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悬崖之上》大火，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苏联来客”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情报史角度看，苏联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以及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曾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籍情报人员，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苏联利用秘密战线支援中国革命的设想，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1919年3月，俄共（布）全西伯利亚代表大会成立了“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情报局”。1920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成立国际联络局，专门负责领导地下秘密行动，尤其是“传递秘密情报、文件、训令、材料、金钱，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护送工作人员等”，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哈尔滨设立了驻满洲联络处，一面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党组织，一面构建经由东北联通中国和苏联的地下秘密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国际联络部派专人负责，在北京上海设有联络处，在东北的牡丹江、绥芬河、满洲里、密山、博克图等地都有地下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罗章龙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中共三大、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都是经由这条路线往返。
由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后期掌握了中东铁路，从中国东北可直达苏联国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甚至莫斯科，因此，东北的秘密交通线上，每月都有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海参崴列宁学校（当年还被称为海参崴“中国党校”）。在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后来被苏联培养成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情报人才。
事实上，苏联培养中国情报人员的时间甚至早于1927年，这一年，共产国际正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借调中共党员参与组建情报组织。根据老同志回忆，1921年开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作为训练东方各国革命者的学校，专门设立了中国部，国人通常将其称为“莫斯科东方大学”。日后发展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也有“东方系”，这是苏联红军在1921年成立红军总部情报局，也就是日后的“格鲁乌”。
上文提到的海参崴列宁学校背后，也是格鲁乌。1929年，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创办，被称为苏联远东的 “中国党校”。列宁学校的教育经费、教职员的工资和学生助学金，由苏联少数民族教育部资助。但海参崴列宁学校也负责培养军事情报人员。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命令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情报网的主力人员，几乎都是海参崴列宁学校的毕业生。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苏东部主任的苏子元作为三十年代重要的国际情报员，在1927年下半年被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派往海参崴，与他同行的还有在东北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高庆（清）友、白希清等5人。
据老同志回忆，海参崴列宁学校的情报训练班由苏联红军教官任教，主要教授基本军事常识、以及用于情报工作简单 的地形地图测绘方法等。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苏子元等人被派回国内从事情报工作，主要搜集东北军阀和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在工作的指挥与管理，完全由苏共负责。”苏子元往来于东北各地与伯力之间，通过东北地方党组织和以前的熟人关系，完成了任务，也积累了情报工作的经验 。
1929年9月，工作成绩突出的苏子元被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莫斯科中山大学在1925年10月创办时被命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1927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在苏子元老先生学习的班级里，教员由苏联人担任，翻译兼政治指导员是秦邦宪。由于苏子元拥有较为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又在海参崴接受过专门培训，因此他在野营军事学习的评比中，被认为拥有不亚于苏联红军中级指挥员的水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际上不能算做专业的情报人员训练，更确切地说是将外国学员作为能够熟练掌握地下工作所需技能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培养。
盛忠亮日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一般课程是语言课、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但对于按照情报人员培养的学生，“25％ 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15％的时间用于军事政治学习，25%的时间用于战术学习，30%的时间用于军事技术的学习，5%的时间用于党课”，重点学习的内容是武装起义理论与实践、瓦解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战术、游击战、巷战、爆破及如何完全掌握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的保养和使用技术等。
考虑到情报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对学生进行某些特殊技能的培养。苏联在情报工作实践中始终强调由情报人员单凭记忆记下秘密文件甚至是密码本，借此消除证据，降低暴露的风险。1924年5月，林育英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运”骨干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7月，他回到国内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1935年11月，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秘密回到中国内地苏区，由于只能取道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了保密，林育英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并准确记住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套密码本！林育英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一度被国民党巡逻部队扣押，但最终有惊无险抵达陕北瓦窑堡，为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除了情报人员特有的强大记忆力外，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校中，也很强调秘密工作纪律的培养，开设课程教授“如何向同志和局外人介绍自己的履历、姓名、工作地点；多嘴的害处；对本国、他国同志的态度；如何通信；在公共场所的举止；如何向医生述说病情；个人物品的保管……” “谍报工作与照相；街头，室内，公共区照相；偶然照相等。”甚至专门编写了《共产党员面临侦查和审判时应该怎么办》的教材。
上文提到的林育英同志1930年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因叛徒告密在去抚顺的火车上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但他在法庭上死扛，在监狱内积极做同案人、尤其是动摇者的工作，使动摇者有所悔悟、否认原供。经过难友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案34人，29人无罪释放，只有林育英等五人判刑。九一八事变后，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林育英于1932年春出狱。
林育英出狱时，东北已经成为中苏协同对日本开展情报战的主战场之一，在莫斯科等地培训的中国学员开始大批回国。应该说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对中国情报人员的需求迅速提高。据苏联方面记录，截至1928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1119人，中国部培养了462人，军政特别班培养了687人。”
1930年，苏联决定暂时关闭中山大学，苏子元等中山大学学生只好转入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及其他学校继续学习。据老同志回忆，此时中国学生实际上仅剩下几十人，被分为两班，继续利用原中山大学教室学习，苏子元就是在此时认识了周保中同志。这批中国学员在苏联情报史中被称为1933年“满洲班”。
1934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恢复办学，其他诸如纳里马诺夫东方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等都开始重视中国学员以及汉语、日语人才的培养。193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中宣称，自“1933年，从‘满洲班’开始的这个短暂时期，该校发展迅猛，已向中国国内派去19人”，“现在校学习的（中国学员）达70人，到1936年春天，应该接收入学的中国人达200人”。事实上，这一批中国学员从入学开始，学的就是情报工作训练的“国际工作班”，后来统称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
1931年，苏子元正式转为苏共党员，与负责电台报务的妻子朱绍华一起，回到哈尔滨开展情报工作，他的上级是苏联驻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情报科。苏子元很快在齐齐哈尔建立了以“龙江医院”为中心，辐射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和靠近苏联边境的扎赉诺尔、二卡及绥芬河等地的庞大情报交通网。在苏子元等人的努力下，通往苏联的地下交通线也逐渐扩展到六条。
1936年7月，苏子元又接到格鲁乌的命令，进入华北建立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南部的情报网，设在北京的无线电台负责与苏联红军伯力司令部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国际工作班”的中国学员配备轻型武器和收发报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对岸，向黑河、虎头、珲春、以及绥芬河和东宁等五个方向，潜入日军占领区。以牡丹江、哈尔滨为前沿，向长春、沈阳，大连等纵深地区渗透。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周保中、李兆麟等东北抗联领导同志分头在牡丹江、哈尔滨接见了特工小组负责人。
这一批中国情报人员携带的轻武器大部分是苏联红军从各种渠道缴获的日制武器，这也是为了避免情报人员被捕后，暴露其受到苏联训练和指挥的情况。苏联方面认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刺激”日本。据日伪档案《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1942年2月19日三警特秘第1044号）中记载，赵尚志牺牲时便携带“三八枪二只（御纹章已磨掉）”，是苏联转交给抗联的缴获日制武器。
潜回东北的中国情报人员在抗战期间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就是获得了有关虎头要塞的情报。1942年11月，留苏归来、在延安接受培训后回到东北的刘祥，接触过一位从虎头要塞逃出的中国劳工。从这位劳工口中，刘祥掌握了有关虎头要塞的第一手资料。
11月19日，刘祥与另一位曾在苏联受训的情报人员王勇义一起进入虎头，与当地的地下交通员接头。在刘祥之前，苏联情报部门了解到，日军从1934年开始在中苏边境建立了一系列“特别警戒区”，并秘密进行着军事工程建设。苏联红军虽然知道日本人在自己眼皮底下经营着一座“东方马奇诺防线”，但苦于日军对任何敢于接近特别警戒区的人员采取肉体消灭的残忍保密手段，以至苏联情报机关始终无法掌握要塞的情况。
刘祥和王勇义却利用粮食商人的掩护身份，驾驶马车进入虎头要塞附近的7个作业点。1943年2月3日，中国情报人员向苏联远东情报机关发出警报：“日军在中国虎头地区建设一座正面宽达12千米，纵深6千米，配属守备部队兵员近12000人，装备有400毫米远程火炮的要塞群，要塞的火炮可覆盖苏联红军设在国境线浅纵深区域内的机场、铁路、桥梁和其他重要设施。由于虎头要塞相关情报过于重要，苏联情报机关在2月6日便下令，刘祥和王勇义尽快偷越国境，进入苏联报告相关情况。
除了在东北工作的情报人员，还有一些从苏联培训归来的中国情报人员进入了中央社会部系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抵御敌方间谍的“秘密盾牌”。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一度宣扬，毛泽东身边有苏联特工保护。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奉化籍侍卫们以讹传讹的结果。当时，蒋介石的侍卫了解到，毛泽东警卫秘书陈振东和另一位警卫蒋泽民都出身东北抗联，便推测这二人应该在苏联学习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推测是由蒋介石侍从室系统中最优秀的老资格情报专家唐纵做出的。
事实上，陈振东和蒋泽民还真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满洲班”的同学，但陈振东实际上是中央社会部三室主任陈龙的化名。在毛泽东抵达重庆时，蒋泽民正在给周恩来当副官。
陈龙的履历更为惊人，原名刘汉兴的他，在东北抗联时期曾给金日成当过参谋长。从苏联回到延安后，陈振东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游击作战战术，1939年2月调入中央社会部，担任治安科长，一直肩负在边区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
苏联培养出来的陈龙，是否是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的老师呢？实际上，陈龙是在延安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枣园训练班第四期接受了培训之后，才正式进入社会部。
直至抗战爆发后，中共仍然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执行部长、延安市公安局局长这样在情报和保卫领域功绩突出的人员送往苏联接受专业化训练。
但是，如果单纯讨论秘密工作的经验，苏联的特工前辈们虽然曾跟沙俄的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但与从大革命失败开始就在白区刀山火海中潜伏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相比，经验方面稍显欠缺。在与日本及国民党的情报战中也屡屡碰壁。更重要的是，苏联情报机关从创立之初便重视党内肃反，一方面造成情报机关人员减员，另一方面造成了情报机关与党的其他部门之间产生隔阂。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在抗战期间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陕西省委向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就此发出五四指示，提出新的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又成为全党秘密工作的指导方针。
如“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作为晋察冀社会部掌握的中共外围组织，在沦陷区活动了8年，发展了70多位干部，分别掌握了庞大情报网络，成员中不乏张景惠子侄这样的伪满高层子弟。这70多人中，约1/4成为中共党员，有60多人完整隐蔽地战斗，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暴露。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多个情报学校，既吸收了苏联教官，还对苏联归来的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再培训。无论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自行培养的情报人员在秘密战线均表现出色。1948年，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还在距西柏坡5千米的黄泥村建立了“情报、保卫、公安人员训练班”，继续为革命胜利和接管大城市培养情报、保卫干部。
在这所培养了日后公安部“一百单八将”的学校里，已经看不到苏联归来情报人员的身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