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1982:北洋水师的经费到底给够了吗？【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4-3）】|2021-05-19

北洋建军：李鸿章与北洋水师建设

作为“买船建军”路线的宗师，李鸿章在搞钱来买军舰方面，非常积极。主要是找朝廷要钱和从地方同僚手里坑钱两大途径。人傻钱多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他的重要坑钱对象。

李鸿章找朝廷要钱，主要靠声称直隶地区拱卫京畿，战略地位重要，朝廷经费应该重点倾斜；坑地方同僚，主要靠宣传自己善于跟洋人打交道，可以负责为沿海其它地区代理购买，从中翻云覆雨，倒腾来倒腾去最后买回来的军舰就变成北洋水师的了。前面帮沈葆桢购买蚊子船就是一个典型。后来买铁甲舰也是一样：南洋刚开始搞了点钱想买普通巡洋舰，李鸿章就说铁甲舰更好，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买土耳其的二手铁甲舰；南洋觉得有道理，就咬着牙又多凑些钱，李鸿章又大谈土耳其的二手铁甲舰如何不适合中国海军，拦着不让买，把这笔钱冻结着。沈葆桢临死也没看见铁甲舰，给朝廷的遗折上就说，臣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铁甲舰，中国海军一定要有铁甲舰啊！等北洋想买的时候，李鸿章又大谈铁甲舰对拱卫京畿如何重要，非买不可，北洋的钱不够，拿南洋的来凑一下就可以买全新的了。最后，南洋的钱花出去，买回来了北洋的铁甲舰。

这些政客手腕让北洋水师迅速发展壮大，但也很快让各地督抚都对李鸿章产生了很大的怨念——反正你李某人就是一门心思坑害同僚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你淮军势力大，我们没办法，将来出了事情那也就得你淮军自己上，也别怪我们见死不救。这样，1891年，当朝廷决定未来两年不再拨付经费购买军舰的时候，除了李鸿章以外，各地督抚无人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购买军舰的钱最后也反正都会落入李鸿章手里。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各地督抚对北洋和淮军的失败几乎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在看戏，绝不出手相助，因为他们都记得，福建水师和台湾被法军围困的时候，北洋坚决袖手旁观，两次拒绝朝廷调令。、

有人以为，不管李鸿章手段是否光明正大，北洋水师到底是建起来了。朝廷给的海军经费本来就不多，全部用来给北洋买军舰都不够，如果分散到南北洋各自买船建军，北洋水师实力更弱，岂不是更打不过日本？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甲午战争中，中方是北洋水师参战，日本是联合舰队参战。日本海军为什么叫“联合舰队”呢？就是因为它是两支平时相对独立的舰队在战时组合起来的。日海军比较强的一支叫常备舰队，有九艘主力军舰，旗舰是“松岛”；比较弱的一支叫警备舰队（又称“西海舰队”），有六艘主力军舰，旗舰是“吉野”。两个舰队都直属海军部，另外还有一些军舰由横须贺、佐世保等几个海军镇守府负责训练管理。中国沿海海岸线广阔，平时的建设、训练、警戒分为两支或三支舰队，打仗的时候联合为一支舰队，是正常、正确的操作方式。清廷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规划海军发展的，南洋要买好军舰，朝廷支持，钱都到位了；马尾要造先进军舰，朝廷也支持，慈禧还亲笔做了批示，但这些全都被李鸿章玩弄政客伎俩给搅黄了，这才有了北洋一支独大的局面。日本的两大舰队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十四天才开始改编为联合舰队，开战之前六天才组合完成，战争结束后又分开，到1904年日俄战争又重新编成。这两次战争，日本都通过联合舰队的方式获得了胜利，说明海军平时分开训练、战时联合作战的模式完全可行。这种模式下，北洋一支独大并不能显著增强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因为总共这么多买军舰的经费，买回来归南洋还是归北洋都可以，打仗的时候组成联合舰队一起上。李鸿章把南洋的经费坑蒙拐骗用来买北洋军舰，把造船的经费转为买船的经费，都谈不上做了啥贡献。相反，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多次拒绝淮军南下、拒绝北洋舰队南下支援福建和台湾，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平时又玩弄手段坑骗南洋，掐断福建造船经费，严重破坏南北洋团结，意味着清朝不可能再有“联合舰队”，只可能是南北洋各顾各。不仅海上无法联合，陆军也无法联合，只能是淮军打淮军的，练军打练军的。反之，如果李鸿章能在中法战争中，能够以大局为重，投入北方的淮军主力和北洋军舰大力支持广西和福建的战场，在海军建设中坚持团结公正，南北洋共同发展，清廷在海军经费方面自然也会更舍得投入——因为南北洋势力均衡对中央权威更有利。这不是满洲权贵们狭隘民族思想的问题，即使是放到汉唐明，汉人控制的中央政府也绝不会希望某个地方实权派手里掌握的军队和经费一支独大。如果是分成几支舰队均衡发展，战时联合作战，不管是造船还是买船，清廷和地方就都有更多积极性掏钱建设海军；而集中建设北洋，清廷和其它地方就都不愿意多花钱。也就沈葆桢这种正人君子会主动提出多给北洋经费支持，结果就是被李鸿章坑的最厉害，临死也没能看见自己天天盼望的铁甲舰。李鸿章的政客手腕只是起到了壮大北洋的效果，实际上极大的危害了中国海军整体实力的发展。

——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如果让李鸿章这种人物成为关键人物，那一定是这个组织最大的噩梦。他一切以自己部门利益为重，为此不惜坑害同僚、腐化上级、纵容手下，同时又把划到自己部门的好处尽可能的变成私人利益。这种人如果不能迅速的从组织体系中清除出去，这个组织肯定就离崩溃不远了。清王朝在其末期，出现李鸿章这样的实权人物，跟出现慈禧这样的统治者一样，是它自身腐化堕落和逆向淘汰的必然结果。清末统治阶层中并不是没有能抛开派系偏见团结协作的人物，左宗棠和张之洞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中法战争中，广西战场是两广总督的责任，不是楚军势力范围，但左宗棠一听说越南开战就立刻上书要求去前线；马尾海战之前，张佩纶到处求援，两广总督张之洞就把仅有的两艘军舰派了过来，两江总督曾国荃拖延了一段时间后也派了军舰过来，唯独北洋全程旁观；在越南战场，楚军的王德榜和张之洞推荐的冯子材可以精诚合作取得镇南关大捷；在台湾，楚军的王诗正也能跟刘铭传合作成功击退法军。不同派系势力之间的团结协作，是清军能在中法战争中取得抵抗外敌入侵胜利的关键。为什么左宗棠作为湘军系大佬，能够跟清流派大佬张之洞密切配合，而李鸿章经营直隶二十五年，面对日本入侵不论海军陆军都无人愿意为他提供支持呢？关键原因，就是左宗棠和张之洞能真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处理军国大事公心能压过私心，而李鸿章数十年来一心以淮军利益为重，有恶战就躲、有好处就捞，彻底破坏了派系团结的信任基础。这也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一大关键。有左宗棠和张之洞通力合作在前，我们就不能说甲午时期李鸿章被孤立是体制问题，而更多的是李鸿章个人品质问题。把李鸿章这种品质的人放到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才是体制问题。

经过李鸿章一番折腾，最后北洋水师总共搞到了大概八百多万两银子来购买外国军舰。他用这些钱买了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以及若干炮艇和鱼雷艇。这些军舰中，主力是“八远”，也就是定远和镇远这两大七千吨以上的超级铁甲舰，加上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平远这六艘两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在1887年，已经是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

这支舰队看起来很厉害。李鸿章引进了一批福州船政局培养的水师人才来担任各个军舰的舰长（管代），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北洋水师从章程到训练都模仿英国，从水兵到管代的工资也都比陆军高出一大截，还聘请了英国退役海军上校琅威理担任副统领来指导训练，俨然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但这些都是形式，北洋水师在精神实质上与李鸿章的其它淮军部队并无区别，就是一支“海上淮军”。

为了把北洋水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李鸿章在把表面文章做足的同时，在最关键的问题——北洋水师提督人选上，拒绝使用专业海军人才，而任命一个没有任何海军背景的淮军老将丁汝昌担任。

丁汝昌原是刘铭传部下的骑兵营统领，不仅没打过海战，连海岸炮台防御的经验都没有。李鸿章筹建北洋，参与早期创业的淮军高级官员要么老病不堪，要么就已经混了一个很肥的位置，安于现状，不愿冒险转行。丁汝昌因为跟刘铭传闹矛盾，被刘铭传逼得回家休养了好多年，没有捞到啥好位置，北洋水师提督的职位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李鸿章选中丁汝昌，主要是因为他参加淮军时间长，忠诚老实且作战勇猛，方便控制。至于丁汝昌能不能指挥好海军，在李鸿章看来并不重要——关键决策自己掌握，军事训练则交给琅威理和各舰管代，丁汝昌当好传令人和看门狗就可以了。

事实证明李鸿看人的眼光还不错。丁汝昌受此大恩，对李鸿章的感激无以言表，在提督的位置上忠实的执行李鸿章路线，最后也勇敢的自杀殉国。但作为一个海军外行，他在甲午海战中犯下一系列致命错误，成为北洋水师最终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

负责北洋水师弹药生产和后勤维修的是天津军械局，军械局的生产基地在天津，又在旅顺和威海两个军港设有维修所，它不归丁汝昌管，而是直接听命于李鸿章。李鸿章让自己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军械局的一把手。张家和李鸿章家族世代联姻，李鸿章结婚的花销都是张家出的大头，等李鸿章发达以后，张家大批亲戚也就跟着混到了淮军高位。张士珩只是其中一例。在张士珩的主持下，军械局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质量总是上不去，维修维护也很不到位，水师上下多有怨言。张士珩的心腹幕僚刘树棻被日本间谍收买，不断向日本方面提供北洋水师武器装备的各种情报，甲午战争结束后才被发现。

北洋水师所用的煤炭由开平煤矿提供。开平煤矿也是李鸿章主持开发的，直隶总督府是其最大股东。煤矿建设初期由唐廷枢负责。唐廷枢原来是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被李鸿章挖过来担任轮船招商局的董事，派他负责开平煤矿主要是为了方便从上海招揽商人投资入股。唐廷枢能力出众，把煤矿经营的不错。北洋水师当时买煤经费不足，优质煤卖给北洋并不怎么赚钱，但唐廷枢能分清主次，坚持以优质的五槽煤供应水师。

1892年唐廷枢去世，李鸿章为了讨好醇亲王奕譞，推荐奕譞心腹张翼接任矿务局总办。张翼上台以后，就改用劣质的八槽煤供应北洋，而把优质煤外销，其中很大部分被日本买走。等到双方海上交战的时候，北洋用的就是劣质煤，烟雾浓重而又动力不足，日本军舰却用的是开平煤矿的优质煤。从整个结果来看，就是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醇亲王和张翼等多赚钱，北洋水师被坑。

从北洋提督到天津军械局和开平矿务局总办，李鸿章在这三个关键位置上都因为个人私心而致所托非人。唯一还算正确的选择恐怕就剩下让琅威理主管水师训练了。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兵所敬惮。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业务，舰队训练任务多由琅氏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尚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传说。

有以琅威理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军事顾问支持，北洋水师训练搞得还可以。1886年5月，清廷派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对水师训练水平非常满意，以琅氏训练有功，向他颁发赤金底银质双龙纹饰的二等宝星勋章，并“加恩赏给提督衔”。

但琅威理拼命工作，跟赫德努力经营中国海关并试图担任“总海军司”的职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肩负着英国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清廷和李鸿章给琅威理封了一个提督的军衔和副统领的职位，琅威理和英国政府都理解为是跟丁汝昌平起平坐的“双提督”模式，至少也是正副职关系。李鸿章在给北洋水师的电令中也经常使用“丁琅两提督”的说法。实则无论清廷还是李鸿章都不认为琅威理的提督是实际职位，只不过是名誉头衔。1890年冬天，北洋水师南下香港过冬，有一次丁汝昌不在军中，琅威理试图以提督身份升指挥旗，表明自己所在的军舰即为水师旗舰，遭到了定远舰管代刘步蟾等人的反对。刘步蟾明确告诉琅威理，你的提督只是虚职，无权升指挥旗。琅威理大怒，立刻发电报请李鸿章明示。等他搞清楚刘步蟾所言不假以后，立刻就辞职不干了。英国政府也很生气，跟着撤回了其他军事顾问，并停止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

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来说，李鸿章的这个做法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赶走了琅威理之后，需要能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丁汝昌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才能，李鸿章也没有再去找替补。这一下，北洋水师的纪律就迅速松弛了下来。

尽管水师将领的工资已经很高，但大家还是不满足，克扣士兵饷银的情况都是常规操作。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威海刘公岛，除了丁汝昌，各级军官都不得在岸上买房子，必须常年住在舰上。这也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但所谓的学习仅限于字面上，各级军官基本无人遵守。

带头破坏规定的就是丁汝昌。虽然他有权住在陆地上，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修建了一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济远号管代方伯谦也有样学样，搞了不少房屋出租，甚至还为了争夺租客跟丁汝昌发生过争执。

在刘公岛周边，有一排一排的娱乐场所，包括赌场、鸦片馆、茶楼、妓院等等。它们背后的房东基本都是丁汝昌等北洋水师将领。将领们也时常来光顾，方伯谦就曾经跟丁汝昌为争夺一名妓女发生过矛盾，又与刘步蟾为了争娶一个美貌的小妾几乎拔刀相向。[1]

军队风气如此，日常训练自然也就变成了走过场。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旌旗蔽日，把“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拉出，载着领导出海拉风一把。如果要看实战演练，也很好办，靶子早在一个固定位置准备好，几个预定的开炮点也设置好，检阅开始以后，军舰开到这些预定地点，按照固定的角度开炮，百发百中。

按照这种方式训练，能打赢武器水平相当的外国入侵者，那才是见鬼了。

与此同时，朝廷为慈禧太后“做寿”的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海军军费是不可能再有增加了。1891年李鸿章搞了一次北洋大阅兵，从大沽口出发，途径旅顺、威海、胶州湾、青岛、烟台，来回18天，行程3000里，视察内容包括武器装备、炮台堡垒建设、海陆军编队训练与实弹演习、鱼雷艇实弹射击等等。阅兵完成之后，李鸿章不无得意的向朝廷保证“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朝廷有理由相信，北洋水师的武器水平再配合旅顺、威海军港炮台，用来保护首都渤海门户安全是足够了。因此决定从1891年开始，暂时停止海军添置新的舰船武器两年，省下来的钱用来修铁路以及给慈禧贺寿。

醇亲王为了给慈禧建颐和园筹款，计无所出，想出来传统的“捐输”方法，也就是直接出卖官位来敛财。这种办法在清朝中前是一种常规的战时军费筹措手段（见本书系第三卷第四章第六节），鸦片战争以后有了找外国银行借钱的新模式，“捐输”就用的少了。但就算沿用鸦片战争以前的成例，捐输也只能用于军费，拿来修园子是说不过去的，至少是会让慈禧太后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醇亲王跟李鸿章商量，以筹措“海军军费”的名义开“海防捐”，用于填补“做寿”造成的财政窟窿。这个事情后来被说成是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圆子。其实这个经费本来就不是海军预算，不过是借用了海军的名义而已。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海防捐全部拿去做寿，李鸿章也从中拿到了150万两的银子用于海军军费[2]。“海防捐”实际上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北洋水师的军费。

挪用克扣海军军费的情况确实存在，既有修颐和园的影响，也有各地督抚拖欠等因素。根据各种估算，修建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大约不到三百万两，各地拖欠的则略多于这个数字。据姜鸣的考证，去掉各种克扣挪用，李鸿章办海军实际得到的拨款大约是两千多万两，另外购买军舰的费用有八百多万两（包括朝廷拨款和从福建、南洋坑过来的钱），此外还有一些诸如修建旅顺军港的其它专项拨款等。[3]总共算起来，北洋水师建设费用超过3000万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远远超过了南洋和福建海军的建设经费总和。清廷虽然腐败，慈禧固然挥金如土，醇亲王和翁同龢等皇帝亲信又急于花钱“做寿”推动皇帝亲政，导致海军军费长期拮据，但从最终给李鸿章的钱来看，用来建设一支保卫渤海门户安全的海军，省着点花是基本够的。李鸿章自己在1891年也在奏章中信心十足的宣称，现有实力守卫渤海没问题。

此外，淮军还另有中央军费和各地厘金养着，李鸿章还控制着直隶地区的财政，以及开平煤矿、天津军械所、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大型军工或民用国企，并通过盛宣怀掌握着全国电报系统，又拥有对外交涉的特权。李鸿章的权力版图，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海陆军工复合体。如果这些资源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也应该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区域性强权。

可以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为李鸿章提供了如此多的资源，仅仅让他承担直隶和渤海地区的国防责任，绝对对得起李鸿章。

但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表现，显然对不起清廷，更对不起中国。

[1]黄治军，《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一卷），133页，中国出版公司、华文出版社

[2] 1885年海防捐用于海防的支出1128199两，1886年366577两，合计约150万两。见《龙旗飘扬的舰队》，第二章尾注《光绪元年~二十年北洋海防经费收入细表》，159页。