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将改变以欧美为主导的单维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个新的强国全面现代化路径。
文丨尚前名
采访丨胡梅娟 李亚飞 徐欧露 扈永顺 魏雨虹 刘苗苗 张程程 陈燕 刘娟 张康喆 屈辰 皇甫平丽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1年3月2日，原标题为《瞭望两会丨走向强国，中国这样布局》，原文刊于《瞭望》2021年第9期。
2021年1月30日，福建福清。
在中国利用核动力发出第一度电的50多年后，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行。
作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其成功问世标志着中国打破了国外核电技术垄断，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并逐步由核电大国走向核电强国。
“我国核电发展的一个灵魂性思想，就是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说，“对于关键核心技术，我们都一件件进行了突破，没有‘卡脖子’问题。”
“没有‘卡脖子’问题”——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强国”的核心，就是具有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意图的能力。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不足4000亿元，到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12年突破50万亿元，再到如今突破百万亿元，短短四十余年，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站在新起点，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踏上了实现强起来的新征程：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超10亿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先例。更何况中国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都意味着中国要“变强”，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前所未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一系列部署，勾勒出中国“由富变强”的清晰路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将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表示，更具意义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将改变以欧美为主导的单维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个新的现代化路径。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的中国散裂中子源（2019年7月24日摄）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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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科技自立自强
清晨，贵州平塘大窝凼。望远镜偌大的反射面从茫茫宇宙中抓取的射电信号数据，源源不断传输到100多公里之外的贵阳天文大数据基地。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自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以来，已发现279颗脉冲星，是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2倍多；多次捕捉到极罕见的快速射电暴爆发；参与揭示的一种快速射电暴起源机制入选《自然》杂志十大科学发现……
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努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中国天眼”的建设正是当下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总体上是一种追赶模式，很多创新以跟踪模仿为主。
“这种发展模式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技术差距，有可以模仿参照的对象；其二，更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发达国家也愿意向我们输出一些非战略性技术和产品。”采访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谈到，但当后发国家的技术快速进步、接近世界前沿的时候，一方面在很多领域开始步入“无人区”，没有合适的对象可以模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地位，不愿继续转让先进技术，甚至会通过各种手段遏制后发国家的快速追赶。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夯实基础研究
在科研领域，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只有夯实基础研究，才能为科技的持续突破备足后劲。
长期的模仿式创新，导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原创能力较为缺乏已成为阻碍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突出短板。
在2020年9月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深刻剖析：“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针对顽疾，需对症下药。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十三五”期间，我国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实施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与此同时，国家还支持北京、上海等地建设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并围绕量子科学、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纳米科技等重点领域部署一批基础性研究项目。
今年，我国还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有分析认为，这是支撑我国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实现我国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其次，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从2015年的716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335.6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6.9%，大大高于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增幅。但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仅为6.0%，发达国家为15%～25%，差距不小。
专家们表示，一方面我国应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力实现对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精准支持，确保各项支持政策落实落细，积极发挥政府投入对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引导和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要拓宽经费投入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增加研发经费投入，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创多元化投入新局面。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五年，我国部署建设了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国之重器，支持建设了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31个国家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库，98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些基础设施对于提高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建议》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组建若干国家实验室，优化调整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新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命门所在。近年来不时遭遇的“卡脖子”现象，说明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关键核心技术，处于科技链、产业链顶端，攻关难度大。而且往往涉及不同学科和领域，单靠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企业难以完成，需要聚集不同领域的优质资源攻关。
“挑战越大，越要发挥制度保障优势。”眭纪刚谈到，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驱动这两者发挥出各自优势并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使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如何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眭纪刚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明确新型举国体制的范围。应该是事关国家安全、长远目标的重大领域，包括战略性科技创新项目或工程，而不是取代那些适宜分散式资源配置的科技创新项目。
实现创新治理范式的转变。政府从唯一管理者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转变，从资源管理为主向多手段治理转变。在战略领域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家、科学家、公众良性互动，国家与企业、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的创新模式，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的结合。
构建合理的创新组织体系。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稳定支持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科研团队。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
建立高效的创新运行机制。借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验，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统筹机制，以及多元融资机制；在项目攻关中探索高效研发组织机制、完善责任机制；在事中和事后建立合理绩效评价机制；建立与国际规则和市场机制接轨的政府采购政策等。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16921.8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重达76.4%。当年共有507家中国企业入围国际组织认定的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集中表现在基础研发投入不够、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激励企业创新的机制还不健全等方面。
《建议》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如何实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张赤东谈到，首先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克制政府越位，弥补政府缺位，理顺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其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证自主创新有效实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再次，改革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让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没有“后顾之忧”。
最后，给予民营企业以国民企业待遇，鼓励民营企业更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与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提升民营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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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创新人才红利
“创新制胜，高质量发展，关键靠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谈到，当中国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人才成为发展的第一资源。充分激发释放人才红利，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要从数量、规模优先转向质量、水平优先。
加大拔尖人才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少年班到自主招生，再到拔尖计划，我国依托基础学科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道路上孜孜以求。教育部数据显示，拔尖计划1.0实施以来，已累计培养学生1万余名，毕业的6647名学生中有98%继续攻读研究生，32%进入世界前50名的学科深造，逐步呈现出成为未来科学领军人才的潜质。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布局。
布局一：启动实施拔尖计划2.0。
2018年，教育部会同科技部等六部门启动实施拔尖计划2.0。拟在基础理科、基础文科、基础医科领域建设一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目前已分两批遴选出199个基地。
布局二：2020年起，取消高校自主招生，实行“强基计划”。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及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完善人才评价体系
创新驱动源于人才驱动，人才评价标准的科学至关重要。《建议》强调，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目前，在创新领域，评价行政色彩过浓、评价手段单一、评价分类不足、“四唯”评价问题突出。
传统跟随式发展、计划式管理、模仿型科研道路下的科研评价、创新评价和人才评价范式，引导了大量“从1到10”的模仿性创新，没有有效激发大量从“0到1”原创性创新的产生。
孙锐表示，在国家战略实现进阶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计划式的、程式化的人才评价方式已经难以适合新时代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实践要求。
2016年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以来，我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与传统评价制度相比，其重大进步在于针对基础、应用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不同门类人才等给出不同的人才评价导向，深化了“分层分类”的专业化评价。
在孙锐看来，当前人才评价中的“四唯”问题，还是由于“分层分类”人才评价落实得不够，人才评价标准决定机制有偏差，人才评价柔性不足；一些部门和单位还习惯于传统的简单化、“一刀切”评价，以“数成果数量”的间接评价来代替直接评价等。
他强调，要深入推进分层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专业组织和用人单位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分类建立符合不同人才成长规律和职业专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
健全任务实施与人才选拔机制 实现人尽其才
只需要3秒，人工智能就能根据受检者CT影像完成定量分析，并给出新冠肺炎的辅助诊断结果。疫情期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依图科技合作开发的“胸部CT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智能评价系统”，部署在几十家定点收治机构。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揭榜招标落地的诸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之一。
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更要选拔出人才委以重任。揭榜挂帅，本质上就是瞄准关键核心技术进行重点攻关，打破身份、学历、年龄等限制，建立一套选贤任能、让能者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
2018年，工信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希望通过“揭榜挂帅”方式，从众多人工智能创新活跃的主体中，遴选一批创新能力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单位。随后，云天励飞、旷视、驭势科技等一众AI领域的创新型民企，都拿下了“国字号”任务。
从“揭榜挂帅”“军令状”“里程碑式考核”，到“悬赏制”“赛马制”，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调整重大科技任务的组织实施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其核心是以市场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现人尽其才。
孙锐建议，建立国家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方法统筹体制内外人才工作。夯实人才大数据统计基础构架，建立人才资源市场供求监测体系，构建社会化第三方权威性人才档案信息存取制度。要更好地发挥专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在人才工作中的作用，用市场化手段充分挖掘和对接人才创新创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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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何还会受制于人？从中国汽车行业不久前所发生的一些新闻中，可以找到线索。
去年12月初，一则关于国内车企因遭遇“芯片荒”致使生产受到影响的消息，引发关注。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能让国内多家车企同时“吃瘪”，不免让人心里发怵：原来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有时候竟然如此“虚弱”。
“新四化”浪潮兴起，芯片在汽车制造业中的重要性愈发明显。有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车载MCU（微控制单元，汽车最主要的功能芯片）安装量超过25亿颗。市场主要被英飞凌等国外五大供应商占据，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10%，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很脆弱。
问题在于，类似局面在我国不少产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
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谈到，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在大多数工业品中，可以生产出非常先进的产品。但其中很多产品只是组装和系统集成，需要依赖国外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也就是说，我国生产‘先进产品’的供应链并不先进，还存在很多短板、缺失和弱项”。
打赢从“产品现代化”到“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
补短板：在危机中保持淡定
在这场汽车芯片危机中，也有车企比较“淡定”，比如比亚迪。其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生产的IGBT芯片除自用外，还有外销，没有“卡脖子”的问题。
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自研核心技术。早在2005年，比亚迪就组建团队进入MCU领域，2009年推出第一代IGBT技术，并持续布局深耕。目前，比亚迪成为我国唯一掌握了材料研发、芯片设计、晶圆制造、模块设计与制造以及整车应用的IGBT全产业链的车企。
“补齐短板，增强自主可控能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首要任务。”许召元说，特别是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如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卡脖子”，可以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窒息”。
“‘卡脖子’痛，痛在产业，根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谈到，我国产业链现代化面临的最大短板，就是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基础能力低。
以“工业四基”为例，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我国期望在2016年到2020年有所突破的产业基础就有287项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268项关键基础原材料、81项先进基础工艺、46项行业技术基础，合计高达682项。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我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战场。”许召元认为，这一过程要把握好三个方面，即以企业为主体、应用牵引和新型举国体制。
他认为，首先，产业基础再造不是重大理论创新、不是科学攻关，更多是技术突破，而企业是技术应用和创新的主体，因此各种政策必须坚持有利于发挥企业提升产业基础的能力和积极性，激发企业的主体作用。
其次，产业基础能力的突破和提升，需要产品有实际应用的机会，在应用中不断发现问题、迭代提升，必须始终坚持应用牵引，不能是“样品工程”。
最后，产业基础再造还要根据当前我国研发创新力量较为分散的现实，有意识地通过政策牵引，将相关研发力量向重点企业引导和聚集，发挥各方的创新合力，否则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源，短期内很难实现产业基础再造的目标。
锻长板：形成优势与拳头
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路径有二。其一，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发展。
统一陶瓷是山东淄博建陶行业龙头企业，一度面临着能耗高、污染重、低质化竞争严重等行业通病。针对企业痛点，海尔卡奥斯上线建陶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子平台，一端连接建陶用户，一端连接建陶行业上下游各资源方，推动企业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型。通过平台赋能，统一陶瓷收入提升30%，利润提高32%，效率增长35%，库存下降30%。
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平台与成果，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我国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
根据工信部数据，目前中国已建成具有较强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70个，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达4000万台（套）。
“我国不少企业在发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上云上平台等方面具有和全球同步甚至领先的经验，但目前仍面临两个主要矛盾。”许召元谈到，一是技术仍然不够成熟，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往往需要一企一策，而我国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的服务企业的能力仍然不足。二是企业的改造升级需求和企业能力存在矛盾，不少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薄弱，难以提供足够资金和资源用于改造升级。在这两方面，需要更好发挥政策支持作用。
其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现代史表明，全球每一次科技突破均会催生大量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国家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多是因为充分挖掘和发挥了新兴技术的作用，培育和发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议》提出“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指明了“十四五”时期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向和重点领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谈到，上述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大量新技术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领域同国外“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我国能够以更快速度构筑新技术体系，弯道超车、跨越发展，就能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高科技的战略遏制与封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目标。“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9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5%。业内预计，未来五年，这一比重将达到20%左右。
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也面临较大风险。相对于成熟的传统产业，技术路线具有不确定性，适合产业发展和产品应用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对人才、数据等要素需求较高。
许召元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果显著，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未来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一是做好审慎包容监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不能一开始监管过于严格，给产业发展留下探索、完善、改进甚至试错的空间；二是有智慧地集中政府支持力量，防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还要防止钻政策漏洞、骗补等道德风险；三是提高监管水平，监管部门要有较强的总结、研究和预判的能力，及时完善政策，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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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国内市场
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很大。
从消费看，尽管由于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但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高达39.19万亿元。
从投资看，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89万亿元。
从市场主体看，2020年底，我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约1.25亿户。
从进口规模看，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14.23万亿元。
……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所在，在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须更多转向依赖内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将自身发展主要寄希望于外部，既不安全，也不现实。
打破梗阻 畅通循环
当下，影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的最大阻碍是什么？答案是四个字：循环不畅。
“正像气血通畅决定人的健康和寿命一样，经济循环通常决定着经济的健康和发展能力。”韩保江表示，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汇集而成的超强国内需求和超大国内市场相比，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供需梗阻”，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循环畅通，进而损害中国经济效率，衰竭经济发展动力。
对症下药，首先要厘清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畅通循环的“断点”“堵点”及其原因。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此一一进行了梳理：
生产环节的痛点、堵点主要是技术供给不足，部分高科技领域受制于人。
分配环节的堵点主要是居民收入，一方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一定程度上会拉低总需求，进而影响总供给。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造成经济二元结构突出，城乡之间差距过大。
流通环节的堵点主要是资本、土地、人才、技术、信息、数据等要素在市场上流通不畅。此外，物流成本过高。
消费环节的一大堵点，是经济运行存在“脱实向虚”的现象，有大量资金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空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长时间缺血，而且还推高房价，不利于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找准病灶，即可开出药方——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韩保江分析谈到，讲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要求，不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最大限度地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讲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以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
“要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的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黄群慧提醒，去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具体措施加以落实。
破除障碍 刺激消费
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我国GDP的比重（消费率）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也高于2011～2019年53.4%的平均消费率，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自2015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却持续放缓。
从消费率看，54.3%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消费率较低，意味着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较低，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有很大潜力。
如何将潜力变成现实？专家们表示，一是通过稳定促进就业、完善社保、加大转移性支付、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稳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二是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体系，有效制止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三是培育新型消费。疫情防控期间，直播带货、线上团购、云旅游、远程医疗等线上新型消费方式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下消费的不足，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专家建议，要顺势而为，大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支持养老、健康、家政、文旅、教育等服务消费提档升级，积极发展中高端移动通讯终端，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信息产品，促进信息消费更新升级，培育发展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精准施策 扩大投资
投资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前进的重要动力。采访中，专家们提到，未来拓展投资空间，重在“有效”二字，关键要解决好两大问题。
其一，选准投资领域。
投资虽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把握不当，也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因此，应善于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今年我国将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此前的一番表示，事实上为扩大有效投资指明了方向。
在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方面，我国将从构建创新体系入手，在自主安全产业链供应链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现代种业提升、黑土地保护等领域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以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在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方面，我国将着力挖掘新兴消费潜力，围绕“两新一重”扩大有效投资，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实施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水调水等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其二，创新投资方式。
“要推进重大项目投融资模式创新，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促进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吴亚平谈到，要运用好国家有关PPP、政府专项债、企业债券、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政策工具，不断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促进投融资方式多样化，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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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外部循环
2月15日，欧盟统计局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2020年，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中欧合作的脚步却不断加快：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创新高，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中欧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中欧贸易在特殊时期逆势上扬，进一步彰显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有分析如此评价。
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分析所言，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大循环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即使转向国内大循环，也不会脱离国际大循环。
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来说，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也要求中国不仅要继续加入国际大循环，而且还要进一步推动国际大循环。
但对中国而言，外循环的内涵却变了。
“如果说中国过去多年走的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道路，那未来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道路，要义就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表示。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贡献早已有目共睹，而随着内需市场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红利，在可预见的未来，凭借着巨大的人口规模、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中国将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存在——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当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在中国制造”和“为中国制造”、“卖全球”和“买全球”同步发生，中国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外部循环似乎水到渠成。
将中国市场打造成世界市场
将时间回拨至去年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虽然遭受疫情冲击，中国市场的魅力丝毫未减。按一年计，此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金额726.2亿美元，再创新高。
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厂商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正在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将促进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
从不断降低关税总水平到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从拓展进口市场到扩大进口品类……近年来，中国在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方面动作频频。去年11月，商务部等9部门又共同作出决定，在全国设立10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希望用三至五年时间，培育一批监管制度创新、服务功能齐全、交易模式灵活的进口示范区，推动中国进口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采访中，专家们表示，积极扩大进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性作用。一方面，积极扩大消费品进口有利于激发消费潜力和活力，进而加快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推动国内外市场更好地联通和相互促进。
从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来看，在“中国出口”之后，“中国进口”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进口研究中心主任魏浩曾做过测算，在2002～2007年期间，中国进口对世界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0.7%。但在2012～2017年期间，中国进口对世界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达22.5%。
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升级规模、范围的扩大，中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规模将日益增多。
未来10年，预计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超过22万亿美元。随着广阔的内需市场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中国市场”正一步步成为“世界市场”。在疫情冲击长期持续的大背景下，这一变化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以制度创新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自贸试验区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的综合性试验区域。自2013年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7年间历经6次扩容，如今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已达21个，形成了“沿海成片、内陆连线”的新格局。
如今的全球化，是要素分工的全球化。从生产上看，产业链、产品链转变为供应链、价值链，产品的生产环节分配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过程需要多国生产要素共同、即时、标准化的参与，需要高效率的无缝对接。这就要求各国在国内经济规则制度上实现兼容和一致。
对中国而言，打造高效的外部循环，须使国内经济制度安排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相一致，包括持续完善外资管理体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
而制度创新，正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
发布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建立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创立首个自由贸易账户，率先实现“证照分离”……目前，各自贸试验区累计已形成数百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从此意义而言，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新高地，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试验田。未来中国还将进一步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深入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月26日，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实现了中新自贸关系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通过搭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并在市场层面上形成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通畅，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循环畅通。
因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重塑外部循环的重要途径。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晋京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型，“一带一路”骨架已经建成，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可主要着眼于四个层次：
首先，完善项目发展机制。一方面要重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规管理，另一方面是严防海外合规风险。
其次，健全融资机制。资金来源方面，用好国内资金的同时加强国际资金利用；资金性质方面，用好政府资金的同时加强社会资本参与；融资结构方面，用好间接融资的同时加强直接融资投入；融资币种方面，用好外币融资的同时加强本币融资发展；金融科技方面，发挥金融科技在推动沿线国家金融产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构建纠纷解决机制。在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灵活运用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推行“以发展促规则”或“边发展边规则”的争端解决模式。
最后，强化风险管理机制。第一，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法规建设，鼓励对沿线国家信保业务创新；第二，完善海外投资法规建设，提高出口信保海外投资险的追偿能力；第三，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保险机构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水平。
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新突破
2020年11月15日，涵盖15个成员国的RCEP正式签署。协定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内容。
RCEP的签署意味着全球最大自贸区正式诞生，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将进入新阶段，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实行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有分析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签署RCEP，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将有力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有利于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有利于促进市场开放；二是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及解决贸易争端，促进全球经济向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三是将促进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
“RCEP给‘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制性合作平台，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破除外部市场的障碍和壁垒。”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谈到，此外，RCEP还对“双循环”起到非常重要的牵引作用，包括人才、资源、能源、资本等，能够在整个大市场中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
在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类似于RCEP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中国链接外部经济循环的重要方式。RCEP签署后，我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达到19个，自贸伙伴达到26个。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有新突破，将有助于我国通过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不断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