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4日，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独立团和方步舟率领的工农红军第16师在湖北通城与崇阳交界的三界尖一带会师，在随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两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工农红军第16师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其前身第16军成立于1930年8月一打长沙后，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曾两度濒临全军覆灭，但又都顽强得坚持下来并浴血重生。同时该师也是目前自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唯一一个留在长江以南的正规番号师（另一个红24师已于1935年春解体）。
在西安事变前夕，红16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游击，又发展到1000余人，下辖第46、48两个团又一个特务营，此时师长方步舟、政委明安楼、政治部主任方天宝、参谋长赵改中。方步舟在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认为红16师再次发展壮大的机会来了，并写信给傅秋涛，请他速来鄂东南游击根据地会师，共商大计。
傅秋涛接到方步舟的来信，欣然决定前往会合，虽然省委其他干部如刘玉堂（1955年少将）、谭启龙（后曾任华野第七兵团政委）、涂正坤（1939年被顽军杀害）等都认为时机未到，但傅秋涛还是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强行拍板作了决定。然而，在会师途中，红16师在通山梅田与黔军新8师蒋在珍部一个团遭遇，受到了一定损失。
方步舟与傅秋涛见面后指出，有迹象表面，国民党军在西安事变后将加强围剿力度，建议大家还是继续分散游击。傅秋涛对此自然很有意见：我立排众议前来找你会合，结果你告诉我还是回去吧，这是在开玩笑吗？随后傅秋涛以梅田战斗指挥不利为由，在会上宣布撤销方步舟师长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撤销职务，无可厚非，但开除党籍，在时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钟期光看来，有些“过火斗争”。其实方步舟和傅秋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夏的麦市突围期间，他们就曾为红16师的突围路线而产生过争执，只是彼时尚未牺牲的原红16师师长徐彦刚也持与方步舟相同的意见，最后的结果便是方、徐、傅三人各带一路突围。
方步舟和傅秋涛之间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方步舟是学生出身，南昌起义前夕投奔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部，傅秋涛则是雇工出身，打过豆腐、杀过猪，参与过平江扑城暴动，这样比起来，傅秋涛在对敌斗争上更为坚决，这也导致他当首长后免不了具有一言堂的风格。相同点则是，两人都曾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直到1933年以后才逐渐接触军事工作。
湘鄂赣苏区自原先孔荷宠、林瑞笙那一批领导被撤换后，改由中央苏区派来的陈寿昌和徐彦刚等执掌政、军大权。但在1934年11月陈寿昌牺牲后，便形成了代理省委书记傅秋涛、省军区司令严图阁、红16师师长徐彦刚和师政委方步舟这四巨头共存的局面。方步舟之所以会成为四巨头之一，是因为红16师是以他指挥的独立3师7团为基础重建，他本人在红16师威信很大。
在三界尖会议上，傅秋涛宣布各地要继续搞扩红运动，猛烈扩大游击战争，同时开展批判方步舟的右倾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方步舟虽然被撤职，傅秋涛还是派了个警卫员监视他，但对他看管还不是很严，没有料想到他之后会叛逃。
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方步舟未来一生的事情，国民党军派一个红白通吃的两面人员送来一封密信，大意是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梅田战斗中受伤并被俘，如果想要其受妥善医治就请速来归降。其实傅秋涛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在麦市突围中他身怀六甲的妻子曾相娥也负伤无法行动，为了不连累丈夫和红军大部队，这位烈女子硬是跳入河中投河自尽。
总之，这封信确实让方步舟方寸大乱，几天后，方步舟借口去看地形，带着警卫员单独外出，后趁其警卫员不备将其手枪夺下，并以此武器为掩护下山投敌。5天后，方步舟向驻扎在龙港的黔军第121师犹国才部投降，并全盘托出了红16师的内部情况及其未来可能的行军撤退路线。国民党军对这一情报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了6支追剿队，打算彻底全歼红16师。
四渡赤水后被调来围剿红16师的黔军121师长犹国才
获悉方步舟投敌后，傅秋涛紧急任命冯育云为红16师代师长，这也是此君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之前多年的游击战争中，冯育云的名字从未出现过，也未能在湘鄂赣出身的各开国将帅的回忆录中见到此人姓名，对笔者和对其他党史研究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和谜团。
1937年3月底，红16师仍按原定计划，拟经通城到平江，而后向西经渡过平江河回老根据地黄金洞，结果在经过至崇阳、通城交界地区时，遭到由国民党军第50师组成的第六追剿队的截击，傅秋涛等经激战率部突出重围，没过多久又在到铜鼓虎拗再次遭到截击，省军区参谋长魏平也在突围战斗中头部中弹牺牲，最后红16师仅剩200余人回到黄金洞老根据地。
尽管遭此严重挫折，部队减员80%以上，傅秋涛仍未认清形势，回到黄金洞后又拨给红16师300余名新兵，并将省委书记一职交给涂正坤代理，他自己以湘鄂赣军区政委的身份，与冯育云、明安楼等带着红16师继续出去游击，大有赤膊上阵决一死战之势，不过这种有一点力量就拉出来硬碰硬的急躁想法，只会让红16师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4月13日，红16师在铜鼓邹家洞何家坦再次遭到国民党军第18师一部的伏击，这个师正是那个曾在龙冈战斗中被红一方面军全歼了两个旅的那支败战之师，此时师长是当时侥幸没有参战的第54旅旅长朱耀华（1951年被处决）。在何家坦设伏的是第18师54旅108团3营，由于国民党军一个营满编状态下也就465人，若再减去伤病等缺额数目，此时该营的总兵力要稍少于红16师。
4月13日下午13:20分，红16师在杨家洞地区与3营7连遭遇，被当场捉去俘虏数名，傅秋涛听到枪声警报，立即命一部兵力在何家坦设防，其余部队猛攻7连阵地，结果遭到配属该连的营属重机枪排扫射，因伤亡较大被迫退回何家坦邹家洞。3营代营长张森随即命各连围攻邹家洞，红16师在抵抗一小时后，傅秋涛判断再战不利，便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坚守何家坦，自己则率师主力强行分散突围。
张森见红16师主力溃散，便命各连尾随追击，俘虏红军战士多名，之后再返回将何家坦的红军掩护部队全部消灭。从战果上来说，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应该算得上是傅秋涛指挥生涯上的一大污点：红16师有130余人牺牲，110人被俘，被缴去步枪73支、手枪3支、轻机枪1挺、重机枪2挺和电话一部，而国民党军第108团3营却只有9人负伤，无一人阵亡！
傅秋涛和冯育云、明安楼等人突出重围后，他决定离开部队返回黄金洞，剩余的近200人则交给冯育云、明安楼继续指挥。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转战，1936年7月，四处碰壁的红16师在高奉边的华林山区迎来了该师的最后一战，经激战部队完全溃散，曾任收编的廖海涛绿林武装团政委的师参谋长赵改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师长冯育云和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在战斗被俘，后经他们的老上级方步舟“开导”，在报上刊登了自首投敌声明，一同成为可耻的叛徒，之后此二人的事迹就再不可查。一同被方步舟招抚的还有曾任红16师特务营营长的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在5月15日傅秋涛署名刊登的《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对外公告上，还曾印有他的名字，为此两个月后傅秋涛被迫又重新发布了一份没有张玉清署名的新公告。
原师政委明安楼再次从华林山战斗中成功突围，这位多次在险恶环境下幸存下来的红军师政委，在1937年11月去劝说红军赣北游击队下山时，因为身穿国民党军军服，而被游击队长刘为泗认为是叛徒，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红16师的历任四大主官中，最后幸存到解放后的恰各有一名，他们分别是师长方步舟，担任过师政委三个月的刘玉堂，麦市突围后被解职的原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1955年上将）及曾短暂代理师参谋长的吴咏湘（1955年少将）。当然与后三位解放军高级干部不同，当了叛徒的方步舟在几起几落后，在国民党行将失败的最后关头前反戈一击发动起义，做到了“1949年加入解放军”，编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22军64师。
当时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和政委谭启龙为难了，这个方步舟到底怎么处理，一方面他是起义有功人员，另一方面他又是我军著名叛徒。特别是谭启龙，还和方步舟共事过。思来想去，两个人想出一个高招，第7兵团不处理，直接送去给陈毅。陈毅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最后做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建国后，方步舟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