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从冷战前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到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时的中美战略合作，再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成为其亚太政策的指向标。
在过去十年，随着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国内政策分析者相继在事关台湾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了讨论，例如美国是否抛弃台湾地区，美国是否跟中国妥协，以及美国对台政策是否需要更加清晰。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战略界又开始密集地讨论台湾问题，炒作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2021年3月9日在参议院作证时甚至宣称，中国有可能“占领”台湾，他“认为这种威胁在这十年内，事实上在未来六年内是显而易见的”，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对台“战略模糊”政策。
其实，美国战略界这些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即台湾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关切吗？准确把握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台湾问题，其来龙去脉，中美两国的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了。在新时期，有一些新问题涌现出来，但是在本质上并无多少新意。对于台湾安全是否是美国核心关切这一问题，亦是如此。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大历史背景下，美国政策界过去十余年支持将台湾地区视为核心关切的人多了起来，此趋势与两个因素相关。
早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政府逐渐调整了对华政策，试图强化美台关系，应对已经失衡的台海关系，而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的外部条件，客观上推动台海关系进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随着蔡英文拒绝了“九二共识”，中国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意愿也在强化，开始由寄希望于台人民转变为寄希望于大陆自己。
如果将问题置于以上大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相关分析者认为台湾安全是美国核心关切，抑或认为台湾安全不是美国核心关切，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合理性。
支持者看到了当前利用台湾地区在遏制中国大陆的价值，以及美国维持盟友信誉的战略需要。反对者则看到了中美摊牌时刻的最坏结果，亦即美国下决心介入中国统一进程时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
事实上，台湾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台湾安全是否是美国的核心关切，这一问题不仅取决于历史进程，也取决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等各方互动，在不同的时代答案会有所区别。
可以确定的是，台湾地区的确事关美国的一些重大利益，失去台湾对美国而言代价将是高昂的。美国不仅在亚太地区将失去了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还将对美国的联盟承诺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大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声誉。
然而，中国在政治上反对美国将台视为核心利益，更反对美国将台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
正如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所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历史地看，美国二战后曾经多次抛弃台湾地区，也曾经多次重新重视台湾。在中国的认知里，台湾问题是美国遏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对比中美的利益关系可以发现，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利益不对称的情况。
对中国而言，台湾事关中国的统一与否，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是无法作出妥协的，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恒定核心利益。
对美国而言，台湾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与中国相比其重要性要低得多，这种核心利益会随着外部形势调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妥协。
这也是美国主张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秉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区别：政策可以调整，但是原则不能。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台湾海峡未来出现危机，美国是否会武力介入？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美国一再重申其“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在《台湾关系法》中，美国也明确 “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地区前途的任何努力”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然而，美国的认知是一回事，面对危机时的现实选择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是，美国是否会干涉、如何干涉以及干涉到什么程度，这将取决于美国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美国在亚太地区曾经两次抛弃盟友，即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撤出南越，以及卡特政府在1979年与台断交后再与中国大陆建交，这两次分别属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即成本足够高和收益足够高。
由于冷战期间中美合作应对苏联这种战略红利不会再次出现，未来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的战略交易可能性也非常低，因此美国未来因巨大战略收益而放弃台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
唯一的可能将带有悲剧性的色彩，即中国施加足够高的成本，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台湾地区。在干涉的形式和程度上，美国的一贯表态是模糊的。
“严重关切”本身也是一个带有很大政策空间的辞令，因此采取何种形式干涉未来的台海冲突也将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有政治上的孤立，也会有经济上的制裁，还会有军事上的打击，也可能是这几种可能的复杂组合。
与美国的不确定相比，中国对美国的理解和应对可能更加具有确定性。按照一般常识，中国不可能以美国不干涉台湾地区为逻辑前提来制定战略，相反中国会做最坏的打算，将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统一的进程将作为一个常量来对待。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日常政策中以美国为敌手，这一原则只适用于最坏的情况。
事实上，中国欢迎美国在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正如黄嘉树所指出：“最理想的选择是让美国成为我们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如此目标达不到，则至少不要让美国成为阻力，如此目标还是达不到，至少我们还可让美国在反台独方面发挥些积极的作用”。
以往中美双方接受彼此立场的模糊性，两国保持了大致的均衡。然而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各方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台海地区的危机正在浮现。
未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不仅仅是实力的对抗，也是一种意志的对决，即中国捍卫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决心与美国维持声誉的决心之间的较量。随着中美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两国之间的在意志上的较量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这一历史趋势已经非常清晰。正如信强所言，由于中美国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继续“以台制陆”的战略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性的中美直接冲突，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战略风险”也与日俱增，从而使得台湾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高危资产”。
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中国下定了决心，决定启动统一的进程，那么中国就已经做好了承担任何成本的准备，包括承受美国政治上孤立中国和经济上制裁中国的代价，当然也包括中国愿意在军事上应对最坏的情况。
对美国而言，应对这种局面的成本也必然是非常高昂的，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美国在军事上无法阻挡中国的统一进程，只能通过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给中国施加成本，弥补其声誉的巨大损失。
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利益不对称，最终将导致意志的不对称，这将是影响未来台海局势的关键因素。
如果历史走到了那一刻，中国或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决定，这将是亚太安全架构重大变革的时间节点。
对于台湾安全是否是美国的核心关切，这一问题也将成为一道简单的历史选择题。
对此，巴里·波森、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查尔斯·格拉泽等美国分析者显然看到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发展趋势，历史也将证明他们更具有远见。
遗憾的是，这种声音在美国并非主流，更难以转化为现实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