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民族繁荣安定的背后，总有一群伤痕累累的人，在默默守卫着我们。”
“有些事，前人没有完成，或者前人回避了问题，但该了结的，我们迟早还是要了结。”
2011年7月15日，中国台湾省在香港设立了一个驻港机构，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经济部”驻港的“远东贸易中心”及“新闻局”驻港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纳为办事处下属的“商务组”及“新闻组”，负责在港业务。
在这之前，办事处的前身叫中华旅行社，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机构，这个旅行社没有任何旅游项目，实际是台湾省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职能约等于一个“领事馆”，负责签发中华民国护照、办理入台证、签证等等。
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样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没有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其职能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担任，回归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分为大新华和小新华两部分，小新华是新闻通讯社，大新华就充当了今天中联办的职责。
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1月18日才挂牌中联办，2000年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就相当于今天的中联办主任。
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却发生一次严重的叛逃事件。
许家屯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67岁时，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直至1990年2月。
许家屯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本人暂时没有找到这本回忆录，以下关于许家屯的经历以李子旸所写文章《从一个人的经历看香港回归前的困难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为准，如有错漏，请读者指正），讲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历程，按他在书里所说，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当地报纸嘲笑，说他衣着打扮太土，“短衬衫不合身，头发乱篷篷的，还戴着黑社会才戴的黑墨镜。”许家屯受了点刺激，花600港币买了套西装，但香港媒体还是讥嘲他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低档，不符合一方大员的形象。
后来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装，配上平光眼镜，才没被香港媒体指指点点。
许家屯在江苏时配的车是皇冠，1983年，大陆有人坐这样的车，已经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别人说您这样的身份坐皇冠怎么行？至少得是黑色奔驰，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辆价值90万港币的劳斯莱斯，但许家屯拒绝了。
李嘉诚后来找到他，也说您这样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喷气式飞机，要不送您一架？
许家屯在回忆录里说：“理解他的好意，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刚到香港时，许家屯还会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要求，去底层贫民生活的九龙城寨参观视察，想解决底层群众实际困难，消灭贫民窟，但是待了几年，许家屯慢慢产生了变化。
他不再下贫民窟，而是在办公室请香港的权贵富豪阶层过来沟通，他忙着参加富豪的婚宴、看戏剧活动、参加公司开幕或周年纪念、甚至为去世的富商扶灵，成为第一个公开给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许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这样的活动，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权贵堆里。
许家屯忘了共产党的初心，也放弃了群众路线，活在了连绵不断的饭局与应酬当中。
1986年，李嘉诚单独约见许家屯，说他要在海南岛投资100亿港币搞开发，但条件是许家屯去海南当领导，或者担任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1989年底，中央决定免去许家屯社长职务，香港富豪们要求给许家纯设宴饯行，许家屯一家家吃不过去，就租了一个四五千人的会场，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顿，规模比国庆酒会还大。
相对于许家屯自传里对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继任者周南则在自己的口述中，对许家屯相当不客气。
周南说，许家屯到香港就贪图物质享受，找赵姓领导要了一亿美金按香港方式办企业，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亲戚都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了。
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因为有其他国家核电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闹事，说核电站会殃及港人，几万人联名向中央施压，许家屯感到了压力，便向中央提议迁址，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一闹你就迁，如果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吗？就给驳回去了，这事闹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1989年，英国人策动一些香港名流找许家屯提出建议，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不要急着收回，每年给中央十几亿或者更多，许家屯居然真的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恼火，这时许家屯已七十三岁了，中央便决定调他回来，让他在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周南说，许家屯起先赖着不走，后来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周南接任后不久，许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骗去南京，说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车，他当天就带着情人跑去了洛杉矶。
1990年4月30日晚，许家屯不告而别，飞往美国，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年101岁。
许家屯叛逃后，并没有在海外攻击中国，据说回忆录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没经住香港这个大染缸的考验，但谈不上大奸大恶。
1983年许家屯去香港时，大陆实在太穷太穷了，许多农村家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衣服上都是补丁，城里待业青年至少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到处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国第一次严打，许家屯在大陆时已是超高待遇，出门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诚这样动不动要送私人飞机的，差距还是大到让人感到窒息。
在巨大的经济鸿沟面前，许家屯最终抛弃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只跟香港的权贵阶级来往，慢慢和香港权贵融为一体，李嘉诚后面提出让许家屯去海南岛，简直就是将他视为将来可操纵的白手套。
许家屯的这套上层路线，一直没有团结底层民众，对权贵步步退让，使中央在香港丧失了民心阵地，甚至舆论阵线一直在亲英美的人手里，香港那么严重的房地产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去揭发对抗，资本家对平民的剥削可以说已到了全球极致，财富凝固，年轻一代毫无出头之日，但社会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对抗中央。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年前，我们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机单独拎出来，香港危机从2014年“占中”就开始暴露，当时主要煽动策划人就是黎智英，参与占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学生又占多数，现场一些指挥者年仅17岁，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刚好短短17年，事实上，从许家屯那时候对香港的沟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祸根。
在占中事件发生时，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维持现场秩序的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警察还击后，七名警察（总督察黄祖成、高级督察刘卓毅、警长白荣斌、警员刘兴沛、警员陈少丹、关嘉豪、黄伟豪）被判入狱两年，而曾建超只判五个星期刑期，带头闹事的黄之锋只判了80小时社会服务令，罗冠聪只判了120小时社服令，周永康入狱三周，缓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闹事的人一律轻判，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发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发生了。
这里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十几岁的学生会被煽动起来？第二，为什么法官会包庇闹事者而重判警察？
先说第一个问题，学生一起出问题，那肯定是教书的老师有问题，香港的老师几乎都会加入一个协会叫“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这个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有会员近10万人，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老师都会加入这个协会。
教协的第一任主席司徒华，就是香港民主党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铭的影响力还要大，一直在不余遗力推动港独，司徒华还创立了支联会（支持爱国民主联合会），都是香港的反对派，教协，被司徒华等人玩成了民主党的教育支部。
教协现任监事会主席叫潘天赐，兼任香港职工会联盟会长，而职工盟主席就是港独分子吴敏儿，职工盟则一直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接收资金支持。
像香港理工大学教师郑松泰，教唆年轻人上街搞暴乱，说哪个父母反对他们上街，这些父母就是“港猪”，香港年轻人“要跟港猪划清界限”，“要跟这样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有这样的港独教师一直在校园做宣传，参加暴乱的自然都是港独老师的学生。
香港2019年的骚乱人群主要来自于校园学生，学生思想主要来自于教师，教师主要来自于教协的控制，教协又被港独分子占据，还收美国人的钱，祸乱当然从这里爆发。
因为重判警察的主审法官叫杜大卫，并不是华人，其实是一名英国人，有英国国籍。
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为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条和82条，只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规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对其他法官的国籍均没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统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国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许香港本地人攻读法律系，因为英美法系的司法独特复杂，本土法官数量满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国人借此垄断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当时作为大陆对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为金融系统的附赠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点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一条看起来又搞笑又反常的新闻，英国威胁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Rboert Reed）就说，如果香港“司法独立被削弱”，他就不会来香港出任法官，也不会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不过《泰晤士报》呼吁英国法官集体辞职时，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华学佳却不肯走，拒绝辞职。
以上可见，香港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回归，香港其实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统与教育系统还在英国人手里。
去殖民化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迹被加深了。
2014年占中爆发时，没有及时将问题连根拔起，等这班孩子长大，2019年反修例风波才会越闹越大。
占据法律+教育宣传阵地的英美帝国，指使着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阵地的我方，发起了疯狂进攻。
2019年，这些在反中教育中长大的香港年青人，烧地铁、占机场、打大陆记者、殴打大陆游客、四下堵路、用砖头拍死一名老伯、点火焚烧政见不同者……将整个香港闹得乌烟瘴气。
英美在后方遥控，提供物力财力支持，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四大主将居中坐阵调配资源，黄之锋、何韵诗、罗冠聪、周庭等年轻一代充当前锋，在香港发起持续不断的暴乱，近一年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一会是警察被咬断手指，一会是暴徒撕污国旗，一会是废青围攻警察局，一会打砸立法会。
大陆人民在一旁看得义愤填膺，急得如火烧心肺，福建人甚至组团在北角街头同暴徒对殴。
香港斗争的本质是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斗争，香港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关部门大换血，夏宝龙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任中联办主任。
夏宝龙曾任浙江省委书记，骆惠宁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都是管理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要员，俩人本已经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一个打理全国政协，一个任职人大财经委员会，本都不用再冲上一线，但香港形势逼人，两位政坛老将只能再度出山镇守。
这标志着处理香港问题，从过去外交事务的处理思维，改为现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维。
在两位大员上马之前，从2019年6月反修例风波开始，一直闹腾了半年，我们对香港暴乱的处置态度，就只有一个字：
因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属于全球媒体聚焦的核心地带，21世纪世界舆论环境也跟过去大不一样，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在几秒内传遍全球，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几乎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世界顶尖舆论又被西方犹太人掌控，这伙人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印度那边农民们上街抗议都要死个几十人，西方世界根本无视，照样夸印度是民主典范，中国这边香港警察被人咬断手指都不能开一枪，只要香港警察一开枪，就一定会被西方世界描绘成“血腥镇压”。
在那段时间里，香港警察受尽了委屈，他们去维护被打烂的香港街头时，所有黑记都只盯着他们有没有动手，根本不管旁边有暴徒在烧地铁；他们下班后被人报复袭击，有警察被砍断4根手指，身中4刀；他们执行任务时会被暴徒围殴，钢珠把牙齿都打碎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香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场又一场的骚乱，我亲自去过现场两次，亲眼目睹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人放火烧地铁、沿街砸所有中资控投的商铺（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跟玩闹似的围攻警察局。
但每次，这些暴徒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警察最多使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控制现场，每次放催泪弹前，还反复举黑旗提醒，我还混在人群里吃过两回催泪弹，就是比较辣眼睛，得找个角落用矿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国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动，连跟人私下聊天的录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联网上，暗示她撑不下去了，林郑月娥面对媒体时强硬表示，自己从没有向中央提出辞职，一定会带领香港走出困局。
那一段时间，大陆民众看新闻，个个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帮忙。
2019年，新中国已建国70年，领导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治国手段已经变得成熟稳重，面对香港乱局，不太可能让警察跟暴徒搞街头对攻，不搞流血冲突，以免授人于柄，而是耐心地计划用更稳健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将香港问题拔除根源。
在暴徒无数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闹，闹了又抓的循环背后，我们在等待两条法律的诞生。
一条是《国安法》，一条是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
我们要用法律对抗暴乱，用秩序整理混乱，没有法律做铺垫，不管乱港分子如何挑衅，坚决不像印度、缅甸这样的西式民主国家开枪镇压，不陷入对方的舆论圈套。
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对香港的政治斗争，暂时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香港警方以未经批准集会拘捕了黎智英两次，4月18日以同样案件拘捕何俊仁，带头冲锋的罗冠聪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纽约读书，黄之锋、周庭则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
2019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这一轮逮捕，都是一时的缓兵计，这些乱港代表人物几乎都很快保释，大陆民众一时很是失望，不知道中央将用什么方略安邦定港，民众情绪一度十分焦虑。
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度使我们的局面看起来更加被动。
一是8月8日，罗冠聪跟黄之锋去见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见完Eadeh 罗冠聪就先溜了，9月黄之锋与何韵诗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会，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美国的国内法。虽然事后证明，特朗普对插手香港兴趣不大，这个法案也没什么卵用，但一年半前，美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还是让人民群众紧张了一阵子。
二是就在特朗普签署那个鬼法案的前一天，11月26日，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束，452席建制派只获得了59席，中立派赢得8席，泛民派拿到了385席，泛民派获得大胜。
此时的香港，街头有暴徒闹事，政治上泛民派拿下了区议会大选，国际上刚刚获得美国的法案支持，大陆这边也一直没有传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时陷入了最为不利的局面。
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是泛民派们最后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大逆转的开始。
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严重，5月1日大局基本控制住，香港暴徒每周固定的动乱，因为疫情都不敢上街闹事，竟意外打断了。
从2020年2月后，香港街头动乱渐渐平息，虽然疫情是人类大灾难，但在香港这件事情上，突然起到了急刹车的作用。
从这个阶段开始，香港从激烈的街头对抗，改为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对香港分裂势力的反击，也从此时打响。
第一个分界线，是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国安法》出来前七天，消息灵通的李柱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突然变了一个人，说“揽炒”（同归于尽的意思）哲学很幼稚，并说香港要求“独立”会让香港失去国际支持，提介“揽炒”的人一无所知，还说港独是很危险的，以自己的年纪，并不可能支持独立，也不会参与暴力，他还规劝年轻人不要做事太激烈，在香港搞“独立”不可能实现。
李柱铭号称“民主教父”，是香港港独派里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这么一说，整个港独派都懵了，这相当于魔教里的向问天带头削发入了少林寺开始吃斋念佛，这谁顶得住？
港独黎耀骏气得大骂李柱铭，“可唔可以快啲死？唔好再拖后腿了！”（可不可以快点死，不要再拖后腿了）
《国安法》出来前两天，另一个见事不妙的陈方安生直接声明自己80岁了，得退出政界了，从此归隐江湖，不再过问政事，辞任“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董事，并意外地呼吁起年轻人守法。
6月30日这天，从伦敦回到香港上网课的罗冠聪赶紧和周庭、黄之锋一起宣布退出港独组织“香港众志”，辞去一切职务。
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港独派这么畏惧《国安法》。
《国安法》第一厉害的是在香港法律中，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定为犯罪，仅破坏财物一项就可以构成恐怖主义（不能烧地铁了），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得把牢底坐穿。
这里就必须要讲一下香港历史上著名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了。
大家应该在各个新闻里常听到这个名词，这条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里用来防港独、防叛国用的，2003年董建华推动第二十三条立法，反对派就跑出来捣乱，说限制言论自由什么的，还在七一那天搞了个50万人大游行，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干脆辞职，2003年这次方案就给撤回了。
一个国家设法律防止分裂，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英国不让北爱尔兰分裂，西班牙不让加泰罗尼亚分裂，美国不让德克萨斯分裂，但他们偏偏喜欢在香港搞分裂，二十三条一直没正式通过。
后面每次一提这件事反对派就跳出来捣乱，反反复复都是那几个理由，加上英国一直在暗地里递刀子，扶持这些政党上台，这个工作就一直没法展开。
大家别看香港富裕就觉得香港的一切都是对的，其实香港政坛这种恶心事特别多，像英国佬故意在新界留下“丁权”系统，让香港的房地产畸形发展，每次一讨论废丁权或者开发新土地，就有一些恶心极了的政客跳出来说这是欺负香港农民，破坏香港农业生态，总把一件脏活说得冠冕堂皇。
我为什么对这种事这么熟悉呢？是因为我以前有个香港同事，天天跟我讨论这个，他就是被那种政客洗过脑的人，我一听他说完就觉得不对，逻辑不通，你为了保护少部分人的丁权，就要让绝大部分人住着地球上最贵的房子？交着全地球最贵的房贷？这是什么道理？我会一条一条反驳，这哥们就发一大堆香港这种政客的理论给我，什么人权啦环保啦，各种道德高地，每次看得我都想抽死他。
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我们俩在微信上对骂了一场，互相指责对方SB，也互相拉黑了。
这次香港因为修例风波，把我们这搞火了，属于给你脸不要脸这种，干脆直接走国家最高立法流程，一步到位，先搞出个《国安法》来做基本法的补充，二十三条我们后面慢慢搞。
《国安法》第二厉害的，是特首将任命特别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不会再选英国法官了），律政司长可以拒绝由陪审团进行审理（也别想用陪审团来影响判决），北京拥有对该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将派一名顾问加入，监督该法的实施，委员会的工作不会公开，也不会接受司法审查，并允许嫌疑人可以送往大陆受审。
简单一句话，谁犯了《国安法》，英国人别想护崽子了，所有法律工作我们自己人慢慢收拾。
这个新成立的保卫国家安全办公室很快就入住了铜锣湾维景酒店，并在酒店周围设置了路障。
机构的负责人叫郑雁雄，是从广东调过来的，经验丰富，来香港前，已是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处理过许多危机公关。
于是该投降的投降（李柱铭、陈方安生），该坐牢的坐牢（黄之锋、周庭）。
2020年12月，《国安法》下来半年后，没有了英国法官的干扰，黄之锋、周庭分别被判刑13.5个月、10个月。
周庭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可怕性，她后来发给西方媒体的一段视频里，说自己“在监狱里，不停地哭。”
从占中开始，闹得香港这几年人心惶惶，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结束，多年旧账，一起慢慢算。
2021年1月，国安处将还在服刑的黄之锋、谭得志再次拘捕，这次就不仅仅是“非法集结”这么简单了，而是“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2日，黄之锋因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押入荔枝角收押所，估计黄之锋将在牢里待许多许多年了。
黎智英、何俊仁、李柱铭、李卓人、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等七人，也在2021年4月1日认罪，承认了两项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不出意外的话，估计黎智英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资料收集也在路上了，黄之锋走过的路，黎智英后面也得再走一遍（黎智英可能会送大陆受审）。
跑得最快的罗冠聪，2020年3月底因全球疫情回到香港，现在又逃到了英国，拿到了英国政治庇护，中间还居然去见了一次蓬佩奥。
但何韵诗一直相安无事，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她这边不好办，可能跟她是加拿大国籍有关。
我仔细阅读了各方资料，发现现在治理香港的节奏，是分三步走的。
《国安法》只是全新治理香港的第一步，算是搞定了本岛的港独分子，稳定了局势；第二步，则是构建香港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夺回对香港的全面控制；第三步，则是争取民心，重新分配香港财富。
第二步的核心，就是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附件一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指的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这两个附件出来后，从根本上堵住了港独势力进入香港政坛的可能性，西方媒体一片哀嚎，《纽约时报》说“此举几乎摧毁了香港立法会中的民主派阵营。”
原先立法会的半数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由专业人士、商业团体和其他团体组成（香港叫功能界别），到附件推出时，港独派仍在立法会拥有20多个席位，并经常使用手中的权力对抗中央，阻挠政府措施。
这次附件通过，让选举委员会人数从1200人增加到了1500人，立法会议员人数从每届70人增加到90人。
前文说过，泛民派不是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吗？现在附件直接取消了区议会在选委会和立法会中的席位，直接把区议会赶下了政治舞台！
就是说原本港独们准备在区议会中对抗中央，现在区议会变成大陆街道办的相近职能，为社区居民服务，只能干点民生打杂的活了，没有立法政治权了。
最重要的，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也就是说，以后哪个人想做特首、议员，得先被审查委员会过滤一遍，凡是有港独倾向的人，就不可能做特首和议员了。
这个审查委员会由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的调查，这两个部门的调查报告将提交给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不能向法院上诉。
打个比方，就是黄之锋想参选议员，得经过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审查这一关，郑雁雄说不行，黄之锋就永不可能参政。
这就是大家最近在新闻里听到的“爱国者治港”的意思。
郑雁雄也是这一次治理香港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大陆这边媒体很少提到他，只是在一些新闻里偶尔一句带过。
为了保证爱国者治港，中央在2020年7月下了一步很妙的棋。
2020年7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推迟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2021年3月30日，林郑月娥表示，争取9月选委会选举，12月立法会及2022年3月特首选举。
就在这个档口的中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将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推迟了一年，就是为了等2021年3月人大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这样就能保证，后面进入立法会和担任特首的人，都是爱国者。
如果不推迟这一年，让港独派再进入立法会，香港至少再陷入五到十年的动乱。
当香港街头的暴徒在焚烧地铁时，当无辜的老伯被砖头拍死时，当黄之锋带队攻打警署时，大陆人民是如此火急火燎，看着电视就想抄家伙上，但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治理国家，需要有效的将问题彻底铲除，这个过程中，都需要耐心和冷静。
2020年6月30日的《国安法》镇住了香港，打击了港独的气焰，2021年3月30日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则有效铲除了港独派的生存土壤。
这才是真正有效治理的成熟政治手腕，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从法律上找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只有二愣子青年才天天想着上街喊打喊杀。
当然啦，前面这两步，是正面战场，其实，还有些侧面战场，普通群众一直没怎么在意。
在教育界，2020年6月开始，香港学校必须展示中国国旗、在国定假日播放国歌；2020年7月，香港大学罢免了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院终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教育界开始改革高通识教育科计划、教育局长杨润雄禁止学生唱动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禁止在校园展示政治口号或组成人链；《国安法》通过后，特莱特国际学校的历史老师，都用俄罗斯和冷战课程，代替了他们以前讲授的西方视角的中国历史；2021年2月初，教育局发布指令，要求对幼稚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开始进行国家安全课程。
在政治界，2020年9月6日，第七届立法会驱逐了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四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这四人常跑美国抹黑香港警方“过分使用武力”、建议美国制裁香港特区官员、为美国提供“制裁名单”，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11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这4人正式失去议员资格，15名反对派马上集体宣布辞职，世上竟有这等好事？林郑月娥马上批准辞职，12月1日正式生效。
《国安法》颁布后，一次性就拘捕了53名反对派头目。
在法律界，香港动乱时的旧账开始一笔笔清算，2019年11月在上水用砖头砸死70岁罗伯的两名男子，于2020年6月被控谋杀罪，此案件还在审理中；2019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咬断警察手指的港大毕业生、24岁青年杜启华，于2021年3月15日被判袭警罪，入狱5年半。
每一个做出过激行为的年青人，都要做好付出法律代价的准备。
在国际上，特朗普制裁了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舟、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美国财政部还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官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前往美国，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都将被冻结。
林郑月娥面对制裁时说：“我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到美国。”
骆惠宁的回答是：“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恰说明我为国家、为香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这种事当然少不了天字第一号搅屎棍英国，2020年7月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要向300万名有资格申请BNO的香港人提供入籍途径。
英国将修改入境规则，准许符合申请BNO的香港人，在英国居住及工作的期限由半年延长至五年，五年后可以申请定居，再居住12个月后可申请入籍。
但是一户香港家庭要是跑去英国拿着BNO等入籍，六年时间，差不多要花掉几百万元港币。
我们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从2021年1月31日起，不再承认BNO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明和身份证明，并保留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回到我们文章的开头，我们曾聊起过，许家屯在治理香港时，更醉心于和名流的交往，而不是和大众阶层打成一片。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香港一切的矛盾推给港独分子，香港确实有它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到极点的一个标志型社会，富者通过金融、房地产压榨底层和年轻人，使新一代年轻人看不到人生希望。
香港又是如此的复杂，在英美势力支持的港独分子推动下，加上舆论环境的引导，矛盾渐渐被引向了港陆关系。
不能简单地去憎恨香港闹事的年轻人，而是应该要理解他们生存环境中的某些客观条件，再去解决香港大多数人的痛苦。
暴力无法解决最终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并付诸行动，才能化解问题。
在吸取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后，明显这一届有了长足进步。
所以我们看到骆惠宁开始去九龙深水埗劏房户，重拾共产党的初心，了解香港底层民众生活，也看到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说，香港住房问题确实很难解决，但不能不解决。
每一项社会危机背后，必定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香港的社会阶层固化、老年人把持经济果实、年轻人没有出头之日、新兴科技领域缺失、社会生存压力超大等各种事情都亟需处理，中联办要回到平民中去，回到大众的生活中去，抛弃过去只和名流打交道的思路，实事求是的解决香港的民生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获得香港的民心。
本来我以为只要一天时间，我就能写完香港这两年政治斗争的大逆转，结果写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才把事情的前后脉络交待清楚。
两年时间，形势逆转，香港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变革，当然，变革的路，也还没有真正走完。
从全球视野来看，香港的政治斗争，其实是我们没有完成的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中国走向全面独立自主、完成祖国真正意义上全面统一的一部分。
经历过香港这一次的淬炼，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虽然敌人的攻击确实凶猛，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香港丧失了警惕，也没有全面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
只有不断地完善自我、要求自我，才能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在激烈斗争中守卫香港的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香港警察，这一次香港的大逆转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水平，没有陷入西方的舆论陷阱，也没有简单的用暴力镇压，而是一点一点十分耐心地用法律、用尽可能文明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也说明我们的执政团队确实日益成熟老练。
在国家民族繁荣安定的背后，总有一群伤痕累累的人，在默默守卫着我们。
2016年6月29日，101岁的许家屯在洛杉矶去世。
有些事，前人没有完成，或者前人回避了问题，但该了结的，我们迟早还是要了结。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卢克文工作室”，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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