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中国农村到底有什么秘密？|2020-03-18-汉风1918-汉唐归来-惟有中华

作者：西力

发布：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伯陵说：

聊聊费孝通和乡土中国。

1930年，费孝通给同学打抱不平，与校方发生冲突，被勒令转学。于是他从苏州出发，独自一人前往北平求学。

当他拿着推荐信，走到协和医学院门口的时候，却突然脑子一热放弃学医，转而跑进燕京大学的校门。

费孝通认为，想治病人，得先治社会。

那时的燕大给学生很充分的选择机会，入校第一周，费孝通决定拜访各系主任，与他们交流后，再来确定自己要选的学科。

这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野心很大，他想认识“人类究竟为何物”，便觉得社会学最适合自己。

可旧中国的社会学才刚刚起步，处于翻译、引进的阶段，课本也都是照搬来的英文教材，学生很难接触到中国的东西，而西方的社会理论，显然与中国现实严重脱节。

费孝通明白，西方的研究方法用于中国，只会水土不服。

最好的办法就是抛掉书本，跳出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开展实地调查，在社会中学习社会。

不过他只是刚入校的学生，明白道理又能怎样？还是要按部就班的上课读书，等到自己学业有成，才能实践自己的想法。

几年后，费孝通从燕大社会学系毕业，又考入清华研究院，学习人类学。他希望将两门学科融会贯通，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

1935年，26岁的费孝通终于毕业了。

正好，广西向燕大发来邀请，请他们调查大瑶山的少数民族，总结一些社会材料，作为管理少数民族的参考。

费孝通的成绩非常好，老师推荐他也参与调查，于是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奔赴大瑶山。

然而到了大瑶山，他们才发现，想的太简单了。

瑶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和汉人充满了隔膜，瑶汉之间冲突不断，关于瑶族的资料也是屈指可数。

费孝通和王同惠想从身体开始调查，可两个汉人在村民身上动手脚，瑶族人的抵触情绪相当激烈。无奈之下，费孝通的向导告诉瑶族人：

这是郎中，给大家治病的。

这招很快就被识破了，费孝通只能告诉瑶人：“我是看你们属于什么人种，从哪个地方迁移过来的，总的来说，就是来给你们瑶族人寻根的。”

没想到这么一来，反而取得瑶族人的信任，毕竟大家都对自己是什么人种、老祖宗从哪来的话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费孝通夫妇在瑶族村落里扎下了根，一边进行社会人类学调查，一边用带来的西药帮瑶族村民们治病，顺着当地人的指引，一步步完成走村串户的任务，搜集了一批重要的社会学资料。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向下一个村子出发，却误入捕虎陷阱，费孝通身受重伤，王同惠在求援的路上跌落悬崖，从此天人两隔。

后来放牛的瑶族女子发现费孝通，才把他救起来。

丧妻的打击让费孝通彻底奔溃，他想自杀殉情一死了之，不过都被及时发现，几次都没成功。

既然死不了，那就继续活着吧，而且要把两个人的命都活出来。

这才是幸存者该做的事。

不久后，他把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出来，写成研究报告《花蓝瑶社会组织》，署名只有一个人：王同惠。

随后北上、出国，一气呵成。

时间来到1938年，已经在英国完成博士学业的费孝通，经越南返回昆明，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自此，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知识救国之路。

青年费孝通

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授课，同时兼任西南联大的讲师，课余时间，他便亲自带着学生到乡村调研，和农民一起劳动。然后用亲手得到的调研资料，写出海量的报告。

调研的时间越来越长，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费孝通终于完成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

太不容易了。

后来，他干脆把研究内容整理出来，编成一本书——《乡土中国》。书里对中国社会描述的细腻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便给中国传统社会定了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个 “乡土性”是针对中国社会而言，而不是针对乡村社会，这种乡土性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关系所决定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讲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精耕细作，除非天灾人祸，否则基本没有流动性，很多农民一生都没去过县城。

而这些充满“土气”的农民，就是中国的根。想认识中国，就必须先认识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

历代政府都很重视农业，自然就不希望人口流动，甚至把离乡谋生的人称为流民，一旦发现就遣送回乡。这也导致了人们不相信外人，不想离开家乡，不想改变生活现状。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就成了习惯，踏实、稳定、知足常乐……成为中国人嘴里常说的话。

所以江湖上有句戏称，中国人的天赋全都点在种菜上了，甚至谐音梗都叫种花家。就算你把中国人发配到西伯利亚，他也得下点种子，看看能不能种地。

而且中国的农村有个特点，一个村里几百年来只有几个姓，很少有外人能够进入，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彼此也知根知底。

于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就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封闭社会。

每次费孝通和学生去陌生的村子调查，都会带给村民们一些不小的刺激，在当地人的生活经验中，这种刺激可不太习惯，他们下意识的，表现出抗拒和不合作的态度。

这样的环境里，便会形成一种“熟人社会。”

“大家都是熟人，有什么困难打个招呼就是了，咱们还用得着多说么”？

如果这句话有足够的保障，那它一定能够触动所有中国人的颅内高潮。

可要做到熟悉，这个代价实在有点高。

毕竟这事儿需要倾注足够的时间，需要经常接触，才能在小摩擦的过程中，培养出亲密关系。

这个过程，《论语》里称为“习”。

如果完成了这些，达到了某种熟悉的程度，那感觉自然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快乐，用孔夫子的话讲就是“不亦悦乎”。

如果大家在农村生活过，应该深有体会。

哪怕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地方都脱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关系解决问题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

尤其是向亲戚借钱的时候，大家表面上写合同、签字，但心里会有“亲兄弟都明算账了，真是伤感情，没了人味儿了”的吐槽。

归根到底。

社会模式的变化，依旧没能改变熟人社会的行为模式，毕竟对中国人来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1943年，美国政府给费孝通发来请柬，邀请他去美国交流学术。

于是，他暂时放下云南的农村调查，告别家人和学生，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北非、大西洋，费孝通最终抵达美国南部的迈阿密。

这个爱好懒散的苏州人，离开扎根多年的乡土社会，不远万里来到一个现代社会。

他到底图什么呢？

其实无非是研究现代城市的钢筋铁骨，挖掘到东西文化的真正差异。

经过苦心孤诣的调研走访，费孝通终于明白，乡土社会和现代城市到底有什么区别了。

现代城市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那些不清楚职业和姓名的陌生人，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存，于是城市变成陌生人的社会。

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底细，所以万事都要讲规矩。空口自然无凭，咱还得白纸黑字儿写明白，签个字画个押才算完。

这样才具有法律效果。

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核心特征主要是两点：其一是礼治，其二是“差序格局。”

我们先来讲“礼治”。

这里的“礼”并非王朝政治中的“礼”。

在王朝政治中, 礼制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 是维系国家政治的刚性力量。

而乡土社会的礼治, 则是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习俗、祖宗家法 。

可要是传统习俗积累的太多，便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也是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缘由。

在《乡土中国 · 无讼》里，费孝通举了一个例子。

一家父子三人，大儿子踏实肯干，有出息。小儿子好吃懒做，爱抽鸦片。按说当时的法律不管抽大烟，这就属于个人爱好，大体上没啥问题。

可小儿子没钱抽大烟，必须问大儿子借钱，时间久了，老大自然不乐意。

但是烟瘾来了，那是一刻也耽搁不得，于是小儿子想了个妙招，把老爹也拉下水抽鸦片，父子俩一起有烟同享。

结果这缺心眼的爹还真就跟着抽了，掏钱买鸦片的差事，自然落在了大儿子身上。

小儿子和老父亲同享“天伦之乐”，大儿子却是财产外流，自然就不高兴了。

终于，老大忍无可忍跟老二干起来了，顺带还把缺心眼的老爹给骂了。于是老头子也不干了，跑去向村长告状：

家门不幸，竖子不孝。

家族长老们一合计，直接走程序，开祠堂解决问题，找的仲裁人，就是读过书有大学问的费孝通。

这下礼治社会的重点就出来了。

按现在的观点，这事儿赖老爹，对小儿子恣意放纵不说，反而自己还乐在其中。

虽然对错很明白，但是不行。就算老子抽大烟，哪有儿子骂老子的道理，此事有违孝道，错在大儿子。

在中国的礼治秩序里排第一的就是孝，从汉朝起就是治国的第一理念。孝，就是万事万物的中心。

那大儿子怎么罚？

按法理上看，这是个名誉受损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道歉赔钱，可光这样是不是感觉没内味儿？

没错，其中少了我们中国人最关键的伦理原则。

最终，这事的解决方案是，大儿子举办宴席公开向父亲道歉；父亲教子无方，还跟着抽大烟，也得在全村人面前反思，身为罪魁祸首的老二被逐出村子。

先讲情，后讲法，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中国的礼治，唯一目的是保证和谐稳定的农村秩序。

可太讲究情面，自然会坏了规矩，所以要强调中庸之道，把规矩和情面放在一个翘翘板上，哪边太重了，另一边就得拼命向下压。

所以，大义灭亲这种事儿，偶尔也得跑步进场。

说完“礼治”，我们再来讲讲“差序格局”。

关于“差序格局”，费孝通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好像石头丢到水里，会激起一圈圈波纹，而波纹之间就是社会关系的差序。

比如曹操家族。

曹操就是这颗石子儿，属于曹氏集团的绝对核心。最里面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向外依次是出生入死的曹氏宗族，最后才是鞠躬尽瘁的股肱大臣们。

离这个石头越近的地方，圈子越小，里面的人越亲密，互相的影响越大。圈子越大离得越远，也就与你没多大关系了，俗话说“一表三千里”。

于是在不同的场合里，大家想起的人也不同。

比如摆喜酒，你会把近亲远戚都叫来。但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你只会和至亲的人共商。这就是通过婚姻和生育产生的社会关系。

如果说封建王朝是嫡长子本位制，那么乡土社会就是家庭本位制。

家长是家庭的中心，然后又以家庭为基础，不断向外拓展，最终形成由点到面的网络化关系。

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自然有一种荣辱与共的责任感，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败落满门抄斩。

得到多少利益，也得付出多少代价。

这么来看的话，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简单，不仅涵盖了姻缘、地缘、伦理、利益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还和礼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逻辑闭环。

相互斗争、相互依存，并且生生不息。

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曾经的乡土世界逐渐消亡。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进城市，希望摆脱乡土和旧传统的束缚，却又栽倒在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门槛上。

而现代观念的强烈冲击，反过来又催化了离婚、出轨、父母与子女的矛盾、空巢老人等严重的家庭危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这些事也有很多鞭辟入里的分析，解释了中国人的爱情、婚姻、家庭、血缘等根深蒂固的东西，到底来自于哪里。

其实现代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其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

想更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还是应该接地气一点，在逐渐消亡的乡土世界里，寻找人间烟火的来龙去脉。

因为那里才是我们的来路和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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