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刺马：湘军势力绝地反击
被杀掉的两江总督是马新怡。
马新怡不是湘军系人马，而是镇压捻军起义的袁甲三手下。经袁甲三一再推荐，才从知县一路升到了安徽布政使（第一副省长）的位置上。1864年，南京城破之际，马新怡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是朝廷往湘军系里边“渗沙子”的安排，把镇压捻军的北军人马往湘军系地盘渗透。后来左宗棠带兵去西北平叛，马新怡又取代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
等到1868年捻军被镇压，清廷终于决定把曾国藩再次调离其两江老巢，让马新怡去做两江总督。马新怡没有什么军功，主要是文官履历。在乱世之中，竟然从浙江巡抚干到闽浙总督，再到两江总督，很明显是清廷在故意利用马新怡这颗棋子逐步架空湘军系势力。
两江地区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来自于此，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也位于此地。两江总督一直被称为“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湘军系人马从湖南等内陆贫穷地区，沿江而下镇压太平天国，一方面将两江财富疯狂劫掠归为己有，一方面也占据了两江地区的众多军政职位，成为了盘踞在两江人民头上的军阀利益集团。两江地区的财富，也被湘军系人马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两江总督的位置，则是保证湘军系人马权势的关键。
南京城破后，曾国藩在朝廷压力下主动请求解散了嫡系部队，湘军系实力大损，清廷趁机恢复了在南方地区的部分权威，才能让马新怡这颗棋子从浙江巡抚到闽浙总督步步紧逼。对此，湘军系也一直没强势反抗，但要拿走两江总督的位置，那就触及底线了。
据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回忆说，在接任两江总督前，马新贻曾经到北京朝见慈禧，当面请求“训示”。觐见慈禧出来后，马新贻惊恐失态、大汗淋漓，甚至连朝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名官吏因办事不力，受到了严饬，即将面临丢官的厄运。
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太监安德海亲自送马新贻出门，一直到宫门口，还执手相嘱，依依不舍。按照经验，这是官员深受皇太后信任、委以重托的表示。
如此前后矛盾的情况，居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着实令人费解。
按照当时的惯例，马新贻久未进京，应该到处会见京城的大小官员，但面见慈禧后，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并且专程请假回家“祭祖”，在山东菏泽老家与兄弟们告别之际，马新贻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尽管这次陛见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结合马新怡的表现来看，很显然，慈禧给他安排了一些非常凶险的任务。有野史干脆认为，就是让马新怡去追查当年湘军从南京城内劫掠的财富。慈禧应该不会去纠结旧账，但能让两江总督处于危险境地的任务，在当时的背景下则只可能是跟打压湘军系势力有关。
马新怡到了两江，迅速清理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土地遗留问题，鼓励人民开垦抛荒土地，却又同时规定：外地进入两江的军事人员不得占有江苏土地。此外，又把自己的亲信、老上司袁甲三的侄儿、袁世凯的父亲袁保庆调到两江，担任营务处总管，负责训练新军，并统领长江的江防水陆军队，以强化社会治安为由，大力逮捕处决了一大批在长江两岸横行不法的“黑社会分子”。这些做法严重得罪了两江湘军势力。
曾国藩虽然解散了围攻南京的湘军，但他创立的湘军水师并未解散。毕竟水师只能在长江活动，不能北上造反，保留下来没有大问题。这支水师的统帅是曾国藩的亲信黄翼升，曾国藩晚年纳妾的事儿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马新怡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就是冲着这只军队去的，被袁保庆捕杀的“黑社会分子”，其实就是在湘军水师庇护下形成的黑恶势力，其中很多是当年被解散之后没有返回原籍的湘军士兵。
——本书引言里边讲了清朝三大帮会组织：白莲教、天地会、青帮。湘军解散以后，大量士兵没有返回原籍，在长江两岸加入了天地会、青帮组织，极大的强化了会党力量，衍生出来了哥老会、红帮等新兴会党。这些士兵经过专业军事训练，又与湘军水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长江两岸成为秘密会党发育最强大的地区。会党组织鱼龙混杂，势力庞大，后来革命党人对其进行思想和组织渗透，借助其力量成功发动武昌起义，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一大契机。清廷逼迫曾国藩遣散湘军，看似在表面化解了危机，实则湘军势力已成，人心思变，不裁是军阀，裁了是会党，最终满清还是死在了这股力量手中。
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加上袁保庆新练的水上部队，都是明显要在两江培养一支独立于湘军、忠于朝廷的新军队。这支新军练成，两江恐怕就没有湘军系人马的立足之地了。
1869年7月26号这天，马新怡举办“阅射”活动，公开观看新军操练骑射，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前。有很多老百姓来看热闹。总督等高官阅射的地方与民众围观的地方是完全隔离的。偏偏这一天来的“围观群众”特别多，挤得太厉害，把隔离栅栏都给挤坏了，场面有些混乱。马新怡为了不影响阅射，只得允许民众也进到栅栏里边观看。
阅射完毕，马新怡带着护卫往总督府走。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一个人，大声喊冤，还有上前递信的动作。老百姓拦路喊冤是常见情况，尽管能跑到两江总督面前喊冤的人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侍卫和马新怡都放松了警惕，侍卫们也没有以最快速度冲上来。不料那人在喊冤信里藏着一把利刃，对准马新怡的心脏部位就是一刀，又准又狠。等侍卫们冲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马新怡很快就抢救无效死掉了。
刺客叫张汶祥，行刺以后并没有逃走，而是丢下武器束手就擒，笑道：“用兵千日、用兵一时”[1]。无论如何审讯，也总是胡言乱语，每次审问编的故事都不一样。最后也查不出来到底咋回事。
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总督巡抚这种高官被刺杀的事情。朝廷派员去查，始终查不出来幕后是否有人主使，调查结论认为只是张汶祥的个人报复。
这个事情是不是湘军系势力所为呢？没有确凿的证据。张汶祥之前在浙江太平军中当过兵，后来觉得太平军快完了，又去投靠湘军提督黄少春，后被遣散。曾国藩给朝廷的报告说是“酌给盘缠回籍”。但他拿到遣散费以后，跟很多湘军士兵一样，并没有返回原籍，而是留在当地加入了会党——正是马新怡、袁保庆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跟湘军势力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站在慈禧的位置看，她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湘军干的，是湘军对她的严重警告：两江重地是无数湘军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不容其它势力染指。不管有没有确凿证据，作为一个政治家，她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按照这个假设来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再继续任用非湘军系背景的官员主管两江，湘军兵变也不是不可能。湘军现在力量薄弱，造反很难成功，但如果被逼兵变，最后两败俱伤，清王朝从此四分五裂的危险极大。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曾国藩再回两江。
回任之前，曾国藩进京陛见。这次陛见的待遇搞得不错，慈禧三次接见，又赐“入坤宁宫吃肉”，太后生日这天又在朝房赏赐了点心，都算是大臣的殊荣。
陛见的时候，自然要谈起刺马案。
根据曾国藩的记录，慈禧旁敲侧击的问道：“马新怡这事岂不甚奇？”——这句话隐藏的后半句应该是：这么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什么解释？
曾国藩知道慈禧在想什么，当然不会正面回应，只管跟着打哈哈，说：“此事实在甚奇。”——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呢。
慈禧又说：“马新怡办事很好。”——朝廷让他担任两江总督是因为他能办事，不是为了打压你和你的湘军人马，你们要理解。
曾国藩跟着说：“他办事和平、精细。”——我很理解朝廷的用心，回去一定做好安抚解释工作。
两句话下来，慈禧试探清楚了底线：曾国藩不会承认刺马案与湘军系有关，但也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二人彼此无话，曾国藩退下，陛见结束。
回到两江，曾国藩跟朝廷派来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一起，继续审问刺客张汶祥。审问的过程，都是郑敦谨在问，曾国藩一言不发，全程旁听。审了好多天，郑敦谨问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只回了他一句：还是按照之前的审理结论来吧。
郑敦谨目瞪口呆，亦无可奈何，只得与曾国藩共同上书，维持原来的审理结论，即此案没有幕后黑手，是张汶祥个人行为。
一同参与审理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马新怡的亲信孙衣言，另一个就是袁保庆。对曾国藩和郑敦谨的结论，孙、袁拒绝签字认可。曾国藩干脆在上奏中直接就不提二人参与审理这个事儿。朝廷也立刻就接受了曾国藩的结论。两江总督遇刺的惊天大案，最后就以杀掉刺客结案，不再深究。
郑敦谨完成使命回京，曾国藩按照规矩派人去给他送一千两银子作为“路费”。清朝大臣出京办案，回程的这笔钱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郑敦谨竟然拒收，看来他对这个结论也很不满，不愿落下收受钱财、替曾国藩销案的口实。
从此后，朝廷不再敢安排非湘军系官员担任两江总督，而是由曾国藩、彭玉麟（湘军水师创建者）、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江忠源部下）等湘军实力派人马轮流坐庄。其间有过两次例外，一次是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北上参与战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暂时代理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1906年到1909年期间，满洲旗人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前一次只是暂时署理，没有引发任何问题。第二次则完全破坏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国家权力划分格局，是满洲新一代权贵谋划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回实权的举动。此次任命之后没过几年，清朝就灭亡了。
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清廷只有两次真正意义上的“违规出牌”，踢开湘军系任命两江总督，以强化中央权威，一次是马新怡，一次是端方。第一次任命的结果是总督没了，第二次的结果是清朝没了。曾国藩对清朝还是忠诚的，但他带出来的这个湘军系利益集团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含糊。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廷得力于列强的支持，尚能维系表面的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不至于像唐朝一样陷入藩镇割据，但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已成，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