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的小刘：阿拉斯加中美会谈的"超预期"，给你翻译一下|2021-03-23

老板关于阿拉斯加第一场会谈的文章提到过，这次美方对我方有着非常迫切的诉求，所以我们提高调门，迫使美方露出了底牌，直接进入需要中国妥协和配合的领域。

果不其然，环球时报的胡主编在第三轮会谈之后发了一条微博，认为会谈结果“远好于最坏情况”。

老胡的认识，跟政事堂的看法是接近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谈的成果是"超预期"的。

政事堂编辑部周六开了一次会，讨论了关于这次会谈的问题。这次会谈为何是超预期的？又得到了什么成果？我们会从阿拉斯加会谈后的中方通稿出发，讨论这个问题。

一

要理解这次会谈的成果，需要有一个比较对象。2019年贸易战期间，5月和川普政府的第十一轮磋商基本上是失败的，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好可以和这次“超预期”的战略对话，做一个比较。

下面这个表格，比较了两次会谈后通稿的内容（重点标橙）：

上述五个比较的方面，表示了以下的信息：

第一，“对会谈的描述”方面，两次会谈都用了“坦诚”、“建设性”的用语，这说明会谈双方存在大量的争吵和分歧；但是，阿拉斯加会谈多了“及时”、“有益”、“加深了互相了解”的用词，表明至少中方是认为这次会谈对于中美关系的推进，是有价值的。

第二，“对分歧的描述”方面，阿拉斯加会谈用语是“一些问题上仍存在重要分歧”，反过来看，也就是两方在另一部分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甚至是共识，在“一些问题”中也仍有讨论的空间，“并不构成中美对抗的理由”。

相应的，第十一轮贸易磋商的用语是在“很多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的前提下，“在重大原则问题（三个核心关切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也就是，可以做出的让步已经做出，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第三，把“双方分歧具体内容”和“会谈的具体成果”结合起来看的话，可以很容易的看到，第十一轮贸易磋商只能看到上面所提到的“退无可退”的分歧而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成果，甚至连磋商机制也只是“继续进行磋商”而没有提到磋商的级别。

相对的，阿拉斯加会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形式上，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同时讨论了外交领事机构以及媒体记者问题，这些问题是在特朗普时代被破坏的中美关系“外交建制”（比如关闭休斯顿领馆以及驱逐中方记者等），拜登政府讨论这些问题，意味着美方表现出了改善外交关系的意愿。

同时，双方同意“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说明双方都希望建立高级别的对话机制，用词比第十一轮贸易磋商的“继续进行磋商”要积极太多。

从具体内容上，双方在大量的“送分题”当中进行了讨论以至达成共识，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多边国际合作、领事人员接种新冠疫苗、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常化等等，解决这些“小问题”能够给双方和外界传达出中美关系的积极信息。

最重要的是，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实质的地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地缘问题上提到四个地区：伊朗、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

之前老板的文章也提到过，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缅甸问题，会成为拜登政府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工具。这四个地方的问题，很可能将是双方能够达成合作以至交易的议题。

讨论上述的问题就意味着，“疆藏港台”这类我们无法妥协的核心利益，没有成为谈判的阻碍。

第四，“对未来谈判的期望”方面，第十一轮贸易磋商的用词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向社会传达了谈判完全破裂的预期；而阿拉斯加会谈则表达了加强沟通合作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愿望，传达出来的是对未来谈判的积极意愿和预期。

总的来说，第十一轮贸易磋商的通稿，基调是消极的，谈判频临破裂，因此传达出来的信息是—社会需要对中美贸易战的恶化做好准备；相对的，阿拉斯加会谈的通稿，尽管双方分歧非常的大，但是基调是积极的，讨论是多方面而且是实质的，初步的成果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双方都存在改善关系的意愿，谈判刚刚开始且可以通过双方努力往积极方向发展。

在会谈之前，我们便放过风，调低社会对会谈的预期，崔天凯便说了“并不指望一次对话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过高的期待或者幻想”，预期只是“开启一个坦诚、建设性、理性对话和沟通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确实是成功地甚至是“超预期”地的达成了目的。我们没有被“疆藏港台”这一些不可能谈判的问题缠住，而是直接打破了美方借这些议题施压的企图，从而真正讨论了对我们而言的实质议题，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成果。

二

为什么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相对比较好的“超预期”成果？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捕捉到了拜登政府的核心诉求——政治合法性。对于在美国社会全面撕裂以及和盟友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上台的拜登政府而言，他需要重新打造自己民主世界领袖的形象，来建构自己在国内以及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那么，建立政治合法性最方便的手段是什么？——反华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美国在会谈之前和会谈期间，搞了大量“极限施压”的小动作。会议之前就和日本搞了个联合反华的声明，然后又在香港问题上施加新的制裁，会议当中更是直接就不管饭，还一开始就提出要干涉我们的内政。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国内和西方社会树立一个强硬反华的人设。

这恰恰就体现了我方出乎美方意料的迎头痛击的精妙之处，我们直接地破坏了美方借会谈的场合来建构自身合法性的意图，相反地我们还破坏了拜登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甚至有美国的电视台说，这次是第一次看到“中方批判美方，而美方为自己辩护”的场景。

美方在我方强硬回应下的失态，在社交网络上也遭受了美国国内共和党人的大量批评。拜登政府原先希望树立对华强硬的形象，到头来反而被认为是过于软弱。

那么，反华这一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方便手段失效了，在其他国际政治问题上“找补”，拿出一点外交上的“民主”政绩，便成为了拜登政府的必然选择。

所以，在第一场会谈的紧张之后，第二场会谈便自然转向“地区问题”，也就是通稿提到的“伊朗、阿富汗、朝鲜、缅甸”四个国家的问题。

伊朗即将大选换届，而缅甸政局困境亟待解决，拜登便可以通过解决这两的地方的问题获得“民主”政绩。和我方合作，则是解决这两个地方的问题的前提。

于是，在缅甸和伊朗，中美双方达成地缘政治交易，便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件。

通过这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交易，我们便可以为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确立一个稳固的利益根基。

1. 顾子明：《2021的赛点：伊朗与缅甸》，政事堂2019，2021年3月15日。

2. 顾子明：《阿拉斯加的首次交锋》，政事堂2019，2021年3月19日。

3.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正式结束》，侠客岛，2021年3月21日。

4. 新华社：《刘鹤：合作是正确选择　重大原则决不让步　坚决反对加征关税》，新华视点，2019年5月11日。

5. 政事儿：《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声》，政事儿News，2021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