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今天，1999年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用B-2隐形轰炸机投下五枚导弹，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历史虽不会重演，却总喜欢押着相同的韵脚。
与如今中欧投资协定、RCEP协议的情况颇为类似。
22年前，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WTO谈判，完成了条款上面的谈判，最终能否通过，取决于国会（议会）的批准。
可是，风险却在不断的增加。
就像两天前，在拜登执政后的首轮G7外长峰会上，中俄都成为了高频词汇，会后长篇联合声明中对我国内政大放厥词。
22年前，也是民主党执政，意识形态也是美国对外高举的旗帜。
尤其是当时，美国主导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的空袭，使得以七国集团（G7）为首的北约，与中俄出现了激烈的对立。
克林顿就说过，“如果现在就签署，我担心大多数议员将会投票反对。”
我们的朱总也表示，主要障碍已经清除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
对于“拖不得”的我们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气氛都是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是不利的……
我们需要一个契机，去改变这个局面。
而1999年5月8日，贝尔格莱德的一声炸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等烈士们的牺牲，不仅使得刚刚经历了大洪水、大下岗剧痛的中国民众紧密的团结了起来，也使得合谋瓜分中国利益的列强们分裂开来。
就像最近张艺谋上映的《悬崖之上》，一群地下工作者不顾牺牲，为了将日军在东北的罪行公之于国际社会，既让国内民众团结起来，也打破G7们的沆瀣一气。
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虽然1999年欧美列强对华鹰派是共识，但是共识之下也并非铁板一块。
有的是基于旧冷战的意识形态，有的是基于民主人权的伟大理想，有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来施压。
大使馆的轰炸，既让主张民主人权的势力瞠目结舌，也让谋求对华经济利益的集团胆战心惊。
迅速调转枪口之后，坚定反华的冷战派老古董成为了少数派。
克林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断给中方打电话致歉，并在公众场合不断的道歉，进行了经济赔偿，甚至更换了驻华大使来修复中美关系。
至此，WTO条款里面的妥协与揪着对我大使馆轰炸的斥责，成为了我们的胡萝卜和大棒。
这也使得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贸易谈判，我们都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从管仲的尊王攘夷到美国的民主人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大旗虽然极其好用，但是也要承担相应的副作用。
国家的政策既会被意识形态所引导，也会被利益集团所引导，而且，对手一旦变成了伙伴，意识形态方面反而会主动给予对方裹上“合法性”的外衣。
就像五八事件之后，虽然中美关系一度因此骤冷，但是主张通过经济合作“影响”中国的力量，成为了西方的主导，中美、中欧的WTO谈判反而迅速驶入正轨。
随着中美的经贸合作成为压舱石，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大幅降低，中国在政治经济环境都非常优渥的情况下，借助WTO开启了国内经济的升级与内循环，并与全球经济贸易深度绑定开启了外循环。
通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一举超越了G7中的绝大部分国家，一雪百年耻辱。
二十多年后，相似的局面又一次展现，面对新一轮的包围网，中国还需要15年的发展，实现进一步的跨越。
而无论是跨越式的发展，还是打破G7的围剿，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篆刻的那几段话，伟大的胜利背后，是无数为了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纪念“五八事件”的三位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