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2年,毛主席就说过:“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 后来又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如果老百姓骂一句“草包”都受不了,都要拘留3日,这样的胸怀又怎么为人民服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睚眦必报打击报复算什么“人民公仆”?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一、骂人也是提意见的方式 1942年6月3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一个炸雷,把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击毙。同一天,一位安塞老农的一头毛驴在延安赶集时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哭又骂。他边哭边数落着:“老天爷为什么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年谱》中卷303页)。 这话很快传到了边区保安处,保安处决定追查讲话的人,同时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对保安处的小吴说:“听说你们要拘留那老乡,为什么呢?”小吴说:“他在大庭广众下侮辱您。” 毛泽东说:“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小吴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说:“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您。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小吴爽快地回答:“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 小吴辩解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毛泽东笑着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根据毛泽东指示,边区对老乡骂人事件进行了调查。原来是群众对政府征粮过多不满。抗战初,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1941年是9万石,可1942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那位老乡就是对当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粮不满意才骂人的。
后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1942年的公粮由20万石降为16万石。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此举一出,受到了群众拥护。 骂人的那位老乡也悔恨地说:“俺错了, 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骂毛主席!” 二、顺应民意拆公共食堂 毛泽东的表兄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是农村生产队队长。1960年冬天,他到中南海找毛泽东反映情况,贺凤生见了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毛泽东说:“好一个开头炮。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提,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 贺凤生把干部强迫老百姓搬进居民点,把土砖墙拆了熬肥料;一个生产大队只开一个食堂,餐餐吃萝卜红薯,男人水肿走不动路,女人不生崽;干部搞浮夸,天天放卫星,还可以升官;干部当老爷,吃好的用好的,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等等,一五一十地都“端”了出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所反映的情况,已经和中央领导同志通了气、交换了看法,党中央、国务院进行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要制止。 三、就怕影响群众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在卢沟桥附近调研。他想要过卢沟桥看看。
1965年的卢沟桥(资料图) 也是,到了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卢沟桥,不走上一趟无论如何是个遗憾。不过,当时卢沟桥正在修理,无疑有危险系数。卫士李树槐想拦,又不敢。你越说危险毛泽东越要试一试,劝阻不成了激将法了吗? 李树槐忙对营教导员翟白元说:“你去劝一劝主席。”李树槐知道翟白元从延安起就是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也摸毛泽东的心理。 翟白元想了一下,说“主席,您过卢沟桥去看,行。但是,赶马车从对面就过不来了。”“哦,为什么?”毛泽东问。 “主席,大家都认识您,一围住,不就影响交通了吗?”“那算了,到火车道那边看看。”毛泽东果然没有过卢沟桥。 李树槐高兴地对翟白元说:“幸亏你,如果我去劝,主席肯定不干,还得批评我。” 翟白元说:“毛泽东就怕影响群众的事,至于桥晃不晃牢不牢之类他不管,所以劝他时不能说危险。” 这种因为要看毛主席而堵塞交通、影响群众生活的事情可不止一次两次,这给毛泽东的印象也很深。所以翟白元从这个方面一劝,就劝成了。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驻了北京。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曾说:“进京‘赶考’去。” 这些无疑更加深刻地印证了毛泽东的一贯立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四、到底能不能游,下水试一试 1956年,毛泽东到广州视察,住在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天很热,没有空调,海风也是热的。 毛泽东提出到武汉游长江去。 之前他先到过长沙,游了湘江。这是他年轻时游过的湘江,他仿佛是在借年轻时的力量,准备征服长江。当人们赞扬他时,他说:“湘江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们还……”毛泽东不说了,他不想过早暴露秘密。 等到他真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了,卫士、领导都吓坏了。 警卫说不服,先后搬来了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等做主席的工作。主席不听,一时间大家都僵在那里。 毛泽东知道自己一时失去了支持,就吩咐警卫中队的韩队长去试一试看武汉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游长江的,他问了问附近的群众,就说不能游。气得毛泽东喊来了卫士孙勇。孙勇下到江汉关码头水里游了一阵,回来报告说可以游。 这样毛泽东终于取得了战略胜利,不仅游了长江而且游了16里。 而韩队长从此离开了中南海。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13日)【收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时,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随处可见毛泽东对官气、官架子和官僚作风的辛辣讽刺与批判,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当今的我们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深思。 来源:中国新闻网、补壹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