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至5月4日，印度已连续13天日增新冠病例超30万，全国累计确诊突破2000万人，死亡病例突破22万人。
印度也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确诊病例超2000万例的国家。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正考虑在德里部署军队，以应对当前的新冠危机。
面对如此凶猛的疫情，印度终于放弃了16年来一直秉持的“不接受外国援助”的政策。目前已有四十多个国家向印度伸出了援手，而中国援助印度的氧气和医疗物资的数量在各国中排名第一。
不过印度政府遮遮掩掩，并不承认自己“不接受外国援助”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只是告诉民众，这是正常采购。
从当初莫迪政府所谓的抗疫成功到现在的哀鸿遍野，印度的好牌打得稀烂。
在中国人眼里，印度近几年的行为有点“失常”。印度在向外发放的旅游小册子上也自称“不可思议”的国家。
印度究竟怎么了？
简言之，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由国大党为主导的“尼赫鲁印度”，已经变成了由印度人民党主导的“莫迪印度”。
也可以说，当今的印度是个“三迷”国家。宗教迷信、大国迷梦和民主迷途的“三迷”国家。下面分别来说说。
文：詹得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蒲海燕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1
尼赫鲁之《印度的发现》
1944年，尼赫鲁被英国殖民当局关进监狱，但当时已经比较明朗，英国快要让印度独立了。尼赫鲁正好利用狱中的空闲时间来思考，印度独立后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最后，他写成了《印度的发现》，在印度独立后出版。
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概述了印度的古文化以及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图树立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以洗清殖民地的污名。
他追述了“吠陀印度”以来的辉煌，有意淡化历史上印度长时间并非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史实，反而刻意渲染了印度曾是中亚、东南亚的“殖民宗主国”的色彩。所以，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第二，思考了政治制度问题。
当时殖民当局已在各邦举行了邦议会选举，圣雄甘地和他领导的国大党也参与了竞选。
他对这种选举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例如他说：品德高尚的人因为不屑于用种种不光彩手段竞选，所以主动回避，而品德不端、私心严重的人却如鱼得水，所以结果是品德差的人拥有了权力。
虽然他有此认识，但独立时英国把自己设计的“多党议会民主”这一套留给了印度，印度当时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制度可以选择。
第三，经济制度。
印度看到两个榜样，一个是西方列强，另一个是苏联。尼赫鲁对于前者的工业强盛与野蛮剥削，以及后者的发展迅速与全民平等，都有深刻印象，所以后来他定下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调。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担任第1任总理，开启了事实上的“尼赫鲁王朝”三代人的统治：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以及外孙拉吉夫·甘地、索尼娅·甘地夫妇。
他们的统治历时近半个世纪，主要有三大政策：“社会主义类型”经济、政教分离原则和国际上的不结盟。
这三大政策一度为印度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但因种种原因，弊病也越来越严重。到90年代初，印度外汇储备濒临枯竭，生产停滞，人民生活贫困，不得不变，开始经济改革。
而一直唱对台戏的印度人民党，以及它的前身一些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包括其党徒刺杀了圣雄甘地的国民志愿团）趁机而起，终于在事实上结束了尼赫鲁王朝。
2
印度人民党的“莫迪印度”
印度的经济改革是在国大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各党虽然对此吵吵闹闹，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
印度人民党的第一位总理是瓦杰帕伊（1996年上台），也是他开始把“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变为政策。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的“三迷”（宗教迷信、大国迷梦和民主迷途）开始有点走火入魔。
第一，宗教迷信。
多党议会民主运作的根本奥秘是必须拉一派打一派。
印度有14亿人，除2亿穆斯林外，其余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
印度最后一个王朝是穆斯林统治的莫卧儿王朝。印度教徒几百年来不甘心受穆斯林统治。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巴布里清真寺。它是莫卧儿王朝开国皇帝巴布尔在1528年拆了印度教的罗摩神庙在原地建立的，一直是印度教徒心头的痛。
所以，当印度人民党打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这个口号时一呼百应。1992年12月6日，全国各地的印度教徒一拥而上拆毁了这个清真寺。此事引起了两个宗教信徒之间的激烈冲突。
2002年，莫迪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该邦发生冲突，造成至少千人死亡。莫迪本人亦因此遭到美国制裁。至此，国大党的“政教分离”政策已成历史，“印度教至上”的政策为印度的安定团结埋下了祸根。
宗教信仰本是人们的自由选择，一旦变为宗教狂热，就会惹祸。例如，为制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通婚发动什么“子宫圣战”，或为死了一头牛就胡乱杀害穆斯林，以及喝牛尿可治疗新冠肺炎病毒等等。
第二，大国迷梦。
以印度的幅员、人口和经济科技实力来看，要当一个世界大国并不是非分之想，是可以理解的。
1947年以后，印度一直在声称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与安理会5常“平起平坐的大国”、世界“领导性大国”等等。最近，因为印度有制造疫苗的优势，又说要用疫苗“拯救全世界”。印度网民揶揄说：“印度要拯救世界，这事世界知道吗？”
有大国雄心是好事，但要做个像样的大国，首先要把国内搞好，同时善待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
如果国内广大百姓依然贫困（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统计，在疫情打击下，印度的贫困人口增加了7500万，占全球贫困人口增量的60%），却想充当南亚和印度洋的“支配力量”，欺压邻国，还要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大国别人服吗？
目前，被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弄得有点晕乎乎的印度本国精英们常常口无遮拦，实际上有损印度的自身形象。
当然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说：“只有成为强大、繁荣、现代的印度，印度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否则就是本未倒置。在国内民众生活困苦的情况下，所谓的世界强国没有任何意义。”
第三，民主迷途。
现在，西方国家实际上热心同中国做生意，却又热捧“印度民主”。
美国领导人定位美印之间是“世界上最发达民主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民主国家”的关系，印度听了心里很受用，并以同西方有相同价值观而沾沾自喜。
印度自1948年建国以来，议会里永远吵吵闹闹。对于经济改革最迫切的，关于土地、用工和税收三大改革的提案，要么久吵不决，要么通过一个不明不白的东西让人难以执行。这种“印式民主”同“西方民主”除了形式上相似外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莫迪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强力压制反对力量。2019年8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强力管控，2019年底又推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不给一部分穆斯林身份证，引发美国国会不满。
印度有教授指出，中国有对民主的独立思考，所以拥有适合自己的民主；而“印式民主”虽极力向“西方民主”靠拢，却永远被西方认为不达标。现在西方夸奖“印度民主”，只是利用印度的虚荣心，企图把印度纳入“制华反华”的轨道上去，对印度并无好处。
印式民主很难办实事，已是世所公知的事实。印度人已经在问：为什么印度不能像中国一样扶贫？所以，“三迷”的印度尽管自我感觉良好，但隐藏着很多矛盾和危机，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暴露出来。
3
打破“不结盟”后的“准不结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是高举“不结盟”旗帜的风云人物。他们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旗手，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同时又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利益。
印度虽然“不结盟”，但实际上偏向苏联，从它那里得到很多援助，武器装备主要从苏联获得。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变，是自苏联瓦解时开始的，现在明显向美国靠拢。
印美之间是互相需要的。
美国需要一个形式上“民主”的大国印度，来为矛头指向中国的“印太”战略增添合法性和分量。
失去苏联之后，印度对中国有“战略疑虑”，所以很需要依仗美国来“平衡”中国。这样在投资、军备、科技等方面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实惠。俄罗斯对印度的重要性虽然已经下降，但迄今仍是印度获得军事装备的重要来源，所以还得维护一定关系，并以此获得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印度外长苏杰生去年9月推出他的新书《印度之路：应对未知世界的策略》。书中说：“我外交生涯的前半部分由两个地缘政治现实主导着：冷战与政治伊斯兰的崛起，这两股力量共同加速了苏联解体。我的后半部分外交生涯则见证了，印度如何接受和适应苏联解体导致的政治剧变。最终，印度从根本上重塑了与美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要面对东方又一个能影响全球的新强权（中国）的崛起。”他还强调了印度在印度洋中的“中心性”，即主宰力量。
在打破“不结盟教条”后，印度也不会跟谁结盟，可以说是实行“准不结盟”。印度的行动方针是：
一是讲究现实主义；
二是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
三是交好多个玩家；
四是敢于冒险，拿到高回报；
五是正确理解大势，找准机遇和挑战。
在谈到印中关系时，他认为印度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找到自己抵抗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以寻求“平衡”。
今年1月28日，苏杰生又提出了印中“合作与竞争”关系的“三个决定因素”（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和“八项基本主张”：全面尊重并落实双边现有协议；尊重并遵守边境实控线现状；承认“多极亚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作为崛起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抱负，应彼此尊重对方的发展追求；分歧总会存在，但管控分歧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必须始终放眼长远。”他还强调：“归根到底，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对等的。”
外交语言总是冠冕堂皇的，行动才能看出真正用心。印度现在依仗美国、拢住俄罗斯、结伙欧日澳以“平衡”中国的外交态势是很明显的。但在最近的美日澳印四方首脑安全会谈中，媒体注意到印度的用词（文件中加入“包容”一词）表现出了同美日澳的“温差”，为印中关系留有余地。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2017年的洞朗对峙以及去年的拉达克班公湖事件，究竟是印度中央政府为配合特朗普的反华需要而实行的有计划、有预谋、精心筹划的“战略进攻”呢，还是前线部队的“冒进”之举？
这个问题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很难说清楚。若说是精心策划，那么印方早就应该储备大量的过冬物资，不至于临时抱佛脚。
据印度媒体透露，有一种可能是一些前线军官立功心切，希望有所行动；也有可能是非正规军的“印藏边境警察”（属内政部）和“特种边境部队”（属内阁研究分析处）一些人的擅自行为，这些杂牌军的军人很多是流亡藏人，没有印度国籍。
不管怎样，目前边境局势有所缓和，印度又放风要中国去投资。对于这样一个说变就变的国家，中国一定会吸取教训，但又不能主动把印度推向敌对的方向去。
中印关系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中俄关系的一部分。邻居搬不走，我们只能耐心地同这样一个“麻烦制造者”打交道，争取友好，多做老百姓的交流，但不怕翻脸，为最坏的可能做好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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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中的实用主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呈现颓势，各国都在考虑发扬传统文化来支持现代化的进程，以确立本国的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印度在这个时候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显然也有此目的。
每一种传统文化中都有精华与糟粕，印度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你走进一个印度教徒的家庭，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敬老爱幼的气氛同中国差不多。印度老百姓善良、宽容、俭朴、健谈和好相处的品性，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但是涉及执政理念，则又给人一种缺乏原则性、重术不重道的感觉。例如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写道：“国际关系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朋友。”
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导师毗湿摩教导说：“一切正法以军队为根基。众生以正法为根基。在这世上，不压迫其他人，国库怎么能充实？军队怎么能维持？为此目的压迫其他人，不算错误，为了祭祀，也会在祭祀过程中做不该做的事。”
在吠陀经里，有“正法”和“王法”两个概念。正法是最高神“梵”的意志，梵又通过国王去执行“王法”。正法可以理解为“天理”，这个理要保证种姓制度中4个种姓之间的“平衡”，而非“平等”。国王的“王法”为维持这种“平衡”，有时可以违背“正法”。正法还有此一时与彼一时的正法。
这种自身就比较模糊的概念为执政者的“实用主义”“我欲即我理”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要违法时，似乎也是合法的，比如下架中国软件为印度软件让路。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琢磨出为什么“脸说变就变”的理论根据。既然印度现在定印度教于一尊，我们就不得不了解这种宗教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既然他们公开讲“讲究现实主义”、“敢于冒险，拿到高回报”，我们就不能总以常人之心去理解他们了。
总之，随着美国的衰落，当今世界可以说是“新战国”时代。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知己知彼，方能应对自如。对于印度这样的邻国，我们力争友好，这样对两国最有利，但也不能太天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