计划,导弹发射等方面,甚至可以和美国一较长短。但是就如同前面讲诉建筑方面的问题一样,这些方面的成就与其说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不如说他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能力和不高的学识,在各种技术路线当中选择了那些吸引了他注意力的项目,然后投入重资加以发展。
但是这些方案的整体配套与长远规划,就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判断的了,比如苏联的计算机工业,就是在他的时代失去了先机。1955年赫鲁晓夫主导的宣传机构为了树立马列主义权威,开足马力将多个学科打为伪科学,其中就包括控制论。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控制论是1948年美国学者提出的,其实并非如此,控制论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国家宏观管理与规划层面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苏联的计算机与互联网工业,就是在控制论研究下的分支体系,打残了控制论,就等于打残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一直到很多年后还有不少人还在设想“电子共产主义”如果能够实现是多么的美好。另外一个后果是,控制论实际上是苏联计委的理论支柱,打垮了控制论,苏联计委就失去了大义的名分,成了泥菩萨。
这导致了一个很搞笑的情况,提起苏联,人们本能的会想起计划经济,想起计划经济就会想起计委。但是实际情况是,苏联正是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计委别说算不上正房,连小妾都不是了,顶多是个干粗活的丫头。
没有计委管控的计划经济,才是195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的写照,同样没有计委的管控,一个只能按照本能前行的经济体,可不是就成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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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计算机工业起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有了仅次于美国计算机的定型产品,并没有拉开代差

最后的天鹅湖

赫鲁晓夫在1958年彻底掌权后,鲁莽的操纵着他自己不能理解的复杂国家机器,带来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乃至到了1962年因为城市粮食供给不足和涨价的问题,引发了多起抗议和暴动事件,最终酿成了新切尔卡斯惨剧,不得不调动军队镇压工人,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
在不断遭到批评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是认为“都是刁民(官)想害朕”。所以不断的将旧的管理体制打破,各种撤销职能部门和机构,地方上党政机关的管理权限也不断被更改,说起来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吹捧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很多事情戈尔巴乔夫做的和赫鲁晓夫差不多。
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性格也越来越暴躁,乃至开公开大会的时候会长时间骂人,在非公开场合更是满口脏话不断。后来有人回忆说那几年他在办公室里称人“是个屁股”已经是最文明的叫法了,连包括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逃不过这种待遇。正国级的干部被这样对待,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被其他干部们集体开会赶下台,也就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赫鲁晓夫给苏联带来的深远伤害,并没有随着他的下台而消失。混乱的管理体制,党政干部互相之间深深的不信任感,半瘫痪的计委,最终都成为了导致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的原因。而这一段历史的很多经验教训,即使今人也要有深刻反思和警醒。下回我们再聊聊勃列日涅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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