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曾国藩死里逃生与李鸿章总督直隶
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继续负责为李鸿章等镇压捻军起义提供后勤支持，也办了一些仿制西洋枪炮的“洋务工作”。后来，李鸿章因为到处带兵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又从直隶总督调任云贵、四川等地。朝廷对曾国藩长期掌握两江政军大权始终不放心，再次以直隶总督空缺为由，把曾国藩调离两江。在直隶总督任上，他碰到了“天津教案”，处理中国人和洋人传教士的纠纷。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也可以自由购买土地兴建教堂等教会设施。教会背后有列强撑腰，清政府不敢得罪，很多人把加入教会当成了避免自己遭受政府官吏或地方士绅欺压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有部分地痞流氓借助教会势力侵占土地、欺凌百姓。老百姓与教会的矛盾日渐加深，各地不断爆发各种攻击教会或传教士的“教案”。
具体到天津教案来讲。它的起因是1869年，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卖弄特权，强行拆除本地香火鼎盛的道观——崇禧观以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间对此怨言极大。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正好在这段时间，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1870年6月20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当地居民抓住，扭送官府。武兰珍供称系受望海楼天主堂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同时，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士绅集会，书院停课。
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武兰珍所描述关押儿童的房子样式，也跟教堂中的房间对不上。知县把教堂工作人员叫出来让武兰珍指认，武兰珍也指不出自己认识的人。据此，官府认为武兰珍的话并不可信，教堂方面没有参与人口贩卖。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
听闻教堂门口发生冲突，清军将领崇厚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同时带着武装人员向教堂进发。崇厚原本是在劝架的，也有保护外国人的意思。但丰大业实在是过于嚣张，根本不管这些，向崇厚和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
这一下场面就控制不住了，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然后又打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法国公使领衔，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严惩肇事人员和责任官员。
曾国藩受命紧急前往天津处理此案。经过调查，确实找不到教堂参与婴儿贩卖的证据，至于杀死婴儿制造药材之类的说法就更加荒谬。最后，通过跟法国方面交涉，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再派官员出使法国道歉。
外国教会在中国收养婴儿，建立“育婴堂”，十分普遍。当时中国社会弃婴现象严重，教堂方面大量搜集弃婴，主要目的是在其死前给婴儿“洗礼”，宣布他皈依了基督教，上帝又多了一个信徒。这些婴儿在被父母遗弃之后，绝大多数便已经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教会此举虽然荒唐，但肯定不是什么罪行。洗礼前后，一般会给这些注定要夭折的婴儿洗个澡吃点东西，也确有一部分婴儿会因为教会的救助活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善行。即使卫生条件没搞好出现疫情导致大批儿童死亡，总体还是功大于过的，最多不过善恶相抵。绝不至于到需要群体暴动对教会人员进行屠杀的程度。天津官府和曾国藩多次调查，都没有发现教会搜集的婴儿中有被人贩子从正常家庭拐出来卖的，这应该大体符合事实。受贫困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弃婴很多，养育弃婴就大大超过教会的能力——所以才会有大量婴儿死亡，教会并不需要花大钱参与儿童贩卖，至于杀人做药之类，就更不可能。这些谣言长期广泛传播，并被很多人深信不疑，一方面是因为教会仗势欺人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各种丑化他们的谣言也就更容易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误解和底层人民群众科学素养较低的现实。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跟列强殖民入侵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他们明朝的时候就来传教了，其主要动力是宗教热情而非殖民利益。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上，传教士群体主要倾向于支持太平军，而列强政府则支持清军——传教士比他们的政府更有良心。在传教过程中，有一些不法分子欺凌百姓，政府不管，有人出于义愤打死了为民除害，这是一种带有正义性的反抗。但正义的反抗也不应该无节制的杀人放火。
“天津教案”的是是非非，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挑事，群众当场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这是完全合理的反击。
第二个，打死丰大业以后，愤怒的天津群众烧毁了很多教堂和财物，这可以算成是对当年传教士为了建教堂强拆道观和民居的报复。这也带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三个，不仅打死法国领事、烧毁教堂，还另外打死了五十来人，这属于暴力行为失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这种失控的部分，跟贩卖婴儿、杀人制药等谣言的长期传播有关，可以说带有“文化冲突”的成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打砸和杀人的举动，应该受到法律惩罚。
经过曾国藩审理，最后以处死16人和赔偿49万两银子结案，这里边有偏袒教会、畏惧列强的成分，不能说是公正处理，但并不算非常过分。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直接下令杀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间接制造的死亡就更多，但并未因此遭到责罚，反而节节升官。这一次只杀了16个人，却意外的遭到了朝廷的斥责。从天津到北京，到处都有人骂曾国藩给国家丢人、向洋人屈服。朝中“清流派”不断上书弹劾，骂他媚外、没骨气。在京的湖南同乡会把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也给砸了，并宣布开除曾国藩的会籍。朝廷也打算以“不协舆论”为由将曾国藩免职。
曾国藩杀了一辈子人，手上冤案无数，这次可能是他杀人错误最少的一回，结果竟然因此丢官，也实在是讽刺。此事让曾国藩感到十分丢人，因为骂他骂的最凶的主要就是那些在理学上跟他最志同道合的一批人——越是这种人越是跟西方宗教势不两立。至于朝廷方面，一方面不敢得罪外国人，一方面也需要向清流士绅们妥协，对一个帮助他们保住了江山却放弃兵权的曾国藩，可以像扔一双破鞋一样把他扔掉，用来消弭保守派清流派的怒火，也算是把这个大清忠臣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榨干吃尽了。
处理完教案之后的曾国藩，于朝廷、士民、洋人三面不讨好，身心疲惫、重病卧床，感到来日无多。
在去天津之前，他就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提前写好遗书准备殉国。
在遗嘱中，曾国藩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兵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
但曾国藩终究还是没有成功“殉难”。关键时刻，湘军系出马救了他。
就在曾国藩写好遗书的第二个月，朝廷派出的两江总督“疑似”被湘军系势力给杀掉了。清廷紧急将曾国藩调回两江处理，而把李鸿章调任直隶，负责继续解决天津教案。
这对曾李二人而言都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情。曾国藩躲过了追责，李鸿章则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直隶总督之职。相比之下，李鸿章运气更好一点，因为他刚一上任，欧洲就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国王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国内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紧接着首都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法国政权也从第二帝国变成了第三共和国。发生这种惊天巨变，法国根本顾不上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本来这次教案中死的法国人最多，法国已经调集军舰准备以此为借口进攻天津，开打“第三次鸦片战争”了。结果李鸿章上任不久，大沽口外的军舰就撤走了，法国领事对中方的处理意见从激烈抗议变为毫无意见。清廷不明就里，以为是李鸿章外交能力卓越，可以不战而屈列强之兵，此后在外事交涉方面对其极为倚重，李鸿章也从此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稳稳的坐了二十五年之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晚清第一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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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