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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释好中国，谁就有资格拿诺贝尔奖级别的奖项。”曾如是说的金灿荣，于2021开年，与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相约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
谈到“大变局”，金灿荣将时钟拨回到五百年前——“地理大发现”让欧洲掌握的知识、眼界及资源超越东方。而如今，升降逆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东升西降”，“东升”的核心是“中国升”。
在他看来，这一变局的节点，绝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疫情。变化，早就发生了。
庄胜春：当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这个“百年”，怎么来理解？
金灿荣：我个人的理解，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主导天下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百年”是概数，其实是五百年未有之变局。它的核心是“东升西降”，而“东升”的核心，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升”。
庄胜春：再过去一些年，我们会回望变局的节点。现在很多人都定位到疫情，比如《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以疫情作为划分的新纪年方式：“新冠前”（B.C., 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 After Corona）。把疫情作为节点，是不是准确？
金灿荣：我认识弗里德曼。有一次他来北京待了一个礼拜，还请我吃了顿饭。
金灿荣：西餐，就在人大附近，挺贵的。去年11月，我们还在网上交流；说好讲15分钟，结果讲了快50分钟。当时他情绪很大，说特朗普把美国给毁了。弗里德曼是美国新闻界很有思想的一个人，但就这个问题，我认为，他把疫情看得过高。
疫情加速了变局发生，但变局并非由疫情导致。变化早就发生了。
我把第一个节点放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真的是“新中国”，真的是特别关注民众。七十二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实现了近代人类最伟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工业化。中国有十四亿人，它的工业人口规模超过了整个西方“三大四小”——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这个规模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
第二个节点是改革开放，把我们前三十年积累的工业能力给表现了出来。这就好像前面我们都在重点中学刷题，但是没有机会进考场；改革开放让我们中国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商业天赋、市场竞争力得以发挥。
我把第三个节点放在1971年。那一年美国发生了“尼克松风波”。我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应该讲，美国是近代干得不错的一个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也是老老实实地做“打工人”。不过1971年他们犯了一个错，就是在发现黄金储备不足后，放弃了“金本位”制。没有黄金制约后，他们就开始滥发货币，走上了虚拟经济的道路。只用钞票就能换来物资，这太爽了。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美国的实体经济空心化。
金灿荣：对。这是变局的三个“战略节点”。还有两个“战术节点”：一是2008年，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二是2020年，各国都面临着疫情带来的相当大的挑战，但是很显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表现不尽如人意，而中国表现得相当好。这也就加速了变局的发生。
2021开年，特朗普的四年宣告谢幕，给“变局”打下的烙印却不会消失。拜登宣誓就职，承认中美需要的不是对抗，但预计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表示要用“耐心”应对中国。
作为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金灿荣如何看待这份“耐心”，以及美国这个变局中的巨大变量？
庄胜春：今年美国政局出现了更迭，会为变局带来什么变化？
金灿荣：今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过去一年，美国在抗疫方面表现很糟，这确实和当时的领导人有关。应该讲，现在的新政府要理智得多。
庄胜春：崔天凯大使说要“探其虚实”，您如何看截至目前拜登政府的“虚实”？
金灿荣：我的理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未定型。他们还在思考。
强硬一点的反华言论在美国国内比较受欢迎。另外，美国就是要打“人权牌”，因此有时会无中生有，指鹿为马，这就是中美关系的障碍了。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不急于下定论，因为他说他有耐心，现在还迷糊呢，既然还没想好，我们就等他想好呗。我们可以积极发声，表达合作意愿。
庄胜春：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百年变局的“变”，如果要说“不变”呢？
金灿荣：现在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治理哲学还是没有变，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与资本市场结合后，出现了一些“残酷”的政策。比如疫情之下，他们真的不是把人的生命权放在第一位，而是要确保华尔街繁荣。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主要靠借债发钱，但不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大部分是给公司。眼前倒是还能应对，但长期来看，隐患非常大。
整个西方哲学跟共产主义哲学确实是矛盾的。我们讲，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这跟华尔街是相反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治理和他不同，又干得不错，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威胁了。美国把内部问题“甩锅”中国，讲了很多无耻、无赖的话，这就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又回到它的政策里。
庄胜春：1992年、1996年，您先后受邀观察美国大选。还记得当时的观察吗？
金灿荣：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的美国跟今天还是很不一样的。以前感觉美国自信、开放，也比较包容。现在的美国变得非常小气、内向、敏感。所以我经常说，如果以一个人来比喻的话，美国就是正式进入“更年期”了。
在微博、B站及众多国际关系讨论区中，金灿荣常因他言辞间标志性的“嘿嘿嘿”三字被刷屏，拥有不少年轻的拥趸。
除了“触网”，他仍然是一名教师，每周都有几节本科和研究生的大课。他眼中的年轻人，也在变化。
庄胜春：我们关注您，除了您学者的身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同公众打交道特别多。“触网”后感觉如何？
金灿荣：感到有点被动地卷入了一些争议。有时争议会跟我的本意偏离。一些观点表达达不到效果，这个是有点遗憾的。
金灿荣：试图但好像没什么用。“躲进小楼成一统”，这是一种选择；骂人家脑残，也是一种选择。而我还是觉得应该以一个平等的姿态，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来跟他们交流。我觉得这是知识界应该做的。我坚持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立场，第二个是平民立场。
庄胜春：“触网”后还有一个风险：为了讨好受众、粉丝，观点可能会异化。
金灿荣：我力图保持我的独立性，不讨好任何方面。有些人会媚俗，有些人会媚资本、媚政治权力。过去咱们知识界有一个毛病，把批评绝对化，认为知识界的意义就是批评，这是另外一种媚俗。实际上真理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
庄胜春：您认为现在年青一代对中国和国际关系的认识，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金灿荣：大概是从“95后”开始，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帮年轻人很自信了。在此之前，好像对西方挺仰视。现在开始比较平视了，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客观了，对做学问也有好处。我比较看好中国的年轻人。
咱们中国还是在爬坡期。我认为，适当地提醒不要骄傲，主要还是以打气为主，你还在追赶。
庄胜春：您之前也说过，中国在过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学了“四个先生”——民主、科学、法治、市场。接下来，应对百年变局，中国要学的是什么？
金灿荣：咱们正经搞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相当于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路读上来，现在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到大学水平了，但美国已经是博士后了，差距还是很大。
但是任务确实不一样了。读小学、初中、高中，就是把人家总结得很熟的知识点记住，到了大学就要培养创新意识了。另外就是治理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大对人类的贡献，也就是在全球治理上多做一些贡献。这四方面做好了，我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步子就很扎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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