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中国多家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遭遇反垄断调查，引发热议。那么为什么要反垄断？反垄断会产生什么影响？
成为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回顾了全球垄断与反垄断的历史，认为美国在20世纪前期的反垄断促进了美国的真正崛起，20世纪80年代后对资本的纵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危机。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当口，和20世纪前期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能不能成功地反垄断，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世纪”。
李世默认为，对反垄断会阻碍企业创新、违背市场经济等舆论指责并不可取。在数字时代，反垄断恰恰是保护创新，反垄断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对于反垄断会压制民营企业的说法，李世默指出，垄断导致的扼杀对手、树立壁垒等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而它们才是民营经济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在5月14日的“第15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李世默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由投中网整理。
李世默：
大家早上好！
感谢投中网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学习心得。时间很紧，直奔主题，今天我要谈的是垄断与反垄断和大国崛起的关系。
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国投资界，垄断和反垄断是一个热门话题。从2018年开始，国家层面的反垄断动作层出不穷，反垄断的新闻不断进入公众视野。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在今年，我们熟悉的大平台公司，都先后被启动反垄断调查程序。
对反垄断的质疑声音
不出意料，这些动作又给外媒抨击中国提供了不少灵感，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反垄断”的报道铺天盖地，我把他们对中国反垄断行动的质疑简单总结成四类：
第一类质疑是说中国反垄断会阻碍企业创新。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中国）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的承诺似乎成了空话”[1]。
第二类质疑扣了一顶更大的帽子，说反垄断违背了市场经济，企业间不是靠竞争来决定输赢，而是要由政府来决定。[2]
第三类质疑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中国反垄断是为了打击民营企业。比如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反垄断法只针对成功的私营科技公司，那将是一场悲剧。[3]这句话从概念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能够做到垄断的企业必然是成功的企业。其次，在反垄断的语境里，垄断的定义对象就是私有资本，世界上没有一部反垄断法是针对国有企业的。
第四类质疑也流传甚广，说中国反垄断侵犯私有财产，是想把这些大公司收归国家。[4]
垄断的前世今生
的确，在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反垄断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企业和投资人在反垄断的大背景下，除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外，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先去真正地理解垄断和反垄断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过为时一个多世纪的垄断与反垄断历史供我们借鉴，当然最大的案例就是美国。
先从垄断的历史说起。早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垄断的概念就在西方与东方几乎同时出现，西方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这本书中发明了Μονοπώλιον（monopoly）的概念，称其为商业活动的普遍追求。而中国的孟子与他不谋而合，孟子也注意到做生意都是想做独家买卖，于是在同一时代写下了“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首次提出了“垄断”这个词。
从农业社会的两千年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垄断都是一个坏东西，人类当时对市场的理解是相对简单的，认为垄断就是商人之间合谋的结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严厉抨击了这种做法，认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最大敌人[5]。
垄断组织控制的美国参议院
镀金时代与第一次反垄断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为垄断平反的运动，理论层面代表人物是熊彼得，他提出，垄断在工业时代下是有好处的，例如激励企业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表示，一个行业要进步，就必须有一些垄断的因素[6]。这个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理解，我们风投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都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能够做到垄断，公司的估值和市场占有率息息相关。
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垄断在美国越做越大。这一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作“镀金时代”，我们从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能够了解到这段历史，比如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和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尽管美国当时生产力飞速发展，但是社会价值观扭曲，上层社会的富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多数人则长期处在贫困和受压迫的状态。
这种弱肉强食、资本任意扩张的发展模式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二十世纪初，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出现了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局面，“美国崛起”险些夭折。
在这一背景下，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对垄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哈佛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反垄断的必要性。左翼的张伯伦提出了“垄断竞争论”，成为了美国当时反垄断政策的理论基础[7]；而右翼的哈耶克也认为，当无法创造必要的条件使竞争有效时，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指导经济活动。[8]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也走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其中，两位罗斯福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力排众议，主导了拆分大公司、大财团的行动，被称为“垄断克星”。而到了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同样把矛头对准了既得利益者，他通过实施罗斯福新政，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工人权益。美国的两大政党以及经济思想上的左右派别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用了30年的时间，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治制约资本的格局。
正是这场政治与资本的斗争将美国带入了二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世纪”。哈佛大学教授Jeffry Frieden在著作Global Capitalism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在进步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当时的美国崇尚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社会风貌有了极大改善。[9]
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二次反垄断
然而，这种高福利政策最终搞过了头，70年代，一场经济危机让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
在西方，里根、撒切尔这两位著名的保守派倡导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和私有化政策；而在David Harvey所著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被作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标志性事件。[10]资本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扩张。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界代表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捍卫新古典派经济学，相信市场机制跟自由放任，反对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
相比其他学派，芝加哥学派在政治、法律领域的影响力更加雄厚，代表人物有Milton Friedman、Robert Bork、Richard Posner，他们对反垄断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也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去的反垄断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指出，“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他。”
于是，自里根政府起，美国削减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预算，反垄断执法力度不断下降。经济和社会形态也随之迅速发生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实体经济逐渐被掏空，财富迅速向富人群体聚集。1980年到1985年，有62家财富500强公司被公司收购。财富集中度曲线则更为直观，美国前0.01%的顶尖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从70年代的低位0.8%，一直上升到今天的5%，而前10%的美国人拥有财富则达到了70%。美国的大公司没有了反垄断和其他政府管制的枷锁，开始吞并小公司，小公司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科技领域，FAANG几乎控制了美国人所有的生活，甚至操纵了美国政治。
美国真的成了少数人的美国。图片来源见水印
美国社会在新自由主义下的转变可以用四本畅销书来概括，第一本是《21世纪资本论》[11]，揭露了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第二本是《独自打保龄》[12]，描写了美国基层社区崩塌、社会分裂问题，第三个是《乡下人的悲歌》，反映了美国工业城镇萎缩、去工业化问题[13]，第四个则是《消失的中产阶级》[14]。新自由主义最终在一场灾难中落幕，那就是特朗普的当选。这四年中，全世界都目睹了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美国从冷战后全球化的引领者，在短短30年就变成了如今民粹主义盛行、社会分裂的景象。
因此，大约从2016年开始，反垄断再次被世界各国政府提上了议程。在美国，反垄断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最近，拜登任命了几位著名反垄断专家进入政府任职，被解读为反垄断的强硬信号。
信息时代反垄断 中国的制度优势
在信息时代，对于大平台公司的反垄断也为政府的执法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从垄断的定义出发，如何界定科技企业的垄断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害。为此，美国思想界最近重新启用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概念，那就是经济学家Joan Robinson在1933年的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提出的Monopsony，也就是“买方垄断”这一概念，来指控互联网平台对上游工人和供应商的剥削[15]。美国的卡瓦纳大法官在对苹果App Store涉嫌垄断一案中引用了“Monopsony”的概念。反垄断学者，美国FTC委员Lina Khan指出，“商品和服务的垄断定价将许多人的可支配收入变成了少数人的资本收益、红利和行政报酬。垄断还意味着大公司可以少付给工人工资，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出售他们的劳动。”在中国，这何尝不是如此？上个月，北京的一位处长就亲身体验了这一事实。
新布兰代斯学派也随着本轮反垄断运动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初，美国著名法官Louis Brandeis提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放任某些人的经济权力始终凌驾于其他人之上，那么这些人迟早会利用经济权力来侵犯公众利益。通过反垄断打击市场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权力，其实是对经济民主的一种保证。而对经济民主的捍卫，也会反过来保证政治民主。可以看出，他们的核心思想与我们也不谋而合，那就是警惕资本无序扩张，侵害公众利益。
在了解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反垄断历史后，我们再回过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在城市化、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对的困境与二战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让大多数人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只有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战前的美国正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崛起，才开启了后来的美国世纪。我们中国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建立这种具有庞大中产群体的“钻石型”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民营资本和民间财富才能受到长期的保护，实现持续的增长。
而互联网平台凭借其垄断地位，汇集资本，压低劳工收入，控制消费者生活，最后可能会推动社会结构向金字塔方向发展，而这并不符合民营资本和民间财富的长期利益。
中国的互联网反垄断已经拉开大幕
因此，我们不难对外媒的质疑做出回应。首先，数字时代下，垄断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指出。《虚拟竞争》这本书提到，数字时代下，由于网络效应、行业集中和平台崛起的存在，竞争格局被彻底改变，新进者无法挑战巨头的地位，市场中的赢家能够牢牢限制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市场自我纠正机制的神话就此破灭。[16]因此，反垄断恰恰是在保护创新。
其次，反垄断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段垄断与反垄断的历史。
第三，垄断所带来的扼杀对手，树立壁垒等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而这才是民营经济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最后，也有必要指出，大规模的私有财富本身就不应该是超越国家、甚至能够操纵政治的。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反思。斯蒂格里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指出，经济上的过度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滥用。Robert Reich也出版了一本叫做《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他认为，当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让劳动者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财富分化不断加剧，将会造成民众对于自身制度的信心的瓦解，而这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当今面临的最大的威胁。[17]
中国这四十几年来，顶部阶层积累财富的规模和速度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财富积累必然与国家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所带来的也是相应的责任。套用最近的一句名言，那就是“没有富豪的时代，只有时代的富豪”。
本轮全球反垄断竞争的背后也是一种制度的竞争，平台时代下，政府对企业的反垄断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罚款或是拆分这样的“反托拉斯”手段，而是要通过直接干预的手段遏制垄断资本，而这在美国的制度下很难做到。但是中国可以做到，中国也许不需要把大公司分拆，就能达到反垄断的效果，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因为资本的无序扩张，20世纪前30年美国险些被搞垮，差点没有崛起成功。又是因为美国当年坚决地制约了资本的权力，美国的中产阶级才真正崛起。中国现在处在的当口，和当时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而因为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制约资本要比100年前的美国更为复杂。但只有解决好反垄断问题，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有效制约资本的无序扩张，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整个社会和谐光明，在21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才能有希望成为大多数人向往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