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求存：列强对清政府镇压活动的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清政府野蛮腐朽的统治，中国人民除了采用暴力革命将其推翻以外，已别无选择。太平军趁势而起，席卷东南、攻破南京，清政府已是摇摇欲坠，如果只依靠八旗、绿营和团练，革命将会很快取得胜利，中国将很快获得新生，人民所受的苦难也会大大减少。正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湘军系人物的“额外努力”，顽固抗拒这一进步且正义的历史趋势，在八旗、绿营、团练之外由搞了一个湘军淮军出来对抗人民革命，极大的拖延了战争的长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在战争中死亡、更多的财富被战争破坏，是太平天国战争中后期中国人口锐减最大的罪人，也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苦难屈辱的主要罪人。
湘军系清军能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除了它自身的能耐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背后有西方列强支持。这种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干预，清王朝能否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
列强对湘军最大的支持是向其出售了大量用于水师战船的火炮，有力的帮助了湘军水师掌握长江的制江权。这对长江主战场的胜负影响至关重要。
战争的双方都在向西方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武器。李秀成的亲兵部队就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枪，因此可以多次击败同样使用西方武器的“洋枪队”。总体而言，“洋枪队”“常捷军”等西方雇佣军的装备水平最好，李鸿章依托上海发展起来的淮军武器水平次之，但总体仍然要高于太平军，而曾国荃围攻南京的湘军火器装备水平则低于李秀成统领的太平军主力。但双方差异最大的并非轻武器，而是以火炮为代表的重武器。因为太平天国是通过地下走私，清军方面是官方购买。枪支弹药比较好走私，太平军购买方便，而重型火炮则不容易采用走私的方法买到。
湘军水师在建军之初就开始大量配置了西洋火炮，其购买西洋火炮的主要来源是从广东入口。1854年的湘潭之战的时候，湘军水师初规模，有水勇5000人，大小战船500艘，并装备了洋炮500余尊。湘潭之战太平军惨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第一次见到西洋火炮的威力，对此猝不及防。曾国藩在书信中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1856年，曾国藩又委托叶名琛从广东购置600门西洋火炮，并在书信中声称：“自武汉至于九江，前后贼船数千，均已片帆不返……夷炮之力也。”
据《曾国藩年谱》记录，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已开始直接购买外国军舰，“（1862年正月）二十一日，新购外国火轮船第一号到安庆。”后来曾国藩又派周腾虎去上海继续买洋船以充实水师，具体数量不详。
太平军相对于湘军的优点，在于战术灵活和作战勇猛。但这些优点在长江广阔的水面上很难发挥出来，拥有先进火炮的一方占据的优势实在太大，太平军水营的船只上压根就没有火炮，也难以在短期内掌握西方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火炮制造与舰船炮战技术，无法与湘军水师长期抗衡。仅仅水师火炮一项，就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没有上千西洋火炮的支持，或者说如果太平军也可以跟湘军一样公开自由的从西方进口火炮，湘军水师很可能早就被太平军消灭。如果太平军水营掌握制江权，在大江之上来去自如的运输物资和军队，曾国藩从武昌到九江、从安庆到南京的进军战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法实施。
列强对清军的第二大支持就是帮助他们保住了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重要的海港贸易城市。一方面让清军可以轻易从太平军的战略后方发动反击，让太平军腹背受敌；一方面也让清军可以掌握数量巨大的海关税收和海港贸易收入来支撑战争开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优势。如果没有列强的支持，太平军会比较轻易的夺取上海和宁波，获得巨大的财源和稳定的战略后方，专心对抗顺江而下的湘军。曾国藩从上游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略很可能就沦为历史笑柄。而且1855年的广东天地会大起义，围攻广州几个月，没有西方列强从海上给予的物资补给，广州也很有可能落入革命者手中。广州失守，整个广东就完蛋。丢掉广东、上海、宁波的清王朝，要想不崩溃几乎不可能。
相对于这两个战略性优势，“洋枪队”、“常捷军”这种直接给枪给人的支援，则只能位列第三了。太平军并不害怕洋枪队，也不怕深入陆地的英法联军，但面对西方列强数百年积累起来的舰船火炮重型军事工业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套体系之上的海洋贸易优势，实在是无力对抗。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对清军的支持，清廷和湘军的联合很难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我们常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这一点绝非虚言。清廷、湘军、列强三方势力缺一不可：只有清廷，太平天国革命必然胜利；只有湘军，士绅官僚集团的内部也很难团结——必需有清廷的皇权来统一调度国家资源以支持整个战局，湘军系军队才能与太平军抗衡，不然就只能四分五裂被太平军各个消灭。曾国藩要不是有朝廷的支持，他在湖南都无法立足，更不要说带兵进入江西等地跨省作战。
但是，只有清廷和湘军的联合，没有西方列强的支持，失去水师火炮优势、失去广州上海宁波等关键外贸城市和海关关税，清军镇压行动的成功可能性也还是不大。
太平天国革命，同时与这三股反动势力——西方殖民列强、理学士绅官僚集团、满洲军事统治集团作战，难度极大，失败的也极为悲壮。后来的中国人民革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没有再选择通过一次革命同时推翻“三座大山”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从弱到强、逐个击破的道路。先推翻满洲反动政权（辛亥革命），再推翻理学士绅官僚集团（解放战争），最后反击西方殖民列强（从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中间还有联合士绅集团推翻满清（辛亥革命）、抗击列强入侵（抗日战争）甚至联合满清政权抵抗列强（义和团运动）的复杂策略，充分利用了这三大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才取得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伊藤博文这样评价太平天国战争：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它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之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1]
列强深知满清统治的腐朽，但仍然坚持帮助清军，因为这个腐朽且反动的政权可以继续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给他们。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北京，还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几乎全歼了满清北方八旗精锐。这看起来让清政府面临着内外夹攻的危亡之势，实际上却给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大卖国条约正式生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得到了保障和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对清政府的定位从需要打击的抵抗政权变成了一个需要扶持的傀儡政权，开始积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反而让清政府摆脱了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再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寿命。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大幅度减少，反而迅速增加，变得比战争之前更有钱。这种情况在古代王朝绝对不可能发生。古代王朝经过全国性的大革命打击以后，就算不被革命推翻，也会迅速陷入财政破产，中央政府穷得养不起军队，只能眼睁睁的等着被军阀或者外族军队消灭。清末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不到4000万两白银，而到1887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8000万两，直接翻了一倍多。仔细看它的财政收入结构，传统农耕帝国的主要税收——土地税，1845收入3000万两，1887年收入3200万两，战前战后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关税和厘金，从战争前的不到500万两，到1887年猛增至3800万两，增加了3000多万两[2]。就像《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说的那样：“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海关税）为大宗。”厘金和海关税收入的猛增，主要是全球殖民贸易体系带来的。出口和进口商品量猛增，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国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从而推动了关税和厘金收入的暴涨。
在创造厘金和关税的商品中，最大宗的就是鸦片。这也是殖民入侵带来的。清末海关税和厘金收入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鸦片贸易。鸦片带来的收入，大约占到了晚清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这个比例相当惊人，鸦片收入成了仅次于田赋、非鸦片的关税、厘金、盐税之后的第五大政府收入来源。在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中，中国已成为“含毒量”最高的经济体。靠贩毒的生意敛财来维持大一统，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份。
清政府就是靠着殖民者带来的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产生的意外之财，又硬撑了半个世纪，中间不仅有钱镇压革命，向列强支付各种战争赔款，还能拿钱出来搞洋务运动开办工业，还能有钱买船买炮组建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一直到清朝灭亡，它的财政都没有破产，收入还一直在上升，最后一次完整的中央财政预算，年度收支超过了一亿两白银。再加上地方财政，则直接突破了3亿两，简直就是富得流油。
——满清政权是一个极为幸运的政权。它内侵征服中国的时候，还是古代社会，明朝的海军力量和火器水平还不具备改变陆战格局的能力，满洲骑兵可以像数百年前的蒙古骑兵一样纵横天下；等到它腐朽衰落，面临崩溃的时候，又来到了近代，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帮它镇压革命，苟延残喘。它能延续267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排名第三的大一统王朝，全球殖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华文明三千年不遇的大变局，对清政府而言，实则是三千年不遇的好运气。
[1]【美】裴士锋，《天国之秋》，363页
[2]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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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