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
治理江南：李秀成的战略布局
李秀成的这个战略思路是在攻破江南大营以后、夺取苏南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之前他马不停蹄的为了解救江北、合肥、江南的紧急军情而奔走作战，没时间思考如此长远的战略问题。他进入苏南后，开始高度重视招揽人心，着眼于长远进行根据地建设。
取得苏州城之后，李秀成不仅严格保护老百姓和商业，而且连清军官员甚至满洲将领也一概不杀，全部释放。太平军良好的军事纪律让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安定。
中国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留学生容闳此时学成归国，还没有想好是在清政府工作还是为太平天国服务，就自行到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考察，以做出取舍。他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江浙一带的见闻：
“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
“当忠王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井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迫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中说：
“人们有过许多关于长毛叛军残酷行为的传说，但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故意破坏的迹象……太平军准许松江所有的妇女离开松江这一事实，以及如所周知，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像传说的那样。按照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确是革命者；不论是杀人或是掠夺，只有在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有必要时才采取这种手段。”
清朝官方的《镇海县志》也记载：
“贼凡数万人，有久踞宁绍意，禁杀戮，小民贸易往来如常”；
“发匪入城，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破城三日后，城中所有老弱男女，驱之城外粥厂"；
“贼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贼。村野之民，盛称贼之义气，遂以为德。”
建立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李秀成对居民户籍进行统计，并将军人和居民分开。在军事管理区以外的地方，居民自由生活。为了鼓励商业发展，还搞出来一个“扶持中小商户”的财政政策：开设商铺没有资本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资助，或者用现有货物为凭证向官府借钱，卖出去以后归还百分之七十即可，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算是财政补贴。
跟石达开一样，李秀成也在苏福省积极开展地方政权建设。他将苏州城分为七个局，相当于今天的七个城区。县里设置县官，由李秀成委派专员“管理某县事”；乡里设置乡官，由地方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运用这套行政体系，李秀成也跟石达开在江西一样，在苏福省建立了比较公平的税收系统，对私营商业和土地征税。税收比例相对于清朝大大降低。同时，相对于清朝一片污烂的官僚体系，革命派的官员要清廉得多，各种浮收勒折被取消，老百姓的负担因此迅速下降，商业、手工业、农业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容闳记录，李秀成治理下的苏州，“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慵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出现了当时南方战乱中罕见的繁荣。
在农村，李秀成推行“着佃征粮”政策。由于许多地主富豪害怕太平军而逃亡，新政权遂决定 “着佃征粮”：谁耕种土地就由谁交土地上的钱粮，交了之后发给“田凭”，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简单来说，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如果地主愿意正常交粮，新政权也不会强制剥夺他的土地，而是继续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李秀成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士绅自治，很多地方的团练都得以了保留。当地一个搞团练的士绅记录说，李秀成及其手下“专以要结为事，不复杀掠……各乡造册征粮，均归本地人办理，不派长发一个，乡民不愿留长发者听其自便。民团以历次抵抗，死伤极多，见有可生之路，遂无必死之心，相与洽约。”
在地方自治体制下，本地乡官和太平军直接委派的县官之间，还会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取向。一般来说，乡官比较重视士绅地主们的利益，而县官来自革命军，很多人几年前还是广西大山里的贫苦山民，比较倾向于保护底层农民的利益。老百姓都知道太平军是干革命的，很多佃农就借机拒绝交租，为此引发地主士绅们的不满，发生过不少很激烈的冲突。遇到这种事情，太平军的县官一般是“和稀泥”，两边协调，最后多是农民得利。因为地主士绅们需要政府暴力来镇压农民闹事，清政府一听聚众闹事马上就会派兵镇压，而太平军的官员们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会用刑罚或军队来打击抗租农民，很多地租就没法收上来了。“着佃征粮”与“和稀泥”政策实际上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了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减租，降低了底层人民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
这些公平合理的治理政策，也使得当时的苏南农村一片“丰年景象”。
宁波赫德商行欧籍雇员《旅行日记》记载其在太平军统治下的江苏和浙江旅行，说：
“在我们经过整个地区时，也就是从宁波到五河口，老百姓都蓄长发，看起来很满足而快乐。这一带农村都是一片繁荣景象，田里庄稼丰收在望。”
林德烈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的印象：
“我们到了芦墟，这是一个大村庄，离上海有六十英里的水路。此处似有各色大宗贸易。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都停泊在村外，为数很多，全都满载货物，似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现成市场。人民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显出兴旺景象。
村外，很多劳动者正在收割丰富的谷物，田野生气盎然。这是秋收季节，极目远望，辽阔的平原盖满了成熟的五谷，在早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我完全看不见又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
林德烈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太平军，他说：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专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1]
将林德烈的观察与179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记录对照起来，这种印象就会更加鲜明。1793年使团的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这样写道：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互相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
林德烈描写了一副近代中国难得的社会场景：通过革命，中国人民摆脱了满清的奴隶式统治，身体和思想都重新得以恢复自由，在廉洁开明的新政权治理下，自由的生产和交易。运河旁边，金色的夕阳下，人们自由的蓄发、自由的交易、自由的耕作，一片生机勃勃而又安静祥和的景象——这才是在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中，人民的正常生活方式。
然而，这些个美好的场景并未存在很久，它很快就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黑暗势力所吞噬和毁灭了。
[1]林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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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