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众所周知，《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康泽何许人也，竟然在如此重要的著作中被提及，并且与末代皇帝溥仪相提并论？
1948年7月1日，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正在襄阳城内兴高采烈地过他44岁生日，酒池肉林，宾客盈门；当地名伶献演祝寿节目，一派热闹辉煌。突然，主管情报的少将处长董益三快步进来，在康泽耳边说：“报告司令官，刚才接到老河口的电话，解放军的部队已向我进攻，战事极为猛烈，请司令官速派队增援。”虽然战事有点让康泽的寿宴扫兴，但他并不担忧，因为蒋介石派他来襄阳，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共党的桐柏军区、陕南军区，钳制大别山，现在共军不过就是两个军区的地方武装，“送上门来”，不是正好吗？
他完全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后，他就成了“送上门来”的解放军的俘虏！
康泽，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到苏联学习过，与蒋经国是同学，后来成为黄埔系的代表人物，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力行社—复兴社—三青团，可谓烜赫一时。1931年，康泽报蒋介石批准成立了所谓的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红军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和苏区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任意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讯和杀人，极力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康泽的别动总队都算不清杀了多少党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我党和江西苏区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由于康泽屡建“殊勋”，所以经常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深得宠信。康泽也因此和戴笠二人并称为国民党的“康戴二公”。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发起襄樊战役前就说：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现在东北、华东打得热闹，我们乘隙打击襄樊的敌人，等于是“在双方主力队员互相牵制中，我以一人乘机钻空投篮。”
不过，1948年的康泽，已经很难说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失宠”了。失宠的原因，是权力膨胀。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都明白，这时蒋介石要把三青团交给蒋经国，康泽还不识时务，直到蒋介石怒斥他“把持青年团造反”，才灰溜溜被安排“出国考察”。出国容易回国难，老蒋不让他回来，直到一年多之后，1947年他借口参加六届三中全会（他仍是中执委员），先斩后奏，“赖”着回来。这一届会议上，他更是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
貌似职务还在上升，不过年底时，传来一个意外的指令：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驻襄阳。康泽虽然是黄埔毕业生，但二十来年并没有前线掌军、战斗的经历，并且当时的形势，大家都看在眼里。康泽回忆说，会议上蒋介石致开幕词，又提到“三个月内剿灭共军主力”，台下有人就嘟囔：“又是三个月。”坐在康泽前两排的关麟征递来一张纸条：“完全是在说假话，吹牛！”
军令难违，康泽虽一拖再拖，也得到襄阳上任。走之前，他去拜会张治中，没想到张治中一席话，说得康泽透心凉。张治中说：让你们去绥靖区，是我的主意，我向他（蒋介石）建议，“现在共产党闹得很厉害，像贺衷寒、康泽这些人，一个划一块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去和共产党斗，免得他们在南京发牢骚。”
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康泽到襄阳，从一开始就是上下离心。蒋介石一再催促康泽到任，当面向康泽许诺：60旅、203师，还有85师和20师，都可以调到襄阳归你指挥。康泽来到国防部三厅，得到的回复却是：命令可以下，但这些部队一时都到不了。“我听他（国防部）这么一说，心中冷了一半。”
襄阳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金庸笔下的射雕大侠郭靖夫妇，死守襄阳，双双战死。武侠小说是虚构的，事实是，宋末官吏吕文焕等，在这里抗元长达6年。关公水淹七军，就是在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襄阳三面汉江环绕，南、西有山峰作为屏障，易守难攻。
守襄阳的部队，主要是川军。康泽于是要来了“川军第一战神”——郭勋祺。这个郭勋祺可是大大有名，他曾是刘伯承的部下，当过陈毅的上级，救过陈毅。遵义会议后第一战：土城战役，红军就是败在郭勋祺手上，只得四渡赤水，绕道云南、川西，才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康泽一行，磨磨蹭蹭到了武汉，借口通信器材和武器装备不齐，又拖了几个月，直到1948年2月1日，康泽、郭勋祺等长官才乘飞机来到襄阳。
康泽对手——中原野战军和桐柏军区，决心来一个“钻空投篮”，教练员刘伯承；“投手”正是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1948年6月，解放军向襄樊进发，展开了战役第一阶段：打下襄阳西北的老河口和谷城。这一仗难度不高，要点是截住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不让他们跑回襄阳去增强襄阳的防守。7月2日战斗开始，3号就告结束。穿插到谷城以南断敌退路的陕南十二旅立下头功。
襄阳城内的康泽，对于老河口防守本来就没有信心，因为老河口的104旅“全是新兵，逃亡甚大，战斗力是说不上的。”当初他来到襄阳时，手上三个旅，最能打的，当属整编23旅，不料才一个多月，这个旅就被调走了。康泽绝望之中，赶紧要求说好的163旅从河南调回襄阳，这才有了点底气。守住襄阳，康泽的信心来自地利：历史上打襄阳城，都是从南边打下虎头山，俯瞰城垣而得手，现在南山拥有大量的碉楼、地堡、交通沟，解放军只有4门山炮，有一门还是坏的，拿这些工事无可奈何。
可惜，他面对的不只是王宏坤，参加襄樊战役的主力，是六纵，司令员乃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有人说王近山是《亮剑》李云龙原型，网上他的铁粉无数。这不稀奇。最有说服力的是，王近山的老上级王宏坤，有一次向刘邓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让王近山当十纵司令员，自己给他当政委。理由，就是王近山能打。王宏坤竟然甘愿让贤，我觉得这是对王近山最大的推崇和肯定！
面对襄阳，王宏坤与王近山独辟蹊径，不去进攻南面的虎头山，而是瞄准了西面一条狭窄的走廊。一场“刀劈三关”的好戏即将上演！
六纵进攻的路线，就是从汉水和琵琶山、真武之间，直插襄阳西门。“强将手下无弱兵”，王近山手下“六纵三虎”——116旅尤太忠、117旅李德生、118旅肖永银，个个剽悍无比！这个任务交给谁呢？王近山故意问三位旅长：“谁打主攻？”李德生马上站起来说：“十七旅打主攻！”王近山示意另外二位旅长不要“抢”，十七旅负责打开西门，十六旅冲入城中扩大战果，十八旅去攻东门。其实，王近山早就想好了把攻坚任务交给李德生：“李德生善于攻坚，让他自己主动请战，自己站出来要求的，自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拼了老命也要完成任务。”
战争是残酷的。国民党军占据地利，还有武器优势。攻城拔寨，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康泽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有一个化学迫击炮连。大大的厉害，打出去一片火海，烟雾还有毒。
襄阳还没开打，守城的国民党军就闹了个笑话。那是7月6日上午，康泽正召集部下开会，忽然北门守城部队报告，汉江上几百艘船从樊城向襄阳驶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一个炸开了锅。有人说“开枪打，不准船靠近”，有人说“查明情况再做决定”，有人说：“等情况查明再打，怕来不及了呀！”正在七嘴八舌之际，北门来电话，说是164旅奉副司令郭勋祺命令，从樊城撤退过来。郭勋祺对此坚决否认：“我是打电话叫他们固守樊城的，怎么撤退过来？不行不行，叫他们回去，赶快回防，不得有误！”164旅虽不情愿，还是回防樊城了。到底是郭副司令命令有误，还是164旅被进攻樊城的解放军打怕了，不得而知。
其实，矛盾无处不在。在攻打襄阳期间，王近山就跟人大吵了一架。本来打襄阳的策略，是“攻城不攻山”，没想到，佯攻南山的陕南十二旅，真正进攻起虎头山来。王宏坤赶紧通知王近山，要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停止攻山。刘司令不干，说要攻城必须打下山头。这还没完，刘司令又翻老账，说抗战时期，他和王近山打日军据点，刘要先攻山再打据点，王近山要先打据点再攻山；最终按王近山的意见打，吃了大亏。王近山是个傲气的人，这席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对王宏坤说：“我不干了，我不指挥了，撤兵吧！”王宏坤赶紧给刘金轩说，别打虎头山了，你赶快把队伍调到东面，我叫桐柏二十八旅给你们腾出阵地。
问题顺利解决，因为共产党人有信仰、守纪律，争吵是为了打好仗。
7月9日，李德生率十七旅展开了对琵琶山的攻势。经过激战，占领了琵琶山，团长踩雷牺牲。然后打第二关真武山，大家汲取教训，打得更顺利，11日拿下真武山。最后一关铁佛寺，已经接近襄阳城墙，既要勇猛，又要隐蔽，以免敌军炸掉护城河上的大桥。通过挖壕沟，部队接近铁佛寺，激战后占领，并顺便占领了旁边的同济医院。敌机一直在助战，13日这天，李德生刚走出隐蔽的地方，一颗炸弹把刚才待的隐蔽部炸了个大坑，李德生差一步就牺牲。14日，十七旅控制了西门石桥，至此，“刀劈三关”成功。
李德生十七旅插向西门，康泽布置在南山上的防守部队顿时落空，如同伸出去的双臂，“肋下”空档巨大，不如收回来。于是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话，叫康泽把全部队伍回缩到城中坚守待援——蒋总统“微操”到旅级，真是累啊！康泽觉得这是明确的指示，应该执行，于是在14号下午转移完毕，并将防守樊城的164旅也全部渡过汉水集中到了襄阳城中。这时郭勋祺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对守城，郭勋祺还是蛮积极的，看来，解放军说康泽与川军郭勋祺不和，其实跟说康泽“深得蒋介石宠爱”一样，有点情报不准。
7月15日晚8：30，总攻开始。“啪啪啪”两红一绿信号弹升空。王近山把全纵队仅剩的92发炮弹都给了李德生，在西面城墙轰开了豁口，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突入城中。十七旅任务完成，十六旅尤太忠接手，向纵深穿插前进。
十七旅在琵琶山、真武山激战正酣之时，肖永银带十八旅悄悄绕过南山东麓的文壁峰，威逼襄阳的东关，西门打开后，马上从东门攻入城内，最先到达康泽的指挥所：杨家祠堂。
康泽的内心是绝望的。16日早晨，他上到碉楼一看，四处城墙上有不同服装的人在走动，明白城池已经失陷。上午接到蒋介石电报：“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炼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中午又接到电报，说原定16日从汉口出发的增援部队，需要20日才能出发。多年以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康泽，犹自气呼呼地对给他理发的沈醉说：“白崇禧本来答应派整编第七师去救援，但这师的行军速度说他们比乌龟都慢，那未免有点冤枉，可是并不比乌龟快，倒是真的！”
康泽使出“绝招”。副司令郭勋祺在司令部大院里向士兵们高呼：弟兄们，援兵马上就到，坚守司令部的，重赏10万元！说罢，当众把钞票抬出来，开始还点数，后来就自取。打了“强心针”也没用，随着周围的“缴枪不杀！”“投降不打！”的呼喝声，国民党军不想打了，于是推举董益三去跟康泽说说，大家一齐投降。董益三在坑道里找到康泽，发现他头戴钢盔，盘脚而坐，如老僧入定。董益三说派人去办“交涉”，康泽“很不顺耳”，说：“双方短兵相接，即或派人，如何能派得出去？”董益三说：我们可以把白被单扯起来，解放军看到就不会打了。康泽说你们找郭副司令去。郭勋祺倒是顽抗到底：“援军马上就到，明天就要到，要弟兄们坚持，坚持到明天，就有办法了。”郭勋祺来到坑道，对康泽说：“现在只有固守，没有别的办法。”康泽对郭副司令的态度很满意。郭勋祺又对康泽道：坑道很危险，一起到碉楼第二层，那里安全。
最后剩余人都困在碉楼里，从射击孔向外乱放枪。这时从射击孔里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正落在康泽面前，康泽头部中了弹片，血肉模糊，还好戴着钢盔，没有毙命。
一听说六纵三个旅已经突入襄阳城中，王宏坤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睡觉。“我感到战役胜利在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襄樊战役，被称作是“五路大捷”之一，朱德赞扬是“小型模范战役”。除了刘伯承“教练”有方，王宏坤“头脑”独到，还得益于王近山的有力臂膀。王疯子可不是只会死打硬拼的莽夫，他总结手下三个旅的特点，之准确精到，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指挥教科书：“李德生能打硬仗，不怕苦，不怕恶，任务交给他，那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尤太忠打仗机智灵活，分割穿插，端敌人司令部、巷战、掏洞都是拿手戏。肖永银打仗‘滑’，他的十八旅你放多远都不用担心，他吃不了亏，追击敌人扩张战果是他的特点，号称横扫八百里。敌人一溃逃，你让十八旅上去，不用下命令，他能连敌人的马车夫、厨子都捉回来，一个也别想溜掉！”
南京的蒋介石，知道襄阳已无法挽回，他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同样，解放军也担心康泽“成仁”。双方都产生这样的想法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康泽最风光的三十年代，担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支希特勒党卫军性质的队伍，在苏区清查被打散的红军干部、战士、家属，抓捕农会成员，其冷血残酷，比普通军队犹甚，可以说双手涂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可惜，两方面都高估了康泽的“觉悟”。十八旅五十四团冲入敌司令部，在死人堆里翻出了康泽。军医给康泽包扎好伤口，肖永银去看他，见他歪坐在稻草铺成的床上，用浓重的四川话对肖永银说：“你看啊，我是不是要残废呀？”肖永银马上向王近山“报喜”：康泽不会自杀，因为“他担心残废嘛，他舍不得死。”
毛主席对活捉康泽非常重视，专门给刘邓发电报：“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刘邓马上转发给六纵：“将活的康泽送中央。”因为毛主席以前说过“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部队甚至传言毛主席要亲自枪毙康泽。
可是康泽被送到中央后，毛主席并没有杀他，只是作为战犯关押起来改造。
康泽与我党有血海深仇，无数指战员的亲人死于他之手，为什么毛主席不肯杀他？毛主席自己解释了原因：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一是杀一个就得杀两个，很多人头要落地。二是杀了人就不能改正错误。三是四是杀了后反而有杀俘的坏名声。五是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毛主席还点名看了康泽的认罪材料。你写复兴社的那篇东西，并指出：康泽交罪交得彻底，认罪认得深刻，改造好一个特务头子的意义，不亚于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
毛主席说了很多，这是为了向广大党员群众解释。现代有学者用一句话做了总结：宽宏大量，是一个新政权的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