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了，难得玩了7天，爽。接下来几天，争取每天2篇。很多人给我发消息拜年，实在太多了，回复不过来，还望见谅。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拜个晚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所有专家，一大批苏联援建的工厂瞬间陷入瘫痪，这其中包括一家位于西北的神秘核工厂(代号504厂)。
504厂始建于1958年，位于甘肃兰州，是中国第一家浓缩铀工厂，此时尚未建成投产。当时，这家工厂的任务是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重要核材料——浓缩铀。
铀在自然界中存在三种同位素，其中只有铀235可以用作核反应。自然界中的铀235含量只有0.71%，如果用于发电，铀235的丰度要达到3%，如果用于制造原子弹，铀235的丰度要大于90%。常规的化学方法是无法浓缩出铀235的，必须通过同位素分离的手段，才能获得高浓度的铀235(浓缩铀)。因此，无论是造原子弹、氢弹，还是搞核潜艇、核电站，铀同位素分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铀同位素分离(铀浓缩)研究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在国际上也是一项高度敏感的技术，管控得非常严格，难以找到参考资料文献。苏联专家临走时，带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就留下一句话：“(我们走后，)你们的设备将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504厂能否按期投产，生产出足够的浓缩铀，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计划进程；甚至可以说对当时的中国国防安全都有着重大影响。
危急关头，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反复斟酌，想到了一位女科学家。
当初新中国成立，这位在美国的女科学家和她的丈夫马上要求回国，但每次回国申请都遭到美国政府横加阻挠。一位和他们夫妇关系相当好的美国教授一语道破天机：“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回国吗？你们回去后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这对美国来说是重大威胁。”
钱三强相信，她一定可以让苏联人留下来的“废铜烂铁”起死回生。可是一旦她接受了这个任务，也就意味着今后必须隐姓埋名一辈子，放弃科学界的荣誉不说，甚至要牺牲家庭，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和尚未成年的孩子。
钱三强尽管踌躇再三，可是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最终，钱三强还是把这位女科学家叫到了办公室。直到这位女科学家走入办公室的那一刻，钱三强的心里还是十分忐忑。
钱三强向她说起了这个任务和将要面临的困难，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面对这个不近人情的要求，这位女科学家会怎么回答呢？
王承书，祖籍湖北武汉，1912年6月出生在上海一个诗书之家。父亲在清朝末年中过进士，后来又去日本留学。父亲按照《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取名为承书。王承书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京。王承书在北京，渡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王承书自幼聪慧，和那些喜爱吟诗作画的民国名媛们不同，她的主要兴趣是在数学和物理上。每次考试，她的数学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每逢遇到和数字打交道的事情，家人们第一个想到王承书。她家中的仆人都赞叹不已:“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
1930年，王承书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是班上唯一一名女生。1934年，王承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燕大物理系毕业了。此时，入学时的13位同窗只剩下了4人。
燕大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他的女儿谢希德后来成为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非常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学生，把她留在学校，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
1936年，王承书硕士毕业后，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工作。第二年抗战爆发，王承书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桂林、贵阳、昆明等地。
1939年，王承书与张文裕在昆明结婚了。张文裕也是谢玉铭的学生，在英国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诺贝尔奖得主)。他不久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国外的安逸生活，冒着炮火返回了祖国。
1941年，在谢玉铭教授的帮助下，王承书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告别丈夫，赴美留学(两年后，张文裕也去了美国)。
王承书在密歇根大学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研究稀薄气体动力学。乌伦贝克教授十分欣赏这个女学生的学识能力，多次称赞她是“了不起的人才”。1944年，王承书博士毕业后，在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后，继续与导师一同开展研究工作。师生两人精诚合作，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1951年，她和导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全世界，解决了玻尔玆曼方程不能处理多原子分子气体输运性质的问题，至今仍在激光、激波、化学反应的气体性质研究中被人们使用。
此时的王承书，在美国的生活堪称完美。房子、车子、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王承书与张文裕已经有了孩子)……对于普通女性而言，都应该对这种生活状态感到满足了。可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一传来，王承书马上提出辞职回国。正如本文开头所言，王承书夫妇的每次申请都被美国政府拒绝了。但王承书夫妇没有气馁，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王承书就把重要的书籍资料打包成一个个小包裹。第二天再化整为零，分别从不同的邮局寄回国内。据不完全统计，王承书先期寄回国内的书籍资料有三百多包，足有一吨多重。
王承书夫妇虽然一再被拒，但没有气馁。每天夜深人静，王承书就把重要的书籍资料打包成一个个小包裹。第二天再化整为零，分别从不同的邮局寄回国内。据不完全统计，王承书先期寄回国内的书籍资料有三百多包，足有一吨多重。
对于被美国政府无故扣留的科技人员，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周总理多次指示外交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方施加压力。1956年秋，王承书夫妇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国后，她被分配到新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讲授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张文裕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起，王承书开始从事热核聚变的研究工作。搞这项研究工作，对于已是四十多岁的王承书来说，意味着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专业，重新进入一个未知的新领域。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么大的风险与挑战，一定要好好掂量下。
但王承书觉得，既然是空白，就要有人去填补。她毫不犹豫开始向这个新的领域进军。她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来到位于北京远郊的研究所，住进集体宿舍，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只有每个周末才进城和亲人团聚。很快，她就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王承书带领一批年轻人，一边搞研究，一边学习新的理论知识，一边学，一边教，每天工作都达十几个小时。她翻译的《雪任德方案—美国在受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和《热核研究导论》，成为受控核聚变的入门理论教材。王承书带领着这支年轻的理论队伍，进入了热核聚变这一新的领域，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年近半百的王承书接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任务，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愿意。”由此，在年近半百之际，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行。
接下来，钱三强同志详细地介绍了504厂面临的严峻形势：该厂是用全套苏联机器装备起来的，设备刚刚安装到位，尚未建成投产，由于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关键资料，剩余的文件资料不全，存疑颇多，亟需要理论研究工作为504厂开工铺路搭桥。为了解决504厂的技术问题，上级组织了一个科技攻关小组，王承书将要负责的是最为核心的净化级联理论研究。
钱三强最后郑重地说：“你去参加研究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把理论队伍培养出来。”王承书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此从学术界消失了。
王承书一到兰州，首先清点了剩余的文件资料。最有价值的是三本笔记，这是苏联专家当初培训的时候，中方技术人员抄录下来的。抄是抄下来了，可是具体内容，当时却没有人能明白。
王承书从这三本笔记入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搞明白了。然后开学习班，把相关知识教授给技术人员。就这样，一点一滴把工作抓了起来。
级联方案的计算和审定是扩散工厂的理论基础，净化级联是保证扩散工厂产品杂质含量符合标准的关键工艺。当时，对苏联专家原设计的净化级联是否能出合格产品，大家都心中无数。关于多元分离的级联理论计算是极其复杂的，王承书带领她的研究小组，夜以继日地计算、推导，他们运用数学上的不完全自洽的简化计算方法，结合分析，得出了物理上图像清晰、工程上已足够应用的结果。后来小型试验和工厂运行表明，理论计算同实际结果相符。
工厂运行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级联受到“干扰”后的混合气体行为。倘若“干扰”在级联中得不到衰减，最终产品将达不到预期的丰度值。王承书领导级联理论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计算，研究工厂的分批启动方案，他们的计算，仅正确数据就装满了整整三个大抽屉。他们得出的级联中的同位素丰度随时间变化的理论曲线，与后来工厂的生产结果完全吻合。
上级领导对于504厂的工作进度一直高度关注。有一次，主管军工科研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代表党中央到504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问厂领导能不能按时拿出合格产品，厂长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张爱萍说；“我要听专家的意见”。在场的王承书回答说：“我们的理论计算和试验证明，能保证按时出合格产品。”
1964年初，精料端浓缩铀丰度达到预期值，提前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供料任务。喜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写下了“已阅，很好”的著名批示。(504厂后来还为中国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座核电站提供了合格的核燃料，被比喻为中国浓缩铀事业的“老母鸡”。)
1978年，由王承书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成果《净化级联的计算与试验》、《504厂级联9批启动方案计算》、《扩散级联经济性分析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接下来，为了彻底摆脱对国外设备的依赖，上级下达了研制国产铀浓缩设备(气体扩散机)的任务，王承书担任总设计师。为了这台扩散机，王承书投入了全部心血，她牢牢记住了领导的重托：“这是咱们的生命线啊！”
王承书身负重任，可家里对她的工作却不甚了解，只知道她忙，忙得不可开交，她常年住单身宿舍，三餐吃在食堂、一个星期忙得电话也很少往家打。就连偶尔回家，也抱回一包材料，一头扎进去就是一天。在全国相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下，该机完成了设计定型，并获得了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特别奖。
接下来，王承书主持激光同位素分离理论的研究工作，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得到了国家和上级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王承书此时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她一天也没有离开研究项目，依然心系科研一线，指导着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由于保密原因，王承书在504厂的具体工作内容大部分尚未公开，目前已知的是她在兰州前后工作了17年，去时尚是一头青丝，归来已是白发如霜。
王承书回到北京后，担任核工业部研究员，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她没有停下脚步，把培养年轻人的工作放在了首位，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
1986年10月6日，王承书专为庆祝自己回国三十周年举行了小小的家宴，在家宴上，王承书回首往事，感慨万分地说了一段话：“三十年了，至今我可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的事业在祖国。”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去世前，王承书留下遗嘱，将夫妇二人的所有积蓄十万元捐赠给了教育事业(张文裕已于1992年去世)，遗体捐给医院研究，书籍和笔记留给科研工作，做到了生前身后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