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老是读不懂中国，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欧洲中心论的这种视角，所以很难读懂中国。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在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
大家可能记得，2016年的时候，德国时任总统高克到上海到同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原来是东德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他在这个演讲中就影射中国有点像东德。
1989年秋天，高克在德国罗斯托克集会活动上演讲：“先自由、再统一”
实际上这种心态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都有，我接触过太多了，他们把中国看作是“放大的东德”，等着一场颜色革命。那么我经常跟他们讲，中国和东德是很不一样的，至少有几个差别。
第一，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我们现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亿多，东德非常封闭。而且中国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第二，很多西方人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喻成东德和西德的关系，认为台湾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他们以为大陆人羡慕台湾，甚至会像当年东德人那样涌向西德。
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了解，大陆与台湾关系正好相反。
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的话，那么今天用脚投票的实际上是台湾人。
我估计在上海或者把上海周边地区也算进去的“大上海地区”，大概有50万台湾同胞，在整个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现在怎么估计都超过200万，而台湾整个人口才2300万，低于上海。
所以坦率讲，我们是不想把各种问题都政治化，没有多少意义，但西方人特别喜欢把问题政治化，只好奉陪。
我自己对台湾前景做过很多预测，其中有一个预测就是台湾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民主化之后，会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帮助的话，将到绝望。我觉得过去20多年，台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大的态势。
第三，西方理解的偏差就是对中国国家特质的理解，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话题：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崛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这个观点我正式提出是在8年前，当时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大概译成的外文文本也将近有十种，海内外总体反应不错。我想这至少说明很多人对“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要么是认同，要么是饶有兴趣，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进一步展开，谈一谈我对这些观点的一个分析。
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呢？“文明型国家”指的是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叠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她这个特质决定她和其他国家和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讲，这种特质有点像基因一样的，基本上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
我们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但除了中国，另外三个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血缘，不是同一个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后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而中国人是在自己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我们的文化一以贯之没有中断。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我想帮助大家先了解另外一个概念，就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几乎就等同于“现代国家”。它包含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比方说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主权平等、民族认同、服兵役制、清晰划分的边界、国歌、国旗、国徽等等，现代国家这些标志性的东西，民族国家都有。
但是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个意识往往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构的。比方说，新加坡它是1965年独立的。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就说，当时新加坡的主要的人群，一个是华人，一个是马来人，还有少部分印度人。他说华人当时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或者马来亚人，所以他当时非常有意识地推动新加坡民族意识的建构，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历史上，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是宗教国家，或者叫家族国家，例如哈布斯堡，所以互相之间是无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最终是到了17世纪初的30年宗教战争，使日耳曼人口几乎消失了四分之一，然后1648年签署了很有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建构的进程，但是真的这个进程比较快的发展是在18到19世纪。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兴起，然后“民族国家”也随之而兴起了。
1648年，欧洲国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欧洲最早形成“民族国家”的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又统一了军队，以此推动法兰西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形成非常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所以很快就击败了普鲁士，也就是德国统一之前的“一盘散沙”的300多个日耳曼小的邦国。
接下来铁血宰相俾斯麦又远交近攻，推动德意志的统一与“民族国家”的建立，随之德国也迅速发展。在亚洲，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形成了“民族国家”，加入了欧洲列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当时还是一盘散沙的传统国家中国。
中国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因为传统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然后知书达理的乡绅来协调解决村里的事务，家族间的矛盾。
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特别大，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往往也没有多少现代国家管理的手段，所以比较多地依赖道德说教等等来进行统治。
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实际上中国是被打败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也割让了土地，但这割让的土地是中国比较边缘的不毛之地。
真的给中国人带来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个被中国人过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后，1895年5月严复第一次专门写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后全国朝野上上下下开始喊出“保国、保种”。然后严复又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1902年，梁启超先生第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是我们境内所有民族从过去千百年历史中演变形成的，是一种大融合的结果，是融为一家的，是多元混合的。然后他对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进行了批评，他觉得这个有一种大汉族的含义，后来孙中山他们也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观点。
梁启超当时说了很多次，传统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就只知道朝廷，不知道有国家。中央政府手中也没有什么现代军队，没有现代的财政，老百姓也没有国家的概念。
所以当时你看日本人对中国的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是四分五裂的、内乱不息的、一大批的自治的部落，上面有一个空的“中国”，像个帽子一样戴着，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中国”这个概念，实际上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朝代的概念，是邦国、家室的一种总称。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一姓之天下”，而不是“万姓之天下”。
费孝通（上图）先生也讲过：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民族意识，从而走向民族自觉，大家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一个共同体。
所以当时大家回想一下，甲午战争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感觉是个“朝廷的战争”，甚至有人称它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到抗战时候就不一样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老百姓的不只是沉重的灾难，而且是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喊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时候，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形成了。
朱自清当时也描述过自己的心情，“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这个睡狮果然醒过来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
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国土，一扫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就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号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在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胜利后，我们彭德怀元帅说的一句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一个觉醒的、高度团结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了。
我上次跟大家谈过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但是被英国打败了，实际上就是因为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高度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其他这些现代国家具备的能力，而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式的一个传统国家，国家意识非常弱。
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就可以成建制地消灭英国军队，所以不一样了，背后是大的背景的变化。
谈到现代国家建构，黄仁宇从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把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分成几个时间段。
他把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时期一直到1949年之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看作一个国家建构的整体。他认为，民国时期初步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包括各种现代政府的机构设置，但这个结构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因此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通过组织农民运动，支援前线，土改，扫盲，实际上是重塑了中国的“底层结构”。所以哪怕今天你到中国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你到贵州的山区扶贫，通过“数目字管理”，给这个农户、贫困户一个银行卡，上面有卡号，现在手机还绑定，政府可以把钱直接打到这个卡号上。
这个能力是不容易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它的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把这个治理落实到最基层。像非洲国家艾滋病非常厉害，但是政府想把这个药发到底层发不到的。我只是说现代国家组织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结构”的建设。
黄仁宇还提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为中国重建了“中层结构”，也就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相配套的司法、监察、税收、物流等等系统，一个支撑体系。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说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经济、统一的教育、统一的国防、统一的外交、统一的金融，还有货币、税收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必备的。
但是我想指出，我们的国家又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并没有随着就是现代国家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而且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可能这些元素得到更好的发挥。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再简单谈一谈的“文明型国家”。
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三位学者。
一位是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他认为中国是不大可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包括现代的法治、现代的国防、现代经济等等，我们很多“公知”现在也是这样的观点。
他把中国称为“文明国家”，他表示这两个名词是个相同的概念。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说是中国是“佯装成现代国家的一个文明”，也就是说本质上你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你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国家。所以他这话是带有贬义的。
第二位学者就是马丁·雅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中国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他在2009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个书名坦率说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但是他本人也讲过，出版商坚持要用这个名，这样才能卖好，“标题党”（笑）。
他和白鲁恂不一样之处在于，他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中性的正面的阐述，所以他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会改变整个世界。现在看来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马丁·雅克也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国家”和这个“传统文明”这两个特性之间，可能有某种张力、某种冲突，比方说，他认为中国可能在今后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他还说中国人实际上有一种“种族感”，这可能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某种挑战。
第三个学者就是我自己。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研究后得出的非常慎重的结论。但是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所以她确实融合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我上次也简单提到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向上的民族，她要改变命运；这个民族最平和；这些特质带来今天中国的崛起。
中国也接受了现代国家一些基本的理念，像主权平等，像人权，所以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国家”，英文我把它翻译成civilizational state，这和civilization-state是不一样的，civilization-state是两个平起平坐的概念，civilizational是一个形容词，“文明型的”，修饰“现代国家”。所以说我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比白鲁恂的“文明国家”概念要积极的多。
我基本的看法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她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亦步亦趋；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够对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创性的贡献。
我多次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理会英语的偏好；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
而更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出现了，即汉语可能会逐步地影响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孙子兵法》当然已经是影响，而且继续会影响西方的军事思想；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我真是认为美国可以借鉴不少，但是它有点困难。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演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老是误读中国？因为西方总是基于自己有限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话语来解读中国，如“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历史终结论”。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所谓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到西方民主制度。在这个概念下，历史发展是单线条的，发展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就终结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来非常荒谬的。
文明型国家崛起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首先，历史上，我们是长期领先西方的，这个领先有其重要的原因，我把它称为原因一。后来18世纪开始就落后了，这个落后有深刻的教训，但通过过去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又赶上来了，某些方面还超越了，这个赶超的成功也有它的原因，我称为原因二。这个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比方历史上，我们是民本主义的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府要做事情，首先就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所以西方今天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无论在西方本身，还是在非西方国家，（都体现在）政治机器空转，不落实到改善民生，所以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界、在西方界都开始走下坡。
这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哲学观。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单线发展的哲学观，我代表最好的制度，然后你就发展到我这个制度，最后你就变得很好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各种模式都存在，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甚至有时候是互相打架的。
但即使你这模式过去很好，但是骄傲使人落后，如果你真的得意自满，也可能落后被人家赶上了。所以它的历史竞争是复合式的、多线条的、动态的。
下周我还想谈文明型国家的“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觉得这个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最精彩的地方，会震撼整个世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