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官方首度公开了去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我军烈士事迹，瞬间刷屏，全网悼念。本想即刻写下所思所感，但心情沉重，竟无从下笔。关于事件的过程细节，可靠的信息其实非常有限，业已被各种自媒体遍搜无遗，甚至不乏随意发挥之嫌。稍微冷静下来后，这一事件的大背景——中印边境乃至两国关系问题，也值得更多地审视。前几年洞朗对峙时，写过一篇中印之争的几点看法，尚有一些未尽之言，那就在这里简单说说。
中印关系既是两个邻国间的双边互动，也是久为国际所关注的“世纪竞赛”，蕴含着多重意义。
作为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对，我没有说古国，因为印度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不是作为一个统一实体而存在的，说“国”与事实出入太大，而这种历史经历也直接影响了今天印度的样貌），中印都曾长期辉煌，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东方不亮西方亮，两大文明均陷入颓势，直至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国解放，方才止跌回升。（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至抗战期间进入U型底部，然后曲线上扬，我是赞同的）
也许寻找坐标系加以对比是人类的本能，中印两国刚刚进入自主阶段，就被国际各方视为比较的绝佳参照。其理由看似非常自然：历史与国情的近似，令“起跑线”看似相对公平，而所走道路的差异，使得“看点”凸显，冲击增加，极大激发了“看客”的热情与兴味。中国选择的是中央指令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模式，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将表现更优，成为了一场发展路线和影响力的竞赛展示。
早在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表达了他对中印的看法：
“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
“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七十年过去了，中国显然没有沿着开始设计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而是适时进行了切换，印度自然也不断调整，以求得社会的持续进步，尽管这场竞赛远未结束，但较之于起点，两国的差距持续拉大，眼见着前方的背影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使印度的精英们倍感焦虑。
客观而言，抛开中国这个“对标对象”，印度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成绩，在世界范围而言，算得上相当出色了，因此，印度人自有其骄傲。
2021年1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印中国研究大会上，印度外长苏杰生谈到中印关系时说道：
“两国在当代以不同的速度和强度平行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这番话在中国网络上遭到了集体群嘲，言下之意当然是“你也配？”但抛却优越感的宣泄和居高临下的藐视，苏杰生的发言确实值得琢磨，因为这是近年来，印度高层中难得的对中印双边关系公开作出的系统性表态，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他在发言中最后表示：中印两国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双方作出的选择将对两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在我看来，这个还真不是满嘴跑火车，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妥善处理好双边关系，都是关乎国家战略乃至“国运”的大课题。而透过他的讲话，我们也能明显感到，印度在追求自身发展中，始终将中国视为紧盯的对象，明里暗里较劲，而一旦有了这种“瑜亮情结”（印度人当然没这词儿，但就这意思），那就会偏狭、小气、敏感、虚荣，打起交道来，就“别扭”多了。
去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媒体称之为“中印边境地区至少45年来发生的第一次致命冲突”，言下之意，就是45年前，中印曾发生流血事件——确乎如此，让我们稍加回顾。
1975年10月，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印军越过实控线，与中方民政检查站人员（民政人员？你懂的）发生交火，结果被击毙4人——这应该是官方报道中距今最近的一次人员伤亡事件，到去年整整45年。
当然，相比这一鲜为人知的冲突，1962年战争才是曝光率最高的焦点，这既是之前中印边界问题多年蓄势的爆发，也是之后这一问题新的坐标起点。
其实除了这次印度“耻辱性的失败”，中印边界大事记中还应有另外两次战争的魅影：
1967年，在锡金边界乃堆拉山口、卓拉山口先后爆发相当规模的战斗，双方均有一定伤亡，就战斗结果，至今双方仍各执一词，均宣称己方获胜；
1987年，因印度在藏南设立伪“阿鲁纳恰尔邦”，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开始大规模陈兵边境，国际舆论一度都在推测“第二次中印之战”即将爆发，只是在最后一刻，两国通过外交手段勒住了一触即发的扳机。——现在看来，着实可惜，因为印度197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到1998年小型化纯裂变钚弹5次核试验成功，此前正好是中国通过武力手段一举解决边界问题的窗口期，而眼下印度已是事实上的核国家，在相互的核威慑下，通过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希望非常渺茫。
回顾上述历史，显而易见，中印边界博弈早已常态化，冲突烈度则依具体情势而有张弛急缓之别。之所以如此，除了获取领土的实利外（并非简单的经济利益，而是某一地段的占有往往造成对对方的某种战术优势），两国都是在殖民/侵略退去后的废墟中自立，民族主义、国家尊严在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动员力、国家的整合度上尤显突出，些许的妥协与退让都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屈辱，难为国内所接受。因此，两国的边界争端很容易升级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对抗与宣泄，极具火药味儿，压缩战略性思考、技术性处理的空间。这次我国时隔大半年后方才公布烈士事迹，显然有缓释国民情绪爆发、营造谈判条件的考虑在内，很明显，这几天的情感主要以悼念、伤感、理性为主调，可以设想一下，要是事件发生即公布我方伤亡，那一定是气血上涌、同仇敌忾、喊打喊杀、灭此朝食了。
中印关系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印度的“心结”。
1962年的惨败，让印度朝野上下、军队民间都产生了极度的挫败感与屈辱感，因此，复仇之心念兹在兹，未尝稍懈。这种“心结”一成，在印度的一些“动作”中，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
1971年，借着东巴基斯坦闹分裂之机，印度挑起了第三次印巴战争，通过此役，印度助孟加拉国独立，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令自身在南亚的战略地位极大优化，一时间，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声望如日中天。《星期日时报》1973年3月12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们为她歌功颂德，把她比作三位一体的大神，说她是梵天——新印度的创造者，是毗湿奴——民主体制的维护者，是湿婆——大败巴基斯坦军队的毁灭神。”
全国舆论界欢欣鼓舞极力颂扬这场胜利，甚至说这次战争的胜利为印度军队找回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丢失的尊严和自信。
——这都能扯到中印战争，可以看出印度对1962年的心理阴影与刻骨铭心。
以往论者多将“复仇”作为这一心结的核心，但在我看来，这是逻辑的起点，印度心结中包含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内容，因为印度一直致力于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而完成大国心理建设，则是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自信、开放、包容、平和的国民心态，才是大国该有的“气度”，这是个艰难的“爬坡”过程。对于印度而言，要建设这样的国民心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就一定要在心理上越过中国这道坎儿，因为在阴影笼罩下的人心，是无法阳光的。印度对中国的心结，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了“不竭的动力”。
就“国家心结”（我生造的词）而言，有个很好的旁证可兹窥探。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令沙俄颜面扫地。二战时，苏联在与美英分割战后利益板块的雅尔塔会议文件上，明确写着“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司的各项权益”。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仪式签字当天，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到：
“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
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沙俄官兵敬礼并敬献花圈。
这一连串的动作，固然有为苏联对日宣战寻找口实之嫌，但那种一雪前耻的心结之深，也是昭然可见的。由帝俄到苏联，换了一层皮，敲锣打鼓重开张，但那颗“躁动的心”从未走远。
但凡政治操作，就要设立“议程”，有目标指引，有行动规划，有过程控制，有结果评估，从而实现国家机器的持续运转、社会生活的稳定运行。就比如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政治议题、国家目标。而中印边界问题，在印度政治议程中，无疑有着重要且特殊的地位与功用。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动作不断、状况频出，其中当然有着当今世界通行的领土主权观念在起作用，但又有其特殊性。
我总和朋友说，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建国，看似同期，但实际上，印度是“新建”，中国是“重修”，建国立号的名目类似，但实质相差万里。中国有两千年的国家（或者说国家能力）建设史，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早已成熟，民族心理由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建设也可在较短时间内见效，因此“历史遗留”问题较易解决，而现代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结果，是英国人的殖民，使得次大陆迈出了从地理概念向单一政治实体过渡的关键一步，将一大堆碎片强行捏合在一起加以熔铸。由地理概念走向国家实体，中间有巨大的鸿沟，这几十年，印度是既要“进修”，又要“补课”，因此格外“辛苦”。
就印度本身而言，民族、种姓、宗教、性别、阶层的撕扯，使其“先天不足”，“统一”的成色并不高——印巴分治本就是印度自身分裂性和碎片化的集中表现。何况在历史上，印度也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没有统一的“历史记忆”资源作为思想纽带。因此，现代印度要“整合”这一“散装拼盘”，就必须要有抓手，有工具，有路径。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比如废除“柴明达尔制”；政治上，兼并大小土邦，并以“世界上最大的皿煮国家”作为制度和旗帜；军事上，对南亚邻国进行吞并控制，彰显地区权威，满足民族主义心理，为执政者涂脂抹粉。——其实除了这些，老套常规却“一抓就灵”的政治套路还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外部威胁，以压制屏蔽不同声音，增强内部凝聚力。很显然，环顾四周，在南亚一众小国弱国中，印度已是大杀四方、独孤求败的存在了，树立假想敌，也只有北方大国能担此重任、为国分忧了。因此，边界对峙是印度政坛的一张牌，既要用好用足，但又不能用砸用漏，很考验“功力”。
既然中印边界问题在印度的政治议程中有此地位，那印度政客又会如何运用呢？在我看来，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吧。
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烈度之强，突破了多年来印军在边界方面的相对节制，异乎寻常。但如果依逻辑推演，又有迹可循。上面谈到，中印边界态势是印度政坛工具箱中的常备选项，视情态而用。印度政坛工具箱中最重要的无外乎这几样：发展经济使得民众支持，消解社会矛盾；高举皿煮大旗获取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定位，与西方同一价值体系的优越感与实际功用；对世仇巴基斯坦的强硬以凝心聚力；以及在中印边界上不断做文章以收割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显然，比起前几样，对华关系是最为危险且最不可控的，正常情况下，不会作为主要工具手段。而此次，竟然上升到如此强度，那按逻辑推演，只能是国内政策工具效能不足，只好冒险将中印边界问题拉出来祭旗了。因为国内国外政策本来就具有“跷跷板”效应，此消彼长，理所必然。此前莫迪政府国内改革步履维艰，新冠疫情肆虐又使得经济难振，民众艰难，军事冒险主义和投机主义倾向此时抬头，简直是必然了。作为旁证，莫迪2019年推出《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公然排斥穆斯林，在所谓皿煮国家竟然如此“政治不正确”，那原因也只能是为了寻求国内最大公约数，图穷匕见，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最近，针对政府颁布的农业改革法案，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爆发，印度各农民联盟在全国33个地区组织了上百万农民参与道路封锁运动，一时间遍地“风景”。尽管这一运动不致失控，但由此也可以窥见印度社会的矛盾起爆点之多、整合难度之大。
此轮对峙发生至今，中印已举行了十次军长级会晤，我方一再要求印方“严格管束一线部队”，言下之意，似乎是印军前方行动的自由度偏大，贪功妄为的冒险性强。其实从这里也能透露出，印度政府对于军队的管控有局限，两者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两者在边界问题上或同步或抵牾的表现/表演，既有默契，也有错位，显现出强烈的投机性，而这也是印度的“传统”之一。
印度立国之初，便瞅着中国忙于抗美援朝、对于西藏控制能力有限的空子，不断向它尚未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1951年2月占达旺，至1954年，几乎完全侵夺麦线以南土地。
1959年3月，拉萨上层贵族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西藏随即动荡。3月22日，尼赫鲁迫于国内右翼压力，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提出了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1959-1961年中国正处三年困难时期，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更加放纵，1959年先后发生“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武装冲突由此开始。1960年初，印度政府提出“前进政策”，策划蚕食中国领土，并于1961年底、1962年初全线推进——战争由此而起。
对历史稍加回顾即知，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尽管国力、军力较之中国差距悬殊——印度自然深知这一点，但由于中国所面对的压力更加多元，西南方向并非战略重点，因此印度很懂得“择时”与“借力”，总在时机看似有利的形势下，持续“前进”，以求或者是实控领土或者是政治资本上有所收获，得手可获实利，失败则能推诿——这是印度对于策略中“灰色地带”的苦心运用。
此轮对峙的发生，也是在中国首先爆发疫情、美国对中国全面施压的背景下展开，印度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昭然若揭。
由上可知，由于印度在中印边界策略上的高度投机性，因此也就蕴含着强烈的不可控，危险性极大——毕竟中国的反应不是印度政客军方所能说了算的。
就1962年战争，我们常对尼赫鲁进行抨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本人到后来也是身不由己了。
尼赫鲁政府虽然在中印边界上挑起事端，以捞取政治资本，但其本人毕竟是政治家，还有“分寸感”，知道走到哪步见好就收，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他本来也承认中印中、西段界限从未划定，也主张避免扩大事态，但为此受到右翼反对党和宗教封建势力的攻击。在国内反华舆论甚嚣尘上和国大党内部批评的强大压力下，为了改变抱怨和不信任，重振持续下降的威望，尼赫鲁的态度日趋强硬。就在这种压力挟持下，印度不自量力地进入了1962，也算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了。
可见，由于印度内部结构的特点，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印度政治人物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的热浪所裹挟，自身的政策回旋余地不大，难以对外妥协，因此挑动边界问题，既是必要的政治工具，但如果火候把握不好，又极易为其所反噬。地位之高、功劳之大、威望之隆如尼赫鲁者，尚且翻车，何况其他？
如上所述，中印边界在印度政治议程里有着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对此，中国又该如何处置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边界问题在中印两国政治议程中的不同位置，也就是“不对称性”。
对于印度，这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抓手、凝聚社会共识的议题、党派斗争的说词、鼓动民粹的利器，存而不废，说来就来。
而对于中国，相对于西南边界争端，中国面临着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在与美博弈中达成新的国际格局平衡、获取更多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等等，哪一项都要优先于中印边界问题。
就以台湾问题而言，经过七十年的演化，已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和威胁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障碍。由大陆迁台的老一辈“外省人”渐趋凋零，其后代已然本土化，主客之争泯灭，与大陆的感情纽带已细若游丝。去年8月，岛内一个较为中立的民调机构访调，有48.4%的访民愿意上战场对抗大陆。现在80%以上的台湾人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中青一代已全面“台独”化。可以说，现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撕咬，只有“蓝”“绿”之争，没有“统”“独”之别，国民党要不是还想着立块招牌收些徒子徒孙以自养自肥的话，就政治主张而言，怕是早该跑到民进党堂口上香磕头拜大哥去了。我们常说，解决台湾问题，时间在我们这边，但那是就双方实力对比而言的，就人心认同来说，时间显然已经不在我们这一边了。而且如果我们关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可以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已经出现了各种松动，局势不容乐观。显然，台湾问题已到了“临界点”，容不得久拖不决了。
因此，中印边界问题在中国的通盘考虑中，不会列入第一档的清单中，只能是一个“次要课题”。在我看来，中国的策略大致如下。
一是直面这一问题的客观复杂性，做好长期斗争的心理与准备。
我曾在《中印之争的几点看法》中说过，中印边界争端的成因，非常复杂，是由古代东方政治体系向现代西方国家意识体系切换中带来的冲突与再造，是非曲直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除了历史的重重积账，上文我也提到了，就目前而言，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且均为拥核国家，战争选项已变得异常危险，以往通过一场“有限战争”来彻底解决的方式，在核威慑下陡然鸡肋，因为在关乎领土这一核心利益中，“有限战争”滑向“核战争”的刹车装置是异常脆弱的，风险巨大，任谁也不敢轻启。
因此，既然短期内无法解决，那就对这一问题采取大体维持现状为宜，只要能稳定住西南方向，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战略胜利。
边界问题既然作为一个长期存在，那就索性将其用作战略抓手，发挥其在中印博弈中的作用。
由于地形差异、战力差距、战略方向不同等因素，中印在边界地区的军力部署相差悬殊。
作为印军的重要战略方向，在“保东、稳中、夺西”的战略指导下，印度将全军20%的兵力部署在中印边境，3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部署在战略纵深地带。其大量的山地部队均以中国为假想敌来建设。而中国在此方向的兵力部署远不及对方。换个角度来看，那就是中国以较少的投入牵制住了印度的大量资源，滞缓了印度的发展。
此外，除了传统的西北巴基斯坦外，印度的其他受力方向上也有了新的动向。
2020年5月，印度和尼泊尔边界争议问题升温，尼泊尔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355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正式列入版图，并派兵前往某些争议地区设立哨所。对于一个身处兵家死地、长期仰人鼻息的小国而言（三面为印度包围，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这一举动确实不同寻常。
1963年7月，中尼公路破土动工，并于1967年建成；
1969年，尼泊尔要求印度撤走自1953年以来就派驻加德满都陆军总部的印度军事代表团和北部边境哨所的军事人员；
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展开了一次“历史性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把10年前建立的“中尼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0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铁路局与尼泊尔基础设施与交通部召开中尼铁路合作第六次工作会议，讨论中尼铁路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技术交流及人才培训等铁路领域合作事宜交换意见。
好吧，大国布局，草绳灰线，伏脉千里，无声胜有声，种子开始发芽了。
三是不激化边界问题，利用其大国心理，尽量防止印度完全倒向敌对势力。
在中国布局对印度进行围堵牵制的同时，印度其实也在参与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近年来，美印日澳加速走近，动作不断，意图昭然。因此，作为地缘环境最为恶劣的大国，中国在极力避免四面受敌，印度即使不能成为“友”，但也绝不能树为“敌”，而中印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边界问题。将这一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尽量弱化“冻结”，少刺激双方的神经，对于两国而言，都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中印博弈，源自于两国的大国雄心。就印度而言，其“印度梦”固然导致与中国的对抗与敌视，但凡事两面看，这种抱负也使得印度不甘于做其他大国的附庸与跟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边站，因为印度的心理就是：嫁什么豪门，我就是豪门！这种自视甚高，使得中国对其政策有了回旋的空间。中国要利用其心理，稳住对方，至少不要将其彻底推入敌对的阵营，这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
1962年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迫于国内压力，向美英呼吁军事支持，西方立即做出回应，派运输机和军用飞机向印运送武器，美国还答应提供价值6000亿美元的紧紧军事援助。同时，苏联应印度之请，也给予了大量军援，比如售卖12架米格-21战斗机、提供大量直升机和边境筑路的机械设备等。美苏都想借此将印度拉入自己的阵营，但尼赫鲁并未再向前走，依然宣布不结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策和美国的核试验，印度继续批评谴责。
又啰嗦了许久，说了些看似理性的想法。但码字过程中，脑海间始终萦绕着几位烈士的形象，心情依然沉重。
前几天，读王鼎钧先生的《度有涯日记》，看到一段话：
应征散文最忌像钱钟书、周作人那样罗列许多典故，学问多了，性情就少了。
聊中印关系、边界冲突，我当然想以理性为经，客观为纬，但我们终究身为中国人，理性再多再充溢，也不应减损分毫性情，千秋怀念。
以伫立在阿拉曼墓地的那块墓碑碑文作结，以表达我的无限哀思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