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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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聊了陈独秀，我们说陈独秀的悲剧是经济不独立，导致给经费的苏联，成为中国革命的上级单位。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中国革命是如何经济独立的。
简单说就是，红军如何搞钱。
其实这个问题，1928年“朱毛会师”的时候就有答案了。
两只部队会师以后，每月要消耗40万斤粮食，压力山大。于是红四军成立了军需处，并且颁布了“打土豪、筹款子”的搞钱方法，具体来说是四种：没收、派款、罚款、挖窖。
我们来逐个解释一下。
没收和打土豪是一起进行的，就是把根据地里的土豪劣绅打掉，然后把土豪家的金银、粮食、现金、布匹、食盐、药材等物资全部没收。
这是最直接的搞钱方法，那年头没什么成规模的银行，又不是以现金为主的社会，所以土豪有什么积蓄，往往囤积在家里，最后成了红军的经济基础。
派款是红军占领城镇之后，召集地方商人开会，要求限期交纳最低的金额，用来支援革命战争。
一般来说以1000元资本为标准，标准线以下的可以不用交，标准线以上的商人和资本家，按照累进税的方式逐步递增。
越有钱，派款越多。
类似于《让子弹飞》里说的，不刮穷鬼的钱，你想挣谁的钱？“谁有钱挣谁的呗。”
罚款是根据土豪的财力，命令他缴纳一定额度的现金或者物资，做为常年欺负穷苦人的惩罚。
挖窖更简单，在红军攻入城镇之前，很多土豪劣绅就跑路了，他们藏在地窖里的金银和物资，便成为红军“挖浮财”的对象。
这简单粗暴的四板斧，红军一直用了三四年，渡过最艰难的时期，有了最初的经济来源。
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好在红军比较弱小，养活起来足够了。
至于“分田地”，是另一种比较正规的搞钱方法。
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决定实行土地革命，把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和苏维埃。
陈毅曾经签署过一份通告，明确规定土地分配之后，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并且不禁止土地买卖。
我们以前有一种默认想法，红军把地主的土地给分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和红军再没有半点关系。
收钱是不可能收钱的，你不是为人民服务么，怎么能收钱呢？根据地不是市场，一旦收钱，性质就变了呀。
其实这是不对的。
红军不是白莲花慈善家，分田地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钱。
国府是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政府要收钱，必须经过地主。可能政府准备收1万块，摊派给地主以后，地主向农民收了10万块，却给政府交了5000块。
大部分钱，都被中间阶层给瓜分了。
现在红军打掉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和农民打交道，说收1万块钱，绝对不会多收。于是农民减轻负担，政府得实惠，简直是双赢。
那是怎么收钱的呢？
其实还是累进税制，我找了一份红四方面军的收税方案，列出来给大家管中窥豹吧。
第一项是农业累进税。
他们预计每人每年需要5石粮食，便把5石粮食定为口粮，剩下的才是余粮。
余粮不满1石的话，估计也是穷苦可怜人，就不收税了，1石以上的余量才纳入累进税的征收范围：
余粮1石 征收5升（谷子）
余粮2石 1斗5升
余粮3石 3斗
余粮4石 5斗
余粮5石 7斗5升
这些谷子是实物税，收起来可以做红军的口粮，也可以运到国府统治区出口赚钱，这个我们随后要讲到。
第二种是商业累进税。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征收商业累进税，和农业税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些猪行、米行、茶行等倒卖运输的商业，不用生产制造，专门做中间人抽取佣金做为利润，于是他们要交纳佣金税。
税法明确规定，按照每天的营业额来征收佣金税，20元以下免税，20元则抽佣金的15%，20—70元抽20%，70—100元抽24%……900—1000元抽44%。
有固定铺面的商店，以每月营业额收营业税，月营业额在150元以下免税，160—200元收05%，以后每增加100元营业额，便加0.1%的税率。
此外还有特种税，烟酒要收30%的税，丝绸和肉类等奢侈品则值百抽五。
必须吐槽一下，从革命年代至今，烟酒始终走在财政收入的最前列，其他行业都比不了，算是老传统了吧。
总而言之，红军不坑穷苦人民，谁有钱就挣谁的。
你可能要说了，革命根据地不都是苦哈哈么，怎么可能征收商业税呢？
当然，革命根据地都是老少边穷地区，但是没有商业，可以自力更生的发展商业嘛。
早在1928年5月，教员就命令筹建农贸市场，逢2、5、8为集市，也就是现在农村说的赶集。
红军不仅把战利品拿出来卖，还鼓励根据地的商人和农民，把家里的剩余物资拿到集市上卖，等日落收摊的时候，按照规定收一定数量的税款。
这种农贸市场的好处在于，国府的苛捐杂税非常多，而且税卡一个接一个，可能没做生意呢，各种税就交了一大堆。
而红军办的农贸市场只收一次税，说好一刀就是一刀，绝不多砍。
所以根据地的商人和农民，特别喜欢去红军的市场做生意，以至于农贸市场经常出现2、3万人的盛况，还有很多是外省赶来的。
贺龙在红二方面军根据地，更是严格保护工商业的利益。
解放桑植县城以后，商人担心犯错误，都跑回家不敢营业了，于是贺龙亲自出面做工作，把商家都请出来继续做生意。
红二方面军的根据地在湘西，那地方遍地土匪，贺龙命令在县城之间设立关卡，保护来往的行商。
要是有土匪出现，红军还得出城剿匪，保护两大家族的钱。
仅仅1934年到1935年间，大庸县城的84家商店，便缴纳了35190元税款，再加上其他县城的商业税，可想而知有多少。
窥一斑而见全豹。
相比大革命时期用苏联经费生存，上山的红军学会搞钱，才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逐渐摆脱苏联的经费。
2
根据地内部的经济总量有限，财政天花板很低，达到一定规模就玩不出花来了，所以红军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发展对外贸易。
“秋收起义”残部刚上井冈山不久，便被封闭的环境给困住了。
于是教员派人下山，联系湖南和江西的地下党组织，请他们联系药店和商店，帮井冈山的红军买东西，初步建立起“赤白贸易线。”
以后的对外贸易，都是在这个起点上做起来的。
1928年底，“朱毛红军”在根据地的边界地区，成立“竹木委员会”，专门负责出售根据地的土特产。
根据地有什么土特产呢？
无非是粮食、竹子、木材、油、茶叶等农村产品，出售到国府控制的城市地区，然后用赚到的利润，再买回根据地急需的盐、布、药品甚至枪支弹药。
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核心问题。
100年前的中国是农业国，大部分物资都散落在广袤的农村，占领农村，其实就是占领了物资产地。
而物资才是城市生存的基础。
我党和我军控制了农村，相当于对国府釜底抽薪，让国统区成为一座空中楼阁，一旦掐断和城市的联系，城市便可以一战而下。
后来的革命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军席卷中国农村以后，便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物资，把国府的城市孤立起来。
剩下的几次大战役，只不过是收尾工作，打扫战场罢了。
井冈山时期的组织和军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利用根据地的物资进行出口，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品。
尤其是粮食，属于根据地输出的大宗农产品，而国府控制的城市，最需要的恰恰是粮食。
“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给前线部队下命令，要求对根据地严防死守，不允许任何人员和物资流通，准备把红军困死在根据地。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有红军根据地的粮食出口，导致江西、福建的十几座城市严重缺粮，蒋介石无奈之下，从北方调粮食支援南方城市。
不过蒋介石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粮食不足了，各地为了不闹饥荒，赶紧准备好现金、药品和武器，向红军根据地买粮食。
就凭红军高效的收税（谷子）能力，还不是要多少给多少？
你说，红军怎么可能缺钱呢？
于是在红军革命的年代，根据地出口以粮食、竹子、樟脑和家禽为主的农村物资，进口盐、药品、布和军火为主的工业物资，不仅能赚钱，还可以发展根据地的外贸经济。
而且为了有稳定的贸易，红军派人到国府统治区开办“源记商号”，光明正大的做进出口生意。
城市里的万丰布庄、裕祥京果等5家店铺，也是“白皮红心”的统战店铺，私下经常帮根据地做生意。
顺便说个有意思的事。
贺龙在根据地和商人们合作进出口生意，不小心让很多商人发了财。
大庸县的一家药店老板，专门负责给红军买药品，很快从破产边缘走出来，并且进阶为资本2000元的土财主。
永顺县的熊镜堂负责卖桐油，只用了2年时间，便从1200元资本的小财主，成为1.5万元资本的大土豪。
赤白两区在战场上打的炮火连天，私下却做生意做的飞起。
这些事红军都知道，南方军阀也知道，就蒙一个蒋介石。
到了19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三条稳定的交通线，一条是筠门岭经过梅县到广州和汕头，一条是江口镇到广州，另一条是长汀到上海和厦门。
除了反围剿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这三条交通贸易线基本是通畅的。
总共三条贸易线，其中两条就是通往广州的，除了中央苏区离广州近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在资助红军。
因为陈济棠也发现了，蒋介石的旗号是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围剿完红军之后，下一步必然围剿拥兵自重的军阀，而广东的陈济棠又是首当其冲。
陈济棠想啊，与其让蒋介石来打我，不如用物资给红军输血，让红军在江西顶住蒋介石，而且在做生意的时候，各路粤系将军还能赚钱，何乐而不为？
于是粤军北上“剿共”的时候，非常不认真，把战线推进到寻乌、安远一线，便不愿意再向前走一步。
军长余汉谋、师长李振球等人，用麾下的军队给粤商撑腰，大肆买卖物资，尤其是李振球，在赣州的利民百货商场有80%的股份，不是他不愿意听蒋介石的命令，实在是金钱的诱惑太大啦。
粤军和红军的交易方式特别有意思，他们约定以“武装抢劫”的名义完成交易。
如果你穿越回1930年代的赣南，看到商队被抢劫却没人管，反而非常大方的说随他们抢，你千万别惊讶，那一定是红军和粤军在做生意。
所以红军为什么能用外贸搞钱？
根本原因就是占领了农村的物资，以及军阀之间的分裂。
3
其实农产品都是小意思，最赚钱的是出口钨砂。
钨砂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熔点高达3400摄氏度，而且质地特别硬，可以用来做采矿钻头、穿甲弹、飞机引擎等等。
对于准备打仗的工业国来说，钨砂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
虽然百年前的中国不是工业国，但有个好消息，中国是世界钨砂储量最丰富的国家。
1930年代初期，中国钨砂产量占世界的60%，而赣南的钨砂产量，又占中国的70%。
换句话说，世界上将近一半的钨砂，出自中国赣南。
赣南是哪里？
中国最大的苏区，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啊。
巧了。
于是红军占据大部分赣南钨矿，掌握世界钨砂的出口定价权，然后用钨砂贸易，支撑起红军的半壁江山。
1932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钨砂公司”成立，这家公司是国有企业，由国民经济部直接领导，负责收购和销售钨砂，不允许任何私人资本染指。
钨砂公司成立不久，便在盘古山和铁山垅设立收购站，以每百斤9—15元的价格收购钨砂，精洗之后运到赣县出口，每百斤定价52元，除去3—6毫洋的运费，剩下的都是利润。
赣县在江西南部，距离陈济棠的粤军非常近。
你肯定猜到了，红军开采出来的钨砂，大部分卖给陈济棠了。
具体方式就是红军运到赣县，李振球部武装接收，然后再交给军长余汉谋，最后由余汉谋亲自监督，把钨砂运回广东交给领导陈济棠。
红军这边每次交易几十吨钨砂，能换回4000多匹布、几十吨盐、近万元的药品，当然了，枪支弹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运送钨砂，余汉谋甚至专门修了一条公路，宝贝的不行。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兵变反蒋，毛泽民亲自和十九路军谈判，约定每百斤50元的价格出售钨砂，十九路军用枪支弹药、盐和药品付款。
交易方式和粤军差不多，都是武装接收。
据统计，中央苏区可以年产4000吨钨砂，价值400—60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
这才是财政的主要来源。
当然，十九路军的反蒋事变，坚持两个月就失败了，钨砂的主要买家还是广东陈济棠。
那陈济棠要钨砂做什么，广东也没什么像样的军工业，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钨砂啊。
其实陈济棠不是自己用，他要卖给纳粹德国。
就在红军长征前夕，陈济棠和德国驻华代表签定秘密协议，规定德国给他建兵工厂、造船厂、修铁路，用德国技术把广东武装起来，总价值2亿马克。
而陈济棠的支付方式，便是向红军买来的钨砂。
这么看来，红军为了中国革命开采出来的钨砂，最后却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做成武器走向欧洲大地。
这种事情太魔幻了。
4
原本想把我党我军怎样经济独立捋一遍，最后发现内容太多了，一篇根本写不完。
这次就先写红军篇，以后找机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如何搞经济补上。
这篇文章基本上把红军的经济来源说明白了，希望能给大家增加一个知识点，以后和别人说起红军，不要除了勇猛善战以外，就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我党和红军的经济独立之路，放到现在被围剿、封锁、打压的时代背景下，也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
写文章之前重新翻了一下《毛选》，里面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教员是这么说的：
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忽视经济建设是错误的观点。
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促生产是为了抓革命，两者不能偏重或者偏废，都是事业走向进步的动力。
在文章的最后，教员非常肯定的说：
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么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1933年写的，对于革命和经济的观点，已经很成熟了，并且对未来有极大的自信。
现在竟然有人说教员不懂经济，红军没有经济来源都是泥腿子，呸，你才不懂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