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祸得福：海关管理权的丧失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中国海关管理权落入了英国人手中，对中国而言是丧权辱国，对清政府而言则是天上掉馅饼的头等好事。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清朝政府实际无力控制上海海关。在此情况下，1854年，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与苏松太道台（上海实际行政长官）吴建彰谈判，决定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朝政府征集关税，委员会首领由英国人担任。这就是列强夺取中国海关管理权的起源。
英国作为头号列强，在攫取对华殖民利益方面也一直走在最前头。关税管理委员会的首领长期也就由英国人担任。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它独立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合了法国，但也是英国主导。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还没有被打服气，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英国跟历史上各种入侵中原的蛮夷差不多，打不过就赔点钱然后允许“朝贡通商”就完事儿了。等到《南京条约》到期，英国人想要续约并且获得更多特权的时候，清政府就很不配合，找各种理由搪塞。英军这边还在跟俄国人打克里米亚战争，暂时顾不过来，等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打完，就先在1857年攻克广州，又派军舰到大沽口外威胁要炮轰天津，逼迫清政府签了《天津条约》，增加了不少长江沿岸和华北地区的通商口岸，把《南京条约》的东南沿海通商范围进一步扩大。
1858年，英国又逼着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附属条约。在这个条约里边，“上海海关模式”被推广到了全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就是所有口岸都设立由外国人担任的关税委员会负责管理海关。然后，再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这个职位，管理全中国的关税委员会。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有通商口岸海关方圆50里范围内的所有商业税也由海关统一管理。
1859年，两江总督何桂清正式任命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这样，清朝的海关管理权就全部落入了英国手中。其它列强就只能跟在英国后边占便宜。英国的这个主导地位，是它全球殖民霸主地位的体现，也是它主导两次鸦片战争的回报。对这样的安排，英国政府十分满意。
清政府对《天津条约》增加通商口岸、《中英通商善后条约》设立总税务司这几个事儿倒是认账，但《天津条约》里还有在北京设立驻华公使且与列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内容。清政府从咸丰皇帝到满汉大臣都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内心始终是拒绝的，不过为了早点把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哄走，假装同意。等到军舰撤走，英国人要求换约落实的时候，清政府就不认账了，变着方的想要把这一条删掉。而且态度极其坚决，在谈判期间积极加固大沽口的炮台，不惜与英国人开战也不同意跟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这才引发了英法联军再次侵华。
跟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1860年的英国海军已经完全抛弃了帆船，战舰全面采用蒸汽机驱动，不再畏惧东南沿海的台风天气；陆军所用的步枪从燧发变成了击发，火炮也有了新发明的后膛装填线膛炮——阿姆斯特朗炮，枪炮的射击精度和发射频率都得以大幅度提升，足以在平原地区轻松打垮传统骑兵的冲锋。这是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侵扰东南沿海，而是直接北上试图从陆路进攻北京的军事原因。加固后的大沽口炮台刚开始给英法联军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等到联军调集了更多的军舰之后，很快就崩溃了。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基本全歼了北方八旗精锐，然后攻进北京城，赶走咸丰皇帝、火烧圆明园。经过这样一打，才算是彻底把清政府给打服气了，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按照中国古代战争的标准来看，英法联军在攻克北京以后的要价并不算高。主要就是要求清政府承认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效，另外追加天津为通商口岸，把香港旁边的九龙地方割让给英国，以及把战争赔偿从400万两增加到了800万两。
1860年10月25号，《北京条约》一签订，还没拿到钱和土地，英法联军马上就撤离了北京城。
这个事情对正在安庆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思想冲击很大。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边说，想不到蛮夷也很讲信用，竟然签了条约就真的撤军了。清廷上上下下都因此对列强好感大增，也确信列强只是志在通商而不是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中国。
曾国藩等人的这种认识，源于对近代殖民列强侵略模式的无知。近代殖民列强是依托海权发展起来的，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帝国，其侵略殖民模式与传统的陆权帝国大不相同。这一点我们在第三卷里已经详细讲过。海路运输的特点是运输量巨大但速度很慢，可以在某个遥远的海港枢纽集结规模庞大的军队，形成绝对军事优势，但后勤物资的持续供应能力不足，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特别是撑不起深入内陆的长期战争。受此影响，英国一方面可以一个偏远的岛国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具备长期占领海外大片内陆地区的能力。因此，其殖民体系并不是把所有殖民地都直接纳入英国版图，而是通过控制少量海港枢纽的方式，把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出口，然后扶持傀儡政权统治内陆，以海港为网络建立海洋贸易体系，从这个贸易体系中获得最大化的殖民利益。
按照这个模式，英国夺取了中国全部海关的管理权，然后又实际控制着上海、广州、天津、宁波等关键性的贸易口岸，也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英国全球殖民体系。中国的农产品通过这些口岸源源不断的进入国际市场，英国的工业品也通过这些口岸销往内地。英国可以随意对中国的产品征收任何税率的关税，而中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体征收方式则主要由英国方面决定。再加上鸦片贸易合法化，印度、斯里兰卡等英国殖民地的鸦片可以疯狂卖到中国赚钱。英国在列强中能获得的殖民利益显然是最大的。在世界地图上，中国是距离英国最遥远的大国，要直接征服和统治难度太大。北美殖民地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全球殖民霸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中国能够维持这样由英国主导的半殖民利益格局，英国政府就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了。
由于北京位于中国内陆，远离海港，且中国北方的冬天极为寒冷，在十月份之后持续占领会给英法联军带来极大的后勤困难甚至军事危险。1859年，英军刚刚镇压了印度爆发的封建领主革命，英国政府在印度的统治仍然很不稳固，无心在中国事务上投入太多资源，这也是它需要联合法国一起行动的重要原因。英国内阁从英法联军刚攻占北京开始，就不断的发电报催促联军首领额尔金赶紧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然后尽最快速度撤军。
经过数百年殖民战争考验的英国人对自己的战争优势和劣势非常清楚。他们打击清政府的策略就是“闪电战”：通过其巨大的海洋运输能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给敌人制造可怕的杀伤，占领其最在意的战略要地，让敌人抵抗意志迅速崩溃，接受不平等条约，然后在海洋运输的物资耗竭之前撤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这样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这样打的。
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曾国藩，都对这种海权帝国的战争模式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英法联军远涉重洋而来，持续作战的能力其实很差，深入内陆就更是危险。不是他们“讲诚信”，而是经验丰富、知己知彼，深知海权帝国与陆权帝国作战的优劣势所在，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在军事上和抵抗意志两方面都崩溃以后，清政府显然已经成为了海权帝国殖民版图中傀儡政权的合适之选。特别对英国而言，维持一个对外软弱无力的中央大一统政权，符合其在华殖民利益。这个大一统傀儡政权不能太强大，太强大了就可以集中国内资源抵抗外辱，废除不平等的殖民特权；但也不能太弱，太弱了不能维持国家统一，会影响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不利于英国利用关键港口和海关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中间存在微妙的平衡。
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显然太强大了，需要不断的打击它、削弱它；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又有点太弱小了。最大的威胁当然是太平军。英国和法国都在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经历过革命，知道革命的威力。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的拿破仑政权几乎统一欧洲，他们对此绝对印象深刻。中国这种大国一旦经过大革命洗礼，并由革命政权来统一中国，那它必然会迅速变得强大而不可控制。腐败无能的满族统治阶层才是傀儡政权的最佳人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英国人还要看得再深一层。他们注意到了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系势力的崛起。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几乎一定会导致中国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陷入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就好像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藩镇割据、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的豪强割据一样。而这个局面同样也是对英国不利的。它需要中国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政权，一旦陷入军阀割据，不仅会极大的增加跟中国做生意的成本，法国、俄国等列强势力必然会选择地方军阀作为代理人，在中国国内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当然可以瓜分一大块势力范围，但这样它就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了，而只能跟俄国、法国平起平坐，它拿到的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只有清政府的统治权威得以保持，英国才能继续稳定在列强中当老大，其它列强只能跟在它屁股后面吃点残渣剩饭。这跟印度不一样——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英国是一个“后来者”，前边有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已经在印度称王称霸很久了。英国选择了先建立据点和势力范围的方式来殖民印度，然后逐步排挤其他殖民势力，等自己一家独大了，再扶持印度本土的莫卧儿帝国政权充当傀儡，一点一点把印度“消化”。最后才废掉莫卧儿政权，于1859年——也就是进攻北京之前一年——在印度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过程花费了接近两百年。可以说，在侵略和殖民统治一个大国方面，英国人是相当有耐心的。在中国，英国最先占据有利地位，其策略也就从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变成了直接扶持傀儡中央政权以排挤其他列强势力。
这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在拿到了海关总税务司的关键职位以后，英国对华殖民战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清政府从打击削弱为主变成了扶持支持为主。不仅支持它镇压太平军，还要支持它打压湘军等潜在的地方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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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