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泠一：回望抗美援朝|2021-03-13-汉风1918-汉唐归来-惟有中华

2021年到了，但历史的壮阔波澜并没有稍歇的迹象，依旧沿着惯性的轨道奔涌无前。

由惊惧而焦躁，由煎熬而木然，新年旧岁的转换，赋予了世界与生活社会意义层面的坐标价值，但永续不止的时间并无所感，它仍将一如万古昼夜，决然而去，天地不限，无终无始。

在蛰伏慵懒了一年之后，眼花缭乱的2020为这个时代奉上了足够多值得咀嚼的话题，而这些主题之所以凸显，却绝非过去的一年光景所能容纳：有的早已草绳灰线，伏脉千里，需要向上游回溯；而有的则是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只有朝未来索求。

检视眼前的可议之事，俯仰皆是，如乱花入眼，正好屏幕上《跨过鸭绿江》各台还在轮播，20集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刚刚刷完，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活动余温犹在，那2021年的文字，就从抗美援朝聊起吧。

一、多重意义上的“立国之战”

作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的意义是多维度的：无论是政治上的合法性、军事上的威慑力，还是组织层面的深入与锻造，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与树立，这场战争即使不算有开创之功，也必然有助推之力。而这场“意外”带来的“回报”，其影响不仅重塑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其“遗产”所及，甚至穿越七十年岁月，直至今天。

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这场战争本非中国政府“既定议程”中的一项。随着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立国建政，百废待兴，万事倥偬：继续尚未结束的国内战争，在新解放区强化治理，恢复经济纾缓民困，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中寻得一席之地，等等，在在都是当务之急。毛主席念兹在兹的“进京赶考”，其关注重心显然在国内，在重建百年沉沦后的疲敝中国之际，卷入一场对手强大的境外战争，当然不会是中国的选项。以前有传言中国曾参与策划朝鲜战争，但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只能说中国支持金日成的半岛统一政策，并给予了一定的援助，但介入到战争的具体设计筹划当中，则并无此事。

由于这场“意外”，中国被动卷入到半岛战争中，承担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关于战争过程，并非本文要点，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讨论的是：如此的代价，换取了怎样的收获？从经济角度而言，可称之为“对价”，从政治层面来说，就是所谓“意义”。

对于抗美援朝的评价，意见曾趋于两极。

持负面观点者，多从战争本身的代价与直接后果着眼：人员牺牲巨大，仅官方公布的烈士即有197653位之多；开国即“站队”，进入苏联阵营，国际转圜空间缩小；经济上仿效“苏联模式”，影响之后数年经济发展；为俄国人火中取栗，直接与美兵戎相见，导致美国对日、对台政策的转向，使得日本还魂、台湾续命，奠定了此后的东亚格局，中国的统一大业也由此延宕，成为今天民族复兴之“癌”；等等。

这些当然是“事实”，但部分事实不应当掩盖整体的“价值”判断。凡起兴作，必有得失，只要得大于失，便是可为。

现在回望，我想大致有这几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政治上中苏同盟由此确定，中国“面南背北”，地缘压力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得以缓解。

人所共知，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起初并非将其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天然盟友，而是以怀疑的目光来打量中共及其政权。与南斯拉夫相似，中共主要是凭借自身的武装斗争来获得胜利的，其独立自主性，绝非那些依赖苏联红军“解放”的中东欧国家可比。既然南斯拉夫出了个铁托，那么力量更为强大的中共出现“第二个铁托”又何足为奇？何况历史上，毛泽东与莫斯科还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

但中国的决然出兵，尤其是在苏联畏葸犹疑的情况下（突出表现在有关苏联空军是否出动及作战区域问题上），使得斯大林打消了原有顾虑，而中苏本就存在的一系列矛盾，也在这一宏大主题的遮掩下被强力压制，中苏以此为契机，迅速走近，以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中苏正式确立同盟关系。

就这一同盟关系的作用，诸如中国摆脱政治孤立、获取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等等，一望可知，但在我看来，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却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北方地缘压力的骤然减轻，使得中国长舒了一口气。

近代以来，北方的沙俄和东方的日本野心最大，侵掠最烈，中国受祸极深。随着日本战败，东面威胁暂时解除，但苏联却由于二战胜利，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较之沙俄，更进一步。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处于苏联的敌对阵营，哪怕是中立（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有不站队的空间，非常值得怀疑），作为冷战对峙的第一线，中国将要承受多大的战略压力？

作为反证，中苏交恶之后，边界纠纷乃至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中国长期处于“北极熊”的极度高压之下。无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启动的“三线建设”，还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速战速决，其实都笼罩着北方强邻的巨大阴影。甚至在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开下达了准备开始自卫反击作战的通知，而关于全军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也同时传达——南疆作战，全军戒备，其指向为何，不言自明。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才真正从北方阴霾下得以喘息。

由此，也才能从反向理解，当年中苏结盟，对于改善当时中国的地缘环境，有多么重要。

二是军事上一战立威，以战促进，在战略威慑、国防迭代上“名利双收”。

以百年积贫积弱之中国，与挟二战胜利余威的世界头强对垒，这本身便足以骇人，何况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苦斗，美国人居然坐了下来，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样的军事成就说是举世震惊绝不为过。而这一成就所形成的威慑力长期护佑了中国此后的和平环境。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转折点始于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感受到直接威胁的中国政府几次发出明确信号。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公开声明：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政府再次向美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对于这些“勿谓言之不预也”，美国人只当作虚张声势的“恫吓”，行素故我，之后的事态大家都知道了，朝鲜战争最终演化成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稍加回顾，可以看出形成威慑力的两个要素：能力与意愿。在划定的“底线”受到挑战时，坚决将力量投射出去，并且能达成自身目标。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显示了自身的实力，以及在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时，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定意志。

1964年8月6日，中国政府针对北部湾事件后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这是中国再一次明确“划线”，而美国人显然吸取了教训，其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度线。

——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铸造的战略威慑，正如基辛格所言：

朝鲜战争“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一战立威的同时，斯大林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巨大价值，于是军事援助接踵而至。

就以空军来说，为了展示出作为盟国的诚意，苏联先后向中国无偿或有偿地提供了数百架性能较为先进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拉-11活塞式歼击机、图-2轰炸机、伊尔-10强击机等，使得中国空军组建伊始，便形成了以当时最为先进的米格-15喷气战斗机为主的作战能力。

沈志华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作出如下统计：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新组建的有：原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

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见，无论是在军事威慑上的声名，还是在国防建设中的跃进，中国均收获颇丰。

三是组织上以战争为纲纽，整合全国，再造权威，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

说起“抗美援朝”，一般会以“战争”作为后缀，其实还有一个蕴含更为丰富的词汇能将这一事件放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那就是“运动”。——显然，朝鲜战场上铁与血的较量，是以波澜壮阔的全民动员作为支撑的。

近代中国以广土众民的根基，却呈现为积贫积弱的样貌，原因当然异常复杂，但人无一志、组织涣散确为一大病源。孙中山先生曾数次为此痛心疾首：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抗美援朝则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客观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政治议题”——因为战争往往是压倒一切的。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

订立爱国公约。全国掀起订立爱国公约的的热潮，各地纷纷把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反对美日单独媾和等列为公约重要内容。各阶层人民以公约为行动准绳，有力推动了生产竞赛和拥军优属工作。

工业增产节约运动。工人们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多出一件产品就是增强一分杀敌力量，减少一件废品就是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不断刷新生产纪录。

农业爱国丰产竞赛。至1951年10月，全国有1000多万农民参加了竞赛，使得当年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

参军、参战、支前热潮。以当时只有2000万人口的浙江省为例，报名参军的即达100多万，在西北地区，1951年有2.4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军赴朝作战。整个战争期间，共有200多万人先后奔赴前线，为胜利提供了雄厚的兵员保证。截至1951年10月，全国铁路系统报名志愿赴朝的员工达到总数的75%，志愿赴朝的医疗队达50余个。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从1951年6月1日—1952年5月31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给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余亿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战斗机，尚余6230余万元。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次捐献1.3亿元，青海湟中塔尔寺和大通广慧寺的全体僧众捐献1.3亿元，各地少数民族人民捐献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

……

不用再多的陈述，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通过“抗美援朝”这一主线，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有效地将民众分散的、个别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转化为国家的统一意志和整体力量，国家的高效动员体制和高度组织能力已拓展覆盖至整个社会，无远弗届，穷极山海。我们今天常说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体制优势，其实从七十年前就已被抟土成人，铸金成器了。

西方学者撰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篇将中共建政定位为“中国的再统一”，并且论述道：

“政府的权威通常由它的道德威信维系，这种威信必须通过正当的礼仪活动、对正统信仰的宣传和警惕地对异端思想进行的镇压才能保持下去。”

我倒是觉得这个定位蛮有眼光的，因为“再统一”的概念将新中国的成立置于整个近代以来国家威权坠地、分崩离析的长时段背景中去衡量，隐隐体现出了中国革命的另一重实质：重树权威，统合意志，恢复秩序，再造中国。

抗美援朝可以说为中共在中国重建权威提供了一切必要元素：宏大主题、道义高地、动员仪式、意识形态、批判对象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强敌的军事胜利，使得中共的权威建立在了无比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对于此后中国的发展演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对比一下印度获取的独立，是由殖民者“施舍”而来，没有经过战争获取的军事权威，导致中央与地方、各利益团体之间的权力纷争不断，严重拖累着印度的发展）

我们此刻还在煎熬的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率先基本控制住，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至关重要，而将这一国家能力的建设，追溯至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运动，我想是无可否认的。

四是经济上化血为债，作为对价，中国“移植”了苏联工业化基础，完成了经济形态上的“跃进”。

抗美援朝在经济上的功用，论者多泛泛而谈，我则总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以“血税”换取的对价，获取了工业化的部分原始积累。这个角度以往似乎没有人注意过，那就单列一节，稍微展开谈谈。

二、血的对价

近代中国饱受屈辱，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不敌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背后则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代差”。要挣脱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泥潭，实现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前提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着人先鞭，驱使宇内，关键就是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实现了对其他文明的“降维”碾压。而其原始积累，是通过国内阶级压迫汲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以殖民海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各种资源注入母国，来实现自身的升级与蜕变的。这是跨入工业文明的主要途径。

苏联的工业化其实开辟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在国内通过榨取农业利润来形成巨额资本，并将其注入工业领域，从而实现工业化。在我看来，这条路径的实现要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家体量足够大，这样才能从盈余微薄的传统农业里“集腋成裘”出发展工业所需的巨额资本；二是国家能力要强大，因为这种积累本质上带有掠夺属性，没有强力控制，社会稳定肯定无法保证，估计还没等到积累完成，政权就先消失了；三是政府的意志要明晰坚定，执行力强，就是这些资本要忠实、高效地投入到工业方面，否则获取的盈余很可能就会成为权贵的盛宴，落得一地鸡毛；四是要有相当的技术、市场支撑，光有资本，没有相应的技术、市场要素与其结合，也很难跨入工业化时代。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工业化其实走的是苏联道路，我们耳熟能详的工农业“剪刀差”，其目的是什么，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当然了，话题敏感，就此打住。

我上面罗列的几个条件，经济规模、强力国家、政府意志，新中国立国之初即已具备，但缺少的关键环节恰恰是原始资本和技术储备，没有这样的因子注入，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怕是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的时间。

谁能想到，中国居然是以一场战争来换取了这两项核心要素。

立国之初即逢大战，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已无力支撑。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报告中就承认，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的援助纷至沓来。

首先是通过向中国的出口贸易，苏联提供了恢复经济急需的工业原料和设备。1950-1952年，苏联向中国出口了93.4万吨钢材，150万吨石油产品。1950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653亿卢布的工业设备，1952年增长到6.94亿。

这些原料和设备，对于重建被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工业，可谓雪中送炭。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建下形成的，这就是上一辈国人熟知的“156”工程，即156项重点引进项目。

1950年2月，经两国领导人会谈，苏联答应援建中国恢复经济急需的项目，之后实际建设项目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到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其中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这些援建工程明显带有恢复生产和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性质，意义之重大，一望可知。

“156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的。为了帮助中国“一五”计划的实施，苏联甚至重新调整了自己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的“五五计划”大纲。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给予了全面援助。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的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对于中国建设必不可少的科技资料，苏联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设备进口合同两种途径提供。1950-1953年，苏联赠给中国的图书共120842套（册），是中国赠书的5倍，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

中国对华援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来华专家实现的。大致可以确定，抗美援朝期间，来华的苏联经济技术专家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保持在250-480人之间。这些专家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帮助培养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方面，也给予了强力支持。稍举一例。据中国有关档案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校挑选学生287名，赴苏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等等。

用不着再多的罗列了，相信大家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些援助对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现代工业的核心基础，便是这样起步的，而中国今天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七十年前的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也许会有人说，如果中国当初选择站在美国阵营，也会获取相应的援助，你看美国对于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日韩的支持，等等。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在两大阵营中的分量及其相应的回报。对于相对强势的西方阵营，中国算是“锦上添花”，而对于相对弱势的苏东集团，中国明显是“雪中送炭”，自身作为筹码，放在哪一边能获取的利益更大，是不言而喻的。

上世纪80年代，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曾回忆道：

“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可以肯定，这种“他们一台，我们一台”式的援助，中国从美国那里无论如何是拿不到的，可以说，中国是以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而苏联之所以能这样不计成本地倾国相助，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出兵朝鲜，以鲜血、牺牲和胜利来显示了自身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量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是千万志愿军将士以鲜血和生命来换取的，是“血的对价”。（又是我生造的词儿）

以此种方式来实现政治、经济资源互换的，其实有个也许并不恰当但可以参照的案例：韩国出兵南越。

1965年3月，随着美国地面部队介入，越南战争升级。4月，美国在西贡成立国际军事援助局，要求韩国、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及台湾当局参战。韩国的朴正熙政府积极响应，深陷其中——据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说：韩国向越南派兵是“自请”的。

在越南战争中，韩国先后派遣了5批部队共计47874人，如果加上轮换部队，总兵力达312853人。期间，韩军战死3844名，负伤3344名，非战斗减员3738人。

韩国换取的回报则颇为丰硕。

1965年5月，约翰逊和朴正熙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包括美国增加对韩经济支援（约定1.5亿美元的长期借款）、增强韩军的战斗力、美军继续留驻韩国、中止转交军事指挥权、支持组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尽快缔结韩美行政协定等14项内容的联合声明。

1965-1969年间，与此相关联，韩国共获得5.46亿美元（包括1.3亿美元军人津贴），约占同期韩国外汇收入的16%，GNP的2%左右；至1973年3月撤军为止，韩国从美国得到的外汇总数达10亿美元。

此外，与越战有关的军事订货和劳务输出使南韩经济发展获得了充足的外汇支持。以合同工形式对南越的劳务输出，是后来韩国向中东进行大规模劳务输出与建筑承包的起点。越战为韩国企业首次提供了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舞台，它所引起的景气对韩国的“二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发挥了作用。

特殊条件下成立的韩美“大田协定”，严重损害韩国国家主权。但是，在1962年6月前，美国一直拒绝与韩国谈判关于驻韩美军犯罪官兵接受韩国法院裁判的问题。直到韩国出兵南越，美国才表示愿意考虑韩国的要求。1966年7月9日，《韩美行政协定》签订。美国在韩的领事裁判权原则上终结。

1966年6月14-16日，韩国倡导在汉城召开了有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老挝、菲律宾、马来西亚、南越和中国台北参加的外长会议，成立了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理事会”的地区国际组织，这对后来韩国开拓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年，邦交国由23个激增至87个，国际活动空间急剧扩大。

除了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参加越战，令韩国国民恢复了自信心。韩军的表现不错，赢得了美军的尊重。韩国历史学家赵甲济在《总统朴正熙传》中写道：当美军仰望韩军时，韩国人理直气壮地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再是经历日本殖民、美国解放的三流国家，而是具有真正自主意识的国家。

……

显然，韩国政治地位的提升、对美交涉发言权的增大、产业化、城市化的起步、军队的现代化，均是以出兵南越为契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可以说，“汉江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韩国军人的血来浇灌孕育的。

（附带说一句，在南越战场上的韩军津贴很低，士兵月薪仅1.6美元，而美国士兵月薪37.5美元，高出其23倍，由此也更能直观地看出生命的比价是如何呈现的）

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

说起抗美援朝的决策，我们经常会提到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显然，在中国看来，出兵朝鲜的动机，是应对“美帝侵略”的被动防御之举。

但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国人似乎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1950年初，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其对朝政策都是以从朝鲜脱身为基点的。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出乎华盛顿的意料，但随即却引起美国异常迅速而激烈的反应，其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也骤然发生转变。其考虑逻辑，几乎与毛主席如出一辙。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则说得更为明确：

“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

更具意象性的场景是，杜鲁门在做出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走到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

“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显然，美国将朝鲜战争的爆发视为苏联集团“全面进攻”的开始，而非目的克制、边界明确的“有限战争”——李奇微后来说，当时“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因此，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朝鲜在军事、经济上对于美国都无足轻重，但在这一逻辑的驱使下，美国终于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中。

这一逻辑，艾森豪威尔曾将其概括为“多米诺骨牌理论”：

“对一排竖立着的多米诺骨牌来说，当第一颗被击倒后，最后一颗骨牌的命运是它必定也很快会被击倒。所以，当某种解体过程开始之后，其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

探究美国的这一思路，对于今天其实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美国显然是将台湾问题纳入这一思考框架的。

自二战以后，美国就不再仅仅从某一地区自身的重要性来判断其价值。美国对于国际与区域秩序的安排，是建立在让盟友/对手相信其将履行承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美国不以行动来支持其许诺，那么其威信将受到极大的损害，随之而来的，便是其苦心安排的秩序或快或慢地崩塌。因此，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于美国的反应，不能从孤立单一的地区本身来推断其行为逻辑（比如台湾本身对于美国而言没那么重要），而应考虑到美国对于整体战略的思维框架，这确实关乎到了其“核心利益”，对其可能的反应，不应一厢情愿地轻视与低估。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新政府在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同时，也声称将坚持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对台湾做出的长期承诺，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是一种表态。

在昨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同样是一种划线。

因此，两国应增强沟通，明确底线，因为战略误判的后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好了，关于台湾，有时间单说吧，这个话题已非本文所能容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