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不如买：李鸿章建军路线及其危害
军阀势力、政治买办、贪腐集团，是李鸿章淮军系的三大基本特征。明白了这几个特征，我们才能看清楚这股势力和满洲权贵们联合主导的、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惨败这十年间的中国局势。
这十年，中国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由于在越南和台湾硬抗法军并且取得了胜利，清廷也因此得到了列强一定程度的“尊敬”。俄国和法国这两个“挑战者”的侵华野心受到了遏制，英国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尽管是一种不对等的同盟关系。“洋务运动”继续推进，各种近代化的军用民用企业继续兴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平稳。
这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光绪皇帝成年，并于1889年大婚，慈禧按理就应该“归政”，将权力交给光绪。最高权力如何平稳交接过度，是清廷核心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建设成型，并开始全力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
要想让慈禧交出最高权力，显然必须要花大价钱。慈禧在表面上嘴上说着要归政，却始终不见行动。光绪的生父奕譞，以及皇帝身边的一群亲信——比如皇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都很着急想要让光绪早日亲政。经过反复沟通博弈，双方大体达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由醇亲王出面负责在北京西北面圆明园旧址附近新建一座豪华园林——颐和园，用于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的“献礼”，慈禧在过完六十大寿以后就到颐和园养老，算是正式“退居二线”。在习惯了奢侈生活的慈禧看来，为了“赎买”自己手中的权力，国家不管花多少钱给自己修圆子、办寿宴那都是应该的。而奕譞等人为了“表忠心”，更是不敢在花钱方面有一点犹豫。奕譞本人亲自担任颐和园工程的总负责人，千方百计从各个地方找钱来修园子、办寿宴。各地督抚也纷纷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抓，积极为太后和醇亲王“排忧解难”，作为疆臣之首的李鸿章也是其中非常积极的一员。为了帮助醇亲王凑款，李鸿章甚至让醇亲王的管家张翼担任开平煤矿的总办，将开平煤矿的利润源源不断的送进醇亲王府。
通过卖官鬻爵、挪用公款等各种方式，清廷在1894年之前大约七八年间，总共为修建颐和园和给慈禧办寿宴累计花了上千万两的白银。另外，还有光绪皇帝大婚又花了惊人的550万两银子，创下有史以来皇帝大婚的开销记录。之前，由于慈安的制衡，慈禧在亲儿子同治皇帝大婚上没花钱花舒服，这回终于在干儿子的婚礼上找回了颜面。
这些花销绝对数量大的惊人，但还不至于多得让清政府陷于财政崩溃。此时，鸦片仍然在中国大地上疯狂种植和销售，贩毒收入源源不断的流入政府财政；海关税收仍然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海外贸易带了巨大的贸易量和投资机会，关税和商业税收都在持续增加。有了这些新增税收支持，如果没有日本的意外崛起，慈禧、醇亲王联合主演，李鸿章等人积极配合的这一幕权力赎买大戏说不定真的能圆满收场。
但是，就跟当年东林党和袁崇焕合谋杀害毛文龙一样，对内想圆满收场容易，对外要收场可就没那么简单，毕竟东林党管不到皇太极，李鸿章管不了日本君臣。
日本通过1865至1867年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搞“王政复古”，强化天皇权威，又推动“明治维新”，一方面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一方面学习西方的近代武器和工业技术，国力开始强大，并立刻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最终在慈禧六十岁生日这一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把清廷准备数年的权力赎买大戏给彻底搅黄。
1875年，日本派兵占领其南方的琉球群岛，吞并了琉球王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属国。然后，又以琉球居民被台湾渔民杀害为理由，派兵侵略台湾。清政府大为震动，赶紧派福建水师大臣沈葆桢进驻台湾组织抵抗，又派李鸿章负责对日交涉。李鸿章趁机抛出“片面海防论”，主张放弃新疆专心海防，引出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兼顾论”作为反击。沈葆桢也开始倒向李鸿章，上书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
日本当时没有像样的海军，而福建水师经过左宗棠、沈葆桢的苦心经营已初具规模，中方掌握了制海权。侵台日军无后方作战，无论兵力、火力、军舰、后勤都无法跟中方相提并论。这个仗真的打下去，日方几乎毫无胜算。实际上，侵台之后，双方还没有真正开打，总共三千六百名登陆日军就因为疫病死亡了超过五百人。日军这一次行动完全就是一次自己作死般的军事冒险。
但李鸿章和沈葆桢都不愿意开战——他们都被第二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对来自海外的敌人有着刻骨铭心的恐惧感。李鸿章积极寻求英国、德国来帮忙“协调”。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协调，清廷终于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赔款五十万两银子换取日本撤军。
李鸿章和慈禧在对外交涉方面意见一直比较一致：死要面子。李鸿章在跟日本的谈判中也坚持一点：一定要给清廷留够面子，其它什么都好说。双方最后同意：清廷给日本支付的五十万两银子不是战争赔款，而是对那些被台湾渔民杀死的日本居民（实际是琉球人）的“抚恤金”，以及日军在台湾建设的军事设施的赎买金。这个理由荒唐绝顶，中国并没有承认过琉球属于日本，为什么要为琉球居民的死亡向日本支付抚恤金呢？侵略军跑到中国的地盘来修建军事设施，竟然还需要中国去花钱给买过来？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成功的为清廷保留了“体面”，慈禧也感到满意，于是议和就这样成了。这个结果极大的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让日本方面看清了清政府软弱可欺的真面目，以针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来实现日本国家和民族振兴成了朝野共识。
日本1975年的侵台事件，也让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巩固海防的重要性。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决定每年拿出400万两银子来建设海军。基本方案是南洋北洋各200万两。
在有关是否需要海塞兼顾的争议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已结为政治盟友。这一年正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位置空缺，李鸿章遂极力推荐沈葆桢接任。非湘军系人马不能担任江督，是刺马案以后的惯例。沈葆桢出身曾国藩幕僚，曾经与左宗棠、李鸿章平起平坐，算是湘军系的老资格，又得到李鸿章支持，任江督当无问题。不过，沈葆桢的行事风格一向比较独特，谁推荐他升官他就跟谁翻脸——曾国藩推荐他当江西巡抚，他就扣押江西钱粮拒绝支持曾国荃；左宗棠推荐他当福建船政大臣，他就公开上书反对左宗棠西征借款。李鸿章的这次举荐，看起来还是有风险的。
但别的人搞不定沈葆桢，李鸿章偏偏能搞定沈葆桢。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君子欺之以方” 。
沈葆桢是个真君子，一个忠君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书呆子。他的做事原则特简单，就是什么事情对清王朝的统治最有利，他就做什么，完全不管个人恩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他有恩还是跟他有仇，根本就无所谓。他断了曾国荃的钱粮，是因为觉得曾国藩在以打南京为借口扩充个人势力；他反对左宗棠西征借款，是因为觉得海防比塞防更重要，为了收复新疆借外债不值得。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实干派，不愿意花时间跟人讲大道理，喜欢比较直接的研究如何把事情办好，但对沈葆桢而言，大道理没有说通，事情就不好办。李鸿章却最擅长拿大道理哄人，对付沈葆桢就比较有一套。他知道沈葆桢是君子，不能跟沈葆桢讲：我推荐你当了两江总督，你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还我人情——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采用的方法是不断的给沈葆桢写信“沟通想法”，长篇大论的分析自己对国家海防战略的思考，全是家国情怀那一套，看不出来有半点私心。沈葆桢这种人还偏偏就吃这一套，被李鸿章的“大道理”打动了，在海军建设上采取了完全配合的态度。李鸿章绕来绕去，最终就是表达一个意思：现在这400万两银子根本不够同时建好两支海军，要想国家海防实力快速壮大，必须集中资源。北洋拱卫京畿，是防备日本入侵的第一线，应该先集中把北洋水师建设好。
沈葆桢觉得李鸿章说的有道理，于是很大度的主动上书朝廷，说北洋水师建设更重要，南洋的那两百万银子我不要了，先给北洋吧，等北洋建设好了再来建设南洋。
沈葆桢的好心并未换来李鸿章的好报。实际上，李鸿章本来也就是在把书呆子沈葆桢当猴耍，嘴上说的是国家大计，心里始终想的是如何壮大个人的淮军系势力，没想过要给沈葆桢什么好报。
1876年，李鸿章被赫德忽悠，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了四艘英国产的新型炮艇。沈葆桢得知后，就向朝廷申请南洋也要购买4艘“蚊子船”，并让李鸿章帮忙。李鸿章在“代购”过程中，让英国人直接把这四艘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然后就一直扣着供北洋水师使用，而把用了多年的旧军舰给沈葆桢。沈葆桢对此也并无怨言。
1877年，李鸿章控制的轮船招商局想收购美国旗昌公司，就让盛宣怀打着“爱国”的旗号去找沈葆桢借钱。说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国企业，是破天荒的大事，对国家振兴意义极大。沈葆桢听了，立刻表示赞成，从两江财政收入里边借给了轮船招商局。这个钱一直到沈葆桢死也没有归还。后来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想找李鸿章要回来，也被拒绝。最后，李鸿章以“代南洋购买军舰”的名义“归还”这笔银子，但买的军舰又被李鸿章直接扣在北洋水师训练，跟两江再无一点关系。
姜鸣在《龙骑飘扬的舰队》中总结说：“李鸿章对他（沈葆桢）耍了很多政客手腕，他一概表现豁达。”
李鸿章1876年主持购买并为沈葆桢“代购”的新型炮艇特点是船小炮大，被称为“蚊子船”，火力虽然猛但不够稳当，只能在近海当移动炮台使用，不能进入深海作战。购买之前，李鸿章先去找赫德“打听”。赫德又派金登干去考察。金登干收了造船厂的回扣，最后只告诉李鸿章“蚊子船”的火力优势，却没说不能进入深海。李鸿章买回来之后才发现问题。但他在知道情况以后决定“”瞒报“”，不仅不向朝廷说明真相，反而鼓吹蚊子船的好处，甚至上奏朝廷鼓励其他沿海督抚也出钱购买。因为这是李鸿章主持的第一次外购军舰，如果让朝廷和同僚发现问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以后再要钱买船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通过各种手腕，最后无非是想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买船建军”。为此不惜欺骗同僚和朝廷，让国家浪费几十万两银子去多买几艘已经被证明不太实用的“蚊子船”。
1875年日本入侵台湾以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已成为朝野共识，但具体如何建设在“洋务派”中存在路线分歧。“洋务派”中的“改革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来形成自己的造船能力，以自己制造为主，购买西方军舰为辅来实现海军建军，代表人物是左宗棠。而“保守派”则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很难学会，自己制造不划算，不如直接花钱买军舰成军，见效更快，代表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倒不是完全反对武器国产，但他以为中国只能模仿制造一些技术简单的弹药这种大规模消耗品，先进的枪炮和军舰则只能靠进口来解决。李鸿章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列强的利益捆绑比曾国藩、左宗棠更密切，对列强更“放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北上担任直隶总督，北方地区的先进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南方，他要想让北洋海军超过南洋，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外国先进武器来“走捷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淮军集团自身不争气，裙带关系和腐败问题严重，搞啥啥不成，在李鸿章看来自己手下这帮人能学会造弹药就已经是超常发挥了，要想学到列强的看家本事根本就不可能。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习惯了拿着洋人的枪炮来镇压屠杀中国人民，倚靠列强自重是它的生存基因，要想摆脱列强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建军道路在李鸿章看来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自己做不到，就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都做不到。
作为李鸿章和左宗棠共同的领导，湘军祖师爷曾国藩一直对购买洋枪洋炮的做法非常警惕。当他得知李鸿章在上海花大价钱买军火武装淮军的时候，就颇不以为然。曾国藩知道洋枪洋炮威力巨大，但一直坚持要自己制造，不可依赖洋人，甚至为此不惜让曾国荃围攻南京的部队装备水平比李秀成的太平军更落后。攻占安庆以后，他搞了安庆军械所，仿制西方武器，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攻占南京以后，安庆军械所迁往南京，改为金陵制造局；后来又搞了个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联合李鸿章一起搞的。在曾国藩与李鸿章共管时代，造船的事务主要是曾国藩任命的科学家徐寿负责，枪炮弹药主要由李鸿章的亲信涂宗瀛负责。
在徐寿的主持下，造船事业发展的还可以，设立两年后就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又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小型铁甲军舰。
涂宗瀛负责的枪炮制造刚开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872年，已经可以生产比较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价格高昂质量又差，连淮军也拒绝采购。
1872年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完全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然后就开始出问题，各种通关系、走后门塞进来的官员数量迅速增加。制造局在造船方面投入持续萎缩，转而全力生产弹药。此后，制造局造出来的武器弹药就一直保持价格又贵质量又差的特点，跟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段经历也让李鸿章更加坚信“造不如买”。1885年，在李鸿章的指示下，江南制造局彻底停止了造船业务，转而完全生产弹药。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设立天津机器局，又从江南制造局调来了一批技术人员，主要也就是生产弹药和负责武器维修，并不花力气引进和研究先进技术。机器局生产的最先进的船是1887年奉李鸿章指示制作的钢质游艇“捧日”号，主要用途是在颐和园的大湖内供慈禧游玩。
同一时期，左宗棠在福建开始独立筹建福州船政局，下设铁厂、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即炼铁又造船还负责培养海军人才，并聘用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员来做技术指导。左宗棠西征新疆期间，船政事务由沈葆桢负责。左沈二人都是清廉能干之才，在他们的主导下，马尾造船厂迅速成长为当时东亚地区第一大造船厂。1883年，生产了排水量2200吨的铁肋军舰“开济”号，船身骨架为铁肋，包上两层木壳，其中750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也是国产。从1866年到1886年二十年间，马尾造船厂总共花费了500万两银子，造了27艘轮船。1874年之前雇佣法国工程师主持，共造了15艘，造出来的都是比较落后的小船，但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1874年之后则完全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制造，从国外购买设计图纸和部分关键部件，技术进步速度反而更快。
同一时期，日本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日本于1871年在横须贺设立海军造船所，1877年开始建设铁肋木壳的“海门”号，1884年完工，比“开济”晚了一年，而且还只是帆船，根本就没有装蒸汽机。“开济”号已经用上了蒸汽发动机了，750匹马力的蒸汽机也完成了国产仿制。此后，福州船政又批量生产了五艘这种铁肋木壳船。1885年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全面领先日本。
但是，清廷和李鸿章趁左宗棠西征的机会，夺取了福建船政的实际控制权。在中法战争中，清廷纵容法国军舰进入马尾军港，然后，清廷和李鸿章联合推举的钦差大臣张佩纶又不做任何战争准备，关键时刻为了逃避责任没有主动开火，导致福建海军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法军炮火摧毁。这给马尾造船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战后，马尾造船厂经过抢修，逐步恢复生产。1885年，船政大臣裴荫森与左宗棠联名上书朝廷，请求拨款建造装甲巡洋舰。此议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全面论证为什么国产装甲舰比不上西洋的铁甲舰。但朝廷还是批准了建造计划，慈禧还亲笔做了批示，表态全力支持。1889年，马尾造船厂造出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自制蒸汽机的马力也达到了2400匹。北洋水师的英国副统领琅威理检查以后对其评价很高，把它划归了北洋舰队。但李鸿章看不上“平远”，上奏说该舰“归队操练、聊助声威”尚可，但“未可专任海战”。受这个论断的影响，“平远”在北洋水师中长期被边缘化，舰长级别低，弹药补充和维护修理等也不及时。
左宗棠去世后，李鸿章“造不如买”的海军建设思路占据上风，福建船政局的发展路线被清廷抛弃。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洋务路线上跟左宗棠是一致的，愿意支持马尾造船厂，于1886年出资48万两从造船厂订购了六艘中小型军舰，暂时缓解了造船厂的经费困难。但到了1889年，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接替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也就停止了对马尾造船厂的支持。这样，“平远”号装甲巡洋舰就成了马尾造船厂的技术顶峰，此后再无进展。
李鸿章购买的“蚊子船”，其实不如马尾造船厂自造的铁肋木壳军舰好用，但他一定要把“蚊子船”的性能吹上天，而大力贬低“平远”，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造不如买”的建军路线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日本在模仿制造西方军舰方面开始大踏步前进。1886年，日本先向法国订购了两艘“松岛型巡洋舰”，同时拿到设计图纸，于1888年开始自己仿制，1894年建成了“桥立”号巡洋舰，这是一艘铁甲舰，并拥有5400匹马力的蒸汽动力。从此后，日本在军舰制造能力上就远远的把中国甩到了后边。
很有意思的是，在甲午战争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国产“平远”号和日本仿制的对象 “松岛型”巡洋舰竟然正面交火——不是跟日本产的“桥立”交火，而是“桥立”的仿制对象，质量更好的法国产“松岛”交火。交火的过程：刚一开始，“平远”就被“松岛”猛烈的炮火轰击受损，但它的装甲有效保护了船身总体安全。随后，“平远”反动反击，舰首260毫米主炮发射的一颗钢弹击中“松岛”，炮弹从“松岛”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而入，击穿1英寸厚的钢铁墙壁，穿过中央鱼雷发射室，击中“松岛”320毫米主炮塔下的机关，引起爆炸，顿时使得火炮炮罩粉碎，火炮无法旋转。这颗炮弹在穿越中央鱼雷发射室时，“使舰内各室发生猛烈震动，硝烟弥漫，人近咫尺难以辨认，令人窒息”，4名日本鱼雷兵因此窒息死亡。
没过多久，“平远”舰装备的47毫米五管小速射炮又接连命中“松岛”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 “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多名日本鱼雷兵受重伤，鱼雷管发射电路被打断。
根据战后统计，在整个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旗舰“松岛”共中弹13发，被击毙35人。这是北洋水师多艘战舰配合围攻的结果，单靠“平远”肯定打不过吨位是其数倍的“松岛”。但“平远”在实战中经受住了“松岛”的多轮正面炮火攻击，“松岛”的很大部分伤亡由“平远”制造，这也是事实。
“平远”后来又参加了威海军港保卫战，一直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没有被击沉，而是被日军俘获编入了日本海军，一直服役到了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因为误触俄军水雷被炸沉，在海军累计服役时间十五年。
实践证明，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装甲巡洋舰，性能可靠，经久耐用，具备在海上与西方先进战舰协作和对抗的能力。李鸿章关于“平远”号“未可专任海战”的判断完全错误。“平远”在1889年就被制造了出来，造价只有北洋水师购买的同等型号巡洋舰的一半。按照马尾造船厂的实力，如果北洋南洋能够携手，像日本一样，购买与仿制相结合，购买一艘仿造一艘，中国军舰制造技术完全跟得上，还可以掌握先进军舰的维护能力，从而极大的提升海军持续作战水平。左宗棠和沈葆桢都积极主张购买外国先进军舰，但也始终坚持外购和国产要协同推进，在购买过程中快速增强国产能力，这就与李鸿章片面强调买船建军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的历史证明，对高价采购的先进军舰缺乏基本的维护维修能力，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人以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后就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中国在1885年之前，一直走在日本前面。军舰制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开始落后于日本，是在1885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一家独大后的十年。“造不如买”的路线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洋务派，但“李鸿章路线”有三大特点：贪腐随意、任人唯亲、造不如买。相反，左宗棠（还有沈葆桢、张之洞）的洋务路线则正好与之相对：廉洁奉公、任人唯贤、独立自主。这两条路线的区别和斗争对洋务运动的成败影响极大。
李鸿章自己搞不好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对福州船政局的成绩一直就比较忌惮。1872年，朝廷清流派、内阁大学水宋晋上书攻击福州船政局，说既然都跟列强签订了和平条约，再造军舰就是在破坏和平，浪费国家公帑，应该停止拨款和制造。
清流派是满洲权贵的打手，这种荒谬的理由不过是满洲高层打压地方实权派大佬的借口。左宗棠、沈葆桢上奏反对，李鸿章也跟着反对。但他私下对幕僚王凯泰说，自己表态反对宋晋不过是随大流，为的是捍卫湘军系和洋务派的路线，实则对左宗棠造船的看法，跟他对曾国藩造船的看法是一样的——都不可能成功。原话是：“闽轮创之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辱，徒增糜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1]
李鸿章既认定左宗棠路线不可能成功，又对左宗棠的成绩感到忌惮，因此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之前，他竟然给张佩纶写信，建议主动把马尾造船厂炸掉，以免法人觊觎。对这样建议，连一贯胆小的张佩纶都忍不住惊呼“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至此？” [2]
后来法军果然把马尾造船厂炸了个稀烂，算是帮李鸿章了了心愿。不过因为造船厂跟海港还有点距离，法军不敢登陆，只是用军舰远距离炮轰，破坏有限，估计是没有达到李鸿章的期望，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复工复产了。如果张佩纶听了李鸿章的建议自己动手，应该还可以破坏的更彻底一些。
马尾造船厂既已凋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军械局在李鸿章的控制下又一团污烂，只能造些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弹药。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海军，当然就只能是买买买了。
对于李鸿章的“造不如买”路线和打压马尾造船厂的一系列举动，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评论说：
“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应当利用国际市场的最新水平，促进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应以此来苛求和打击民族工业，更不能仅以进口为满足。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福建）船政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他以洋务宗师、新式海军鼻祖自居，傲世天下、咄咄逼人，挂公正评价之名，行门户派系之实。这种态度，无助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这也是他个人品质中的弱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