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1年，一个名叫霍去病的未成年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率领着大汉铁骑打穿河西走廊，歼灭、受降匈奴八万多人，正式开启了冠军侯的传奇人生，也开启了匈奴人的噩梦。
如果这是一款即时战略游戏，匈奴人一定会向裁判申诉，霍去病使用了作弊器开挂；如果这是一场足球赛，匈奴人会相信霍去病以及他的队员们尿检里没有尿，全是兴奋剂。
匈奴人的想法并没有错，因为他们的实质对手是正在冉冉上升的汉帝国，而汉帝国在汉武帝的主导下，的确吃了兴奋剂，也开了作弊器。
匈奴人原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作为游牧民族天生善骑射，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不就是一块肥肉，什么时候馋了就去打个秋风，日子看起来十分美好。事实仿佛也验证了他们的想法，大汉的开国皇帝都打不过我，还得和亲求全。
然而不到70年，昔日的手下败将竟然开始主动出击，攻守易势。
军事上的攻守易势根子上是经济、科技上的攻守易势，是快速发展的农业文明对落后停滞的游牧文明的碾压。
就像当年的苏联在中东、在非洲、在古巴与美国争雄，而如今的俄罗斯经济体量只跟广东省相当，虽然普京号称大帝，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上的强硬实际上是枪被顶到面前的反击，这俩国家原来可都是苏联的一部分。请客吃饭都要钱，更何况打仗呢？
经济好只是蛋糕做的大，政府能调动的资源和社会保有的财富是两码事。
明末帝国的东南富庶之极，然而税收不上来，崇祯在存亡之际没办法，要求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捐款，最后只募得20万两，可李自成进京后抄家却抄出了7000万两，他们只出0.28%就想剿匪，想灭“张麻子”他们连一百八十万都不想出。
汉武帝就不同了，他上位时正处于帝国的上升期，他的爸爸、爷爷行泛自由主义式的黄老之术，为他开创了“文景之治”，蛋糕做的足够大了。
为了建立帝国的伟业，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如何增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将政府的毛细延伸到地方，延伸到基层，延伸到每一个人。
于是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推恩令”消减诸侯实力，巩固汉武帝的绝对权力；铸造五铢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收铸币税；建立汉朝的“国企”实行盐铁官营，利润上缴中央；打击豪强势力，征收大商人，高利贷者的财产税，加大直接税力度。
一系列的改革让汉武帝可以从社会身上汲取充分的经济资源。政府有钱了，于是帝国就打造了一支让后来的汉人王朝都艳羡的超大规模骑兵部队。
匈奴，你骑射不是厉害吗，你不是来去如风吗，那好，我就用魔法来打败魔法。
对匈作战财大气粗到什么程度？霍去病的确战功累累，勇冠三军，他的大纵深穿插迂回战术也的确战果显著，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战损、高消耗的基础上。
两次河西战争，霍去病都是以损失30%以上的有生力量为代价取得胜利，第一次河西之战甚至减员70%。而这损失的还都是汉武帝亲自拨付给霍去病的精锐骑兵部队，你能想象甲种军38集团军对外作战归来减员70%以上是什么情况吗？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匈奴人受到的打击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直接被战争消灭，二是被严重破坏经济基础，相当于给匈奴放血，让其慢性死亡。
霍去病的部队膘肥马壮，他纵横千里也意味着匈奴人被追着到处跑。他们的思路就是：我哪怕不歼灭你，在我追亡逐北的过程中我以军马换你的马掉膘饿瘦、丢牛弃羊，你虽然人跑了，但是你赖以生产生活的经济基础也被我破坏了。
汉朝耗得起，匈奴人耗不起。
“（汉）厩马有四十万匹。…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通典》
如今的我们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台湾海峡进行日常飞行训练时，日本和台湾省通常会伴飞以进行警戒和监控，然而随着我们的飞机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他们逐渐吃不消了，先后都宣布不再要求每次都紧急升空伴飞，不跟我们打“消耗战”了。
他们的“军马”要买还很贵，我们可以自己造还不差钱。我们耗得起，他们耗不起。
在《汉武大帝》电视剧中，汉武帝是这么评价霍去病的：“骠骑将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天生富贵，从不受框束，怎么打都赢！”这天生富贵说的只有霍去病吗，说的还有他汉武大帝自己！
没有充沛的财政来源和丰富的经济积累，没有铁器和耕牛的推广带来的农业亩产大幅提升，就养不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也就没有平台让汉武帝和霍去病去驰骋，没有资本让天生富贵的他们去挥霍。
帝国的伟业依托帝国的财政。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宏图大业，就不得不开源节流，必要时还要变动财税制度。
汉武帝就是通过透支财政、榨取社会剩余为帝国打上了一支兴奋剂。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带着同样的韵脚。
美国的拜登也是有宏愿的。为了收拾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他要抗疫，他要恢复眼下的经济，于是他和他背后的民主党推出了1.9万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他也要维持帝国的荣光，于是3万亿美元大基建计划应运而出。
要做的很多，可是美国政府实在是缺钱。到2021年初，美国政府已经负债超过28万亿。
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也缺钱，尤其在他推行减税政策后，缺的更厉害。因此换种角度看，他四处向盟友要保护费，要加征关税，要退群，要搞收缩，也是开源节流。
拜登及其背后的民主党要走的是扩张路线，既要扩张国内政府的边界，也要扩张国际上美国影响力的边界，“大政府”要做的事很多，提高税收比率也是传统做法。
于是，我们看到拜登就有了以下的加税方案：
1.公司税从21%涨到28%
2.个人所得税顶格从37% 到39.6%
3.资本所得税涨到43.4%
4.个人年收入超过40万的需要额外交payroll tax
5.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从13% 涨到21%
而且，为了不让资本因为高税收逃离美国，不仅自己加，全球也得跟着我一起加。美国与G20集团商量好，制定“全球最低税率”统一为21%。
有了财政的支持，帝国的伟业才得以继续。
而也只有这样，制定了“全球最低税率”，拜哈政府针对底层民众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和基建计划，才有机会得以推行，才有机会遏制和减缓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美国即将主导全球加税
在过去，发行美元就是美国的兴奋剂。美国通过美元以铸币税的形式收割全球，而且美国近年来越发依赖发行货币，这即虚化了美国的经济，又消耗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天下苦美久矣”。
而且特朗普过去四年已经把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基本消耗殆尽，拜登政府再一味地推出货币政策不仅收效甚小，反而会引发各国强烈的反弹。
要知道，汉武帝打完财税政策兴奋剂，透支了社会经济活力，汉武帝后期国家可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因此，拜哈政府为了实现帝国的伟业，必须且要重点依靠财政政策。
帝国的财政支持帝国的伟业实现，这是历史的正面。而历史的反面，则需将目光重新聚焦回中国，聚焦回美国建国之前，十七世纪的明朝。
明朝灭亡有很多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明朝廷的政府能力已经完全丧失，具体表现为政局腐败，对基层彻底丧失控制能力，进而导致财政的全面崩溃。
财政的捉襟见肘在明朝中后期其实已经显现端倪，严党和杨金水们的存在是嘉靖默许的，没有别的原因，嘉靖依赖他们搞钱。
财政的全面崩溃意味着政府彻底没钱做事，崇祯的捐款事件彻底揭开了帝国的遮羞布，让世人发现明帝国不仅在裸泳，肢体还极其苍老丑陋。
是明末经济完全崩溃导致没钱的吗？是，也不完全是。
小农经济的确崩溃了，而明朝的税收基本就来自于小农经济。17世纪是全球的小冰期，脆弱的小农经济可经不起多次的自然灾害冲击，自然容易崩溃。可是冲击不光来自于外界，还来自经济结构变动的本身。
土地兼并是王朝末期都会出现的大问题，这里再讲另一个经济因素。
明朝中后期，中国其实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建立了较深的联系。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行销世界，尤其是茶叶不仅是民众的奢侈品，还是生活的必需品。这几大产业犹如当今世界的汽车、芯片行业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明朝人都享受到了开放和贸易的好处。
东南沿海地区天然的与世界接轨，在输出“中国造”的同时吸纳了全世界大量的白银，资本主义萌芽也最早诞生在帝国的东南地区。逐利是人的天性，务农费劲巴拉，但织丝制茶利润滚滚，同时从事给有钱人服务的第三产业也比务农体面，于是人心思动，大家不务农了，大明税收的基础动摇了。
而像西北地区，并没有接入到世界体系中，输入的白银就用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东南的“资本家”们掌握货币，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相当于不断发行货币，西北的农民们就这样即被官府收税，又被“资本家”收税，一旦遇上天灾，饿肚子吃不饱，那就只能变成流民流窜造反。
明帝国末期，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分化，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动，然而官绅是不纳粮的，新兴的“资本家”们是收不到税的，朝廷要攒钱办事，除了裁员，就只能对农民不断加税。此时，原有的税收制度为社会矛盾的加剧踩下了油门。
别忘了，被裁大明员工李自成，就是来自西北的陕西人。
东南的税收基础被“创新性”破坏，西北的税收基础被“毁灭性”破坏，税收基础生了变化，而税收制度不再变革，与时俱进，政府自然会陷入到巨大的财政危机，而失去控制力的政府更是引发了社会危机。
不过我们并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责明朝，当时的人也很难窥探到历史发生的全貌，但是以古观今却是我们该做的。
对那些互联网新兴行业诞生的巨头我们应当开始征收数字税和数据税，让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分到应有的那杯羹，扩充财政基础，防止巨头利用平台对普通人进行隐形的收税。
同时，还要加大直接税的比例，对所得税的调整要持续进行，对房产税的立法推进要坚定不移，减少对间接税的依赖以杜绝包税人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了不该有的野望。
代替政府收间接税的包税人，在代征税的过程中，逐步都会认为自己拥有了征税的权力。就像五年前的哈佛和五年后的外滩，他们不再安稳的只做包税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